明清档案概论第一节 明清档案的由来一、明清档案的由来档案是组织或个人在以往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清晰的、确定的、具有完整记录作用的固化信息，是再现历史真实面貌的原始文献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两个繁荣强大的王朝，它们上承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发展，下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开端，历时五百多年史学界一直把明清时期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发展阶段，明清时期所遗留至今的档案也通称为明清档案明清统治者在政务活动中都十分重视文书和档案工作的开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衙门普遍设置了为数众多的文书档案工作机构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明令：“置天下诸司架阁库，以庋案牍据史书记载粗略统计，当时全国有名可考的地方架阁库就有三百个以上在中央，明王朝先后建立了许多皇家档案库和全国性的档案库，其中，位于禁中的大本堂保存着从元朝官府中收集来的档案和图书；古今通集库收藏有皇帝赐封给功臣、名将、藩王、驸马的诰封、铁券以及京官、外官的诰封底簿；建于嘉靖年间的皇室宬[①]珍藏着皇族的玉牒、历代皇帝的实录、圣训；规模宏大的后湖黄册库（今南京玄武湖）专门保管全国赋役黄册明代地方档案库建设规模也相当可观，如江西布政使司黄册库收藏的档案达到“库不能容”的程度，在英宗天顺八年（1464），一次就修建了50间库房。
太平府架阁库“建库三连各五楹，左藏黄册，右藏案牍但是，封建统治阶级对档案的保管主要是为了政务利用的需要，档案工作的发展始终限制在机关工作的小圈子里明中期以后，随着吏治的腐败，档案管理制度日益松弛，大量档案因保管不善，损坏严重特别是明代灭亡之际战争的破坏，使积存二百余年的明代档案毁于一旦清顺治、康熙年间，两次撰修明史，都曾在全国征集明代档案史料，共得档案两万多件，待明史修成后，就连同其它史料一起送交清内阁大库保存，后又几经破坏，仅有一小部分遗留至今清王朝的档案工作较之明代有了更大的发展中央各机关文书档案工作分工细密，都设有清档房和汉档房地方各级衙门都设有档房，负责管理本机关的档案有清一代，极重祖宗成法，文牍泛滥，各衙门档案日积月累，千宗白架，库藏十分丰富在中央，清沿用明代皇室宬作为皇家档案库又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设方略馆，后来成为军机处档案的保管地民初，军机处方略馆所存档案，由北洋政府接管，移存中南海集灵囿（解放后已拆除）1926年，归入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内阁大库是专藏内阁档案的场所内阁是清代重要的中枢机关，在军机处确立之前，内阁综理全国政务，雍正之后，内阁权力逐渐被军机处取代，变成办理例行政务、颁发文告的机关。
内阁事务繁杂，形成的档案为数最巨，种类最多，全部保存在内阁大库中大库建造肩带不详，可能是沿用了明代文渊阁建筑它位于紫禁城之东南隅，紧邻内阁大堂，由东西两座库房构成，西库贮藏红本，称红本库，东库藏实录、表章等物，称实录库大库自清入关后，“二百余年从未拆盖修理……”，道光时对大库维修过一次光绪二十四年大库再次损坏，正准备修缮，不久八国联军寇入北京，工程作罢到宣统元年，大库“更形渗漏，如再迟延，恐大木亦有糟朽之虞，”内阁奏请派员“查勘修理”现将库存实录、圣训移存内银库，将一部分重要档案移存文华殿两庑，来不及迁出的大批档案仍然露积在大库垣内后来，醇亲王摄政要查阅清初多尔衮摄政典礼的旧档，内阁检之不得，便借口库内档案无用者太多，于是奏请焚毁，并获得批准斯是，张之洞以大学士军机大臣管学部事，奏请将内阁大库藏书拨交学部，设学部图书馆（后改为京师图书馆），派学部参事罗振玉到大库挑选和接收书籍罗氏“见庭中堆积红本题本，高若丘阜，皆依年月顺序，结束整齐，”他随手抽出两束来看，见其中一束为乾隆时漕运总督管干珍督漕时的奏折，另一束为乾隆时军机大臣阿文成征金川时的奏折，两者日月衔接，具有次第，“询何以积庭中，始知即奏请焚毁物也，私意此皆重要史稿，不应毁弃。
