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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晚唐古文家孙樵对文体的创新文体的革新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重要成果，对此研究者有充分的论述。刘国盈说：“所谓古文运动，简单地说，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旨归的一种变骈为散的文体改革运动。”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首先辨析“古文”一词的含义，也明确指出古文是与骈文相对的新文体。孙樵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殿军，对古代散文体裁的革新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前人对此有零星论述，如陶喻之就认为兴元新路记是一篇议政杂文。所以，孙樵对散文体裁的开拓实有深谈之必要。 孙樵，字可之，一字隐之，唐宣宗大中九年进士，曾任职方郎中，和李潼、司空图一起，号称“行在三绝”，晚唐著名古文家。孙樵对散文体裁的创新，体现在记文、祭文、赋等体裁方面。孙
2、樵古文体裁的创新，首先体现在对“记”体文的创新上，书褒城驿壁和兴元新路记是代表。文章辨体序说：“金石例云：记者，叙事之文也。西山曰：记以善叙事为主。禹贡、顾命，乃记之祖。后人作记，未免杂以议论。后山亦曰：退之作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窃尝考之：记之名，戴记、学记等篇；记之文，文选弗载，后之作者，固以韩退之画记、柳子厚游山诸记为体之正。然观韩之燕喜亭记，亦微载议论于中。至柳之记新堂、铁炉步，则议论之辞多矣。迨至欧苏而后，始专有以议论为记者，宜乎后山诸老以是为言也。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如记营建，当记日月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后，略做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至范文正公之记严祠
3、、张文潜之记进学斋、晦翁之作婺源书阁记，虽专尚议论，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为体之变也。”这段话论述了“记”体文的发端、特点，以及“记”体文在唐宋之间的发展演变。虽然“记”体文的发端尚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但对于“记”体文的特点及其演变则论述极其精当。“记”体文以叙事为主，到宋代以议论为主。兴元新路记虽然叙述了主持修路的官员、修路的过程、路途的详细情况，尤其是路途状况，占了全文四分之三以上。但孙樵叙述路途状况主要是为了说明兴元新路和褒斜旧道的优劣，写主持修路的官员和修路的过程，是为了突出荥阳公郑涯的“济民于艰难”，批判以贾昭为首的官吏不能尽心于公事。这样，孙樵的主要目的为荥阳公郑涯鸣不平，破
4、除“道路”的“唧唧之叹”和“朝廷”的“窃窃之议”就达到了。所以，不仅文末有大段议论，而且在路况叙述过程中亦杂出议论，文章详细地记录了兴元新路每一段的情况，不时发表自己的看法，点明新路的优缺点，而且明白地说明新路不足的原因在于“都将贾昭争功”，“苟使贾昭尽心于荥阳公”，则新路胜于褒斜旧道。也就是说，文章形式上是叙事为主，但精神上却是议论为主。这种写法，既不是“记”体文的正体，也不是宋代纯以议论为主的变体，而是处于正体向变体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而书褒城驿壁则一反常规，不叙述褒城驿的兴建过程，而是叙述褒城驿由繁盛到破败的过程。孙樵借驿吏之口说出褒城驿的破败原因，宾客没有“顾惜心”，“棹舟则必折篙破
5、舷碎?而后止，渔钓则必枯泉汩泥尽鱼而后止，至有饲马于轩，宿隼于堂”，工作人员即使有心修理，也赶不上破败的速度，所以渐趋芜残。接着用老?的话深化主题：“今朝廷既已轻任刺史、县令，而又促数于更易，故州县之政，苟有不利于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在刺史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在县令亦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缘恣为奸欺以卖州县乎？”褒城驿的遭遇反映了管理的弊端，州县官对州县管理的弊端也是如此。刺史、县令因为“促数于更易”，就像宾客一样，对待州县的治理也是毫无“顾惜心”。因此国家也日趋破败，对话之间，寓以深忧。和兴元新路记相比，写法不同，兴元新路记虽然精神上是议论的，但仍以叙事的手法为主，
6、这篇文章却是以驿吏和老?的议论作为主体的。从这方面来说却完全是宋调了。杨庆存认为宋代记体散文和唐代相比有“立意高远”的特点，亭台堂阁记变唐人“以物为主”为“以人为主，将强烈的主观意识纳入其中”，山水游记变唐人“单纯的自然审美型”为“兼重议论说理的复合型”，提高了游记散文的“信息容纳量和社会教化功能”。孙樵的书褒城驿壁和兴元新路记就是将强烈的主观意识纳入记体文的写作之中，突出了社会批判意义。孙昌武盛赞韩愈的蓝田县丞厅壁记“是一篇含义深刻的讽刺文，在写法上和内容上都很独特”，这篇文章突破了记体文“备不忘”的写作要求，但其对县丞地位的尴尬和崔斯立怀才不遇的同情，还是采取了记叙的手法。孙樵对文体的创新
7、，还体现在祭梓潼神君文对祭文的变革上。按文章辨体序说的看法，祭文的演变如下：“古者祀享，史有册祝，载其所祀之意，考之经可见。若文选所载，谢惠莲之祭古冢、王僧达之祭颜延年，则亦不过叙其所祭及悼惜之情而已。迨后韩、柳、欧、苏，与夫宋世道学诸君子，或因水旱而祷于神，或因丧葬而祭亲旧，真情实意，溢出言辞之表，诚学者所当取法者也。大抵祷神以悔过迁善为主，祭故旧以道达情意为尚。若夫谀辞巧语，虚文蔓说，固弗足以动神，而亦君子所厌恶也。”则六朝祭文之正规写法，是“叙其所祭”和“悼惜之情”，到唐宋而改变为“或因水旱而祷于神，或因丧葬而祭亲旧”，对象改变为神或亲旧，“祷神以悔过迁善为主，祭故旧以道达情意为尚”，所
8、表之情也由“悼惜”而变为“悔过迁善”、“道达情意”。梓潼神君即张恶子。汪师韩注：“宋孙光宪著北梦琐言，梓潼县张恶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州张生所养之蛇，因而立祠，时人谓为张恶子，其神甚灵。宋祝穆撰方舆胜览，张恶子庙即梓潼庙，梓潼县北八里七曲山。按图志，神姓张，讳亚子，其先越?人也，因报母仇，遂陷