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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早年遥远而清晰的梦发生在军工厂里的故事 1971年12月我参加工作。差几天到16岁生日。5708厂位于花溪磊庄,离贵阳40公里,厂房林立、绿树成荫。曾经十分辉煌。可惜已政策性破产。进厂时4个人住一间宿舍。同室师傅东西太多。不愿意搬动,我就主动住上铺,一睡就是3年。三楼顶层没有隔热板,热得难受冬季窗玻璃上冻起冰花,冷得透心。一天夜里放在床头的蚊香将枕巾点燃,满屋飘烟,被师傅叫醒还朦朦胧胧。刚到电渡厂房,见地上堆着一个个铁桶,上面印着骷髅,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槽子里荡漾着各种化学溶液:工人们穿着灰绿色的防护服,戴着帽子、眼镜、口罩,还有胶手套、水靴、长围兜,站着不敢乱动。表面处理工种多与化学毒品打交道
2、。一次污水处理不好,毒死了农民的5头牛。工友也有被酸碱烧伤的。当时用大铁桶装烧碱,很硬。需砸碎后才能使用;我抡大锤,师姐掌钢钎,配合默契。厂里管理严格,请假很难,特别对学徒工。每月派车送贵阳学工回家一次,后来改成半月、一周。十几台解放牌大卡车,几十个人挤在一起,无所谓超载,不知道危险。冬天冰天雪地,轮胎捆上防滑链条,也要回家。那时正处于“*”时期。几个师傅被厂里办学习班,许多人不敢与之来往,见面连话也不敢说。我很同情他们,照常说笑。一师傅患肺结核病,大把吃药,有的学工和他讲话时脸侧朝一边,担心传染。我从来都是正面接触,怕伤害人心。后来体检时发现肺部有钙化点。1973年6月的一天,夜里出来散步,
3、走到车队见一辆小卡车停在修理班,一时心血来潮。3个17岁左右不懂事的学工将汽车推出来,然后一人管方向盘、一人管刹车,争相着发动起就往高炮营方向冲去。我坐在驾驶室右侧最边上,心想要是翻车就跳出去。开出不远遇上爬坡,车就熄火了。开始厂里认为我们几个想投敌叛国,盘问并调查了许久,认定我们只穿背心,既没带行李又没穿外套,这才罢休。现在想来不可思议,可那是“*”时期。同宿舍的一名学工水靴被弄脏了,也说要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车间办了一个以电渡厂房为试点的学工学习班。有一次在车间大会上,主任在台上说:有的人七、八个在一起开黑会,商量用斧头、匕首来想干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是硬的!当时我想这是
4、谁呀,这么大的胆。谁知一回到家里,母亲就焦急地询问我。原来车间党支部派人来,说我们好几个人准备要用斧头、匕首来摧毁这次学习班,所以学习班也不敢办了。听到这个消息,我顿时气得说不出话来。母亲第一次为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流下了眼泪。回厂后在学习班上,我气愤地问他们为什么造谣中伤,只听主任一个“好”字。第二天便被护送回家。不让上班了。后来才知道,我们一群学工在宿舍里闲聊,说到贵阳“南霸天”打群架的情形,被入门外偷听上纲上线了。1974年11月,厂革委会审批同意一批学工按期转正定级。有一天,为工友抛光自行车护链盒上的不锈钢装饰条,被厂部机关一科长看见。叫我交给他,没交。把车间主任叫来。我还是不交。主任
5、脾气本身象大炮,结果跑到厂革委会。说我顶撞领导,干私活。要求延期转正。我的名字便从学工转正定级名单中划掉了。我没有屈从,而是据理力争,包括写大字报。我历来工作认真负责,技术过硬,一些工艺上的小发明前几年还在使用。群众基础好。给一师傅买耐火粉没东西装,脱下外衣包回厂。在大家的支持下,厂革委会组成调查组。1975年8月终于撤销延期转正决定。补发工资后,开后门买了两块全钢25钻上海牌手表,自己一块,给二姐一块。不久当上组长,负责整个电渡厂房的生产作业。*时物资匮乏,什么都要票。工厂小卖部里点心只有大众饼干、糖条、山楂片等几种。抽烟喝酒都凭票供应。刚进厂时,每月十几块钱的工资,除去吃饭,所剩无几。曾经
6、有次从磊庄走路回家,到花溪后有客车,到贵阳要3角钱车费,也没钱买。几个人打伙买一瓶啤酒,刚喝一口,象马尿不喝了。青杠子等代粮酒更难下咽。偷着抽烟,见师傅来赶紧往窗外一扔。一只烟便是人情。有人不愿意发烟给大家。在一起想抽。又熬不过别人,于是拿出烟盒抽出一支。将烟盒捏扁,随手往地上一扔。大家认为没烟了,过后再捡起来,其实里面还有几支。开始骗得了人以后也就不行了。到食堂打饭,一伙人敲着盘子、饭盒。5分钱一个的白菜,2角5分可以吃净肉,好在不搭杂粮。常常一回家就花光钱,回厂后吃糖泡饭。从事有害工种,每天有3角钱的伙食补助。臭肉炸干来吃。死牛也买来改善伙食。一天见宿舍地上一脸盆倒扣着,好奇地打开一看,一
7、只黑毛大鼠泛红的双眼恶狠狠地盯着我,赶快盖上,后成为他人盘中餐。在食堂当管理员时,有几百号人吃饭。半夜2点钟叫醒几个工友,来食堂帮忙做馒头,纯粹尽义务。老鼠很多。帮厨的一个青工为打老鼠落在洗菜池里。带着手套抓老鼠。在淘米用的箩筐里,一手一个。生了许多蛆虫的醋也舍不得倒掉,用纱布过滤一下照常使用。在食堂时从不占便宜,即便物资匮乏而库房钥匙就在手中。第一次从吉林出差回来,买了满满两包东西,下火车时还得请人帮忙扛上肩。1977年元月到北京,3元一只烤鸭赚贵。过几年又到北京,7元一只烤鸭还是赚贵。在沈阳火车站,买了一斤糕点准备带上车,迎面走来两姐妹,拉住我,说钱被偷,母女三人已饿了两天。我怕上当跟着来
8、到候车室,见老大娘果然在看行李。我给了5元钱,又把手上的糕点也给了她们。上世纪70年代花溪区缺粮,我厂派车到织金一粮库去拉米。每人提一把冲锋枪,满满几梭子子弹。我给其他基干民兵说,万一有饥民来抢粮食,反正我是不会开枪的。三岔河是用船将卡车渡过去的。途中吃饭,那肉臭得要命。有次在厂里值勤,一民兵将枪口对着人开玩笑,幸而被制止。结果走火一枪打进墙里。毛主席逝世时担心阶级敌人破坏,持枪值班,夜里被蚊虫放肆叮咬。在广场参加追悼会。每个单位都送花圈。我厂做了个很大的花圈,全扎白花,用不锈钢做了两架飞机,镶在花圈上。伟人去世每个人都是真心悲痛。娱乐生活象满街穿中山装一样单调。厂里发的劳动布工作服洗得干干净净。当成时装穿。油然而生工人阶级主人翁为国家作贡献的自豪感。不准打麻将,没有歌舞厅。晚上打着电筒抓田鸡、摸黄鳝。看露天电影,早早的就把椅子搬到球场,占据好位置。8个样板戏翻来覆去也看不厌。几副朴克放在一起打“炸弹”,手都抓不下。35个“K”,56个“9”,输了贴纸条,画花脸,做俯卧撑。爬在地上起不来,大伙笑翻了,还不停地叫嚷:“还差25个”!1978年考大学,厂里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