他归部告于同仁，恳请张之洞上奏罢焚，将这批档案移存学部大内档案第一次流出宫外辛亥革命一举摧毁了腐朽的清王朝，虎踞龙盘的紫禁城内顿失昔日歌舞升平的景象，宗室亲贵惊慌失措乱作一团，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隆裕太后被迫正式公布逊位诏书，清王朝寿终正寝但是，按照民国政府《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规定：溥仪暂居宫禁，在宫内仍然保持皇帝尊号，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每年付给四百万元经费，并且要保护皇帝的私产清皇室俨然成为国中之国，紫禁城内一如既往清室将外朝部分的太和、中和、保和、文华、武英等殿划归民国政权管理，原在外朝的内阁大库，则仍属清室管理，禁锢如旧，积存于宫中各处的档案也被作为皇帝的私产，长期封存，任饱蠹鱼直到1924年9月，直系将领冯玉祥趁直奉战争之机，挥戈京师，发动了北京政变，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执行政府”决定驱逐清废帝溥仪出宫，筹组清室善后委员会，处理溥仪出宫后的一切事宜清室在军警的监督和保护下搬出故宫，住进后海甘水桥旧醇王府邸原存宫中各处的档案被留了下来由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清点、登记、整理、保管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由李煜瀛担任，委员十四人，有：汪兆铭、蔡元培、鹿钟麟、张璧、范源濂、俞同奎、陈垣、沈兼士、葛文浚，以及清室选派的绍英、耆令、载润、宝熙、罗振玉。
溥仪出宫的消息传出后，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心怀叵测，通电表示不满，并控制临时执政府，勾结清室，对抗善后委员会清室方面也在四处活动，千方百计要求恢复清室优待条件，妄图卷土重来，局势岌岌可危为了确保故宫的安全，杜绝来自各方面的阴谋和企图，善后委员会尽量争取时间，把故宫珍藏公布于社会，并根据《善后委员会条例》的规定，于1925年10月10日宣布成立故宫博物院，下设古物、图书两个馆，图书馆又分为图书、文献两个部陈垣为图书馆长，沈兼士、袁同礼为副馆长，沈兼士主持文献部工作当时业务分工大体是，古物馆主管历代金石绘画，图书部主管宋元以来旧版书籍及其他图书，文献部负责保管故宫各处的档案文献部成立后，立即着手对明清档案进行收集整理二、八千麻袋事件民国建立后，教育部接管了清学部所存的明清档案1913年，教育部在国子监旧址，设立了历史博物馆筹备处1916年，筹备处迁往午门，将原存国子监和学部大堂后楼的档案搬迁到午门和端门门洞中历史博物馆并没有妥善保管这批幸存下来的明清档案，只是把其中比较整齐的拣选出来，存放在午门楼上，余下的装入麻袋仍然放置于端门门洞中，邓之诚在《古董琐记》中曾记载此事：“胜朝内阁红本清厘时，贮麻袋凡九千余，移午门博物图书馆理之，司其事者，部曹数十人，倾于地上，各执一杖，拨取其稍整齐者，余仍入麻袋，极可笑。
北洋政府教育部和历史博物馆对如何处置这批档案一直举棋不定这批破旧档案毕竟是宫内的东西，于是谣言四起，传说麻袋里有宋版书等珍贵东西，甚至传闻其中有什么妃的绣鞋和什么王的头骨，引起了教育总长、次长直至工役们的浓厚兴趣和“关心”，他们忽然变成了考古家，在灰土与故纸之间济济跄跄，钻来赚取，拣取他们认为珍贵的东西，工役们也手执长棍，来回搅着，拾取一些黄绫表签之类1921年，教育部、历史博物馆以经济拮据、经费紧张为由，将存放于故宫端门门洞内的大部分档案（约15万斤），装了八千麻袋，视为废物，以4000银元的出售价格卖给北京西单同懋增纸店，以作重新造纸的原料翌年2月，罗振玉因事至北京，于琉璃厂得洪承畴揭贴及朝鲜国王贺表等，识为内阁大库之物其友金梁也购得题本、朱批谕旨等件二人遂多方询问，得知教育部、历史博物馆出卖大库档案之事，罗、金当即同往同懋增纸店此时，大库档案已运出半数，罗振玉以三倍于原价的价钱，出一万二千元将原物购回，把已运往定兴的运回北京，堆置在彰仪门货栈，后寄存于商品陈列所大楼，再迁入善果寺空房里把已运往唐山的运回天津，罗氏寓居天津，特辟库书楼藏之罗振玉先后两次挽救大库档案，功不可没罗振玉购得这批档案后，在北京闪频陈列大楼曾雇了十余人做了一些整理。
在天津库书楼，罗氏也略加检理了一点就两处所得，编印了《史料丛刊初编》十册罗氏以数月之力，捡理不过“千百之一二”，他深感“此事竟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及”，加之奉直交战，时局动荡，罗中止了整理1924年，他自留一部分（后送给日本人松崎40箱，1936年送给当时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64872件其余以16000元的价钱卖给了寓居天津的李盛铎李氏是原清朝官吏，曾为出国考察五大臣之一，他是国内有名的收藏家，所藏宋元以来珍本书籍及敦煌卷子极富，他对这些清宫秘藏自然很感兴趣不过，如此巨量的档案觅屋堆放十分困难，在天津的档案初由罗氏的库书楼迁往某家大院，后迁至谦信货栈在北平的档案也由善果寺迁至遂安伯胡同、顶银胡同两处迁移后，因库房狭小，档案充盈，无片地可供整理之用因此，李氏只检视了一两袋，其余再没有翻动，准备出卖适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需要一批档案史料供研究之用，经与李氏接洽，议定以18000元购回自此，大库档案经教育部卖出，辗转播迁，数易其主，最终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购得，重约12万余斤，前后损失了2万多斤该部分档案后来面临两种命运与抉择：一是1936年，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将部分档案迁至南京保存，后又辗转移至台湾保存；二是留在北京的部分档案，解放后则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成为该中央级综合历史档案馆丰富馆藏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八千麻袋事件的发生，主要是清末统治者和北洋政府不重视档案工作而引起的据载：内阁大库从公元1670年始建到1919年，在历经240年的时间里，从未维修过由于大库长期失修，库房“墙体内裂，木料腐朽”，档案柜架虫蛀朽烂，每遇天雨，库内积水盈尺，档案处于潮湿水泡之中在此期间，虽然曾有宫廷役员呈书皇上，请求拨款对大库进行修缮，但朝廷以“国家库款支绌”为由而一拖再拖，直至大库倒塌大库倒塌后，档案缺乏专用库房，保管条件更加恶劣，使档案进一步受到损害，以至引起后来档案拍卖事件的发生清末时期的档案管理工作非常薄弱，朝廷没有设立专门的档案工作机构对内阁大库进行管理而是由“典籍厅和满本房兼管”，也没有设立专门的役员负责管理内阁大库的日常具体工作，入库的档案没有进行明细登记，所有档案都是成捆包扎，按地域存放平时，大库无人入内，满库都是灰尘库内档案无人整理，类目不清，库藏内容和数量没有一个准确的数目在内阁大库档案移出时，既没有办理任何交接手续，对移出来的档案，又没有进一步统一管理还有大小官僚对档案的偷盗行为，最后被公开拍卖，使档案遭到了灭顶之灾八千麻袋”事件的发生，不仅使我国历史文化遗产遭到了巨大损失，而且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内阁大库档案的内容纵贯了我国清前期各个历史阶段，横括了自然和社会各个领域，这些档案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民间习俗的真实记录，是我们当今进行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宝贵历史资料由于这一事件的发生，使这些历史资料惨遭毁坏后来，虽经有关方面的极力抢救，但因几经辗转拍卖，剩存下来的已寥寥，不少珍贵档案流落他乡，仅流向台湾的就有二百多箱此外，流入日本、美国、英国等地的档案不计其数这些档案的大量流失，使我国历史文化遗产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致使很多史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不能顺利开展，对有些必须查阅的档案无处可觅，档案史料编纂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八千麻袋事件的发生离我们已有一百多年,但事件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永远的在我国现阶段,有《档案法》作为准绳,明目张胆地拍卖国家档案的事件也许不会发生,但有些单位轻视档案管理工作,未将档案工作排上适当的位置,如果不重视档案管理工作,在对档案的保护措施上不加强检查督促,档案损毁的事件就有可能再度发生随着现代科学的高速发展,档案的制成材料正在发生大的变化,档案载体已由原来的纸张扩展到了胶片、磁带、磁盘和光盘等,这些载体档案的保管条件十分苛刻,需要特有的保管方式,稍有疏忽,就会使档案受到损害。
在一些新闻、文化、教育单位,产生这类载体档案的数量不少,但建立适合于这类档案保存的专用库房却不多,使得有些录相、录音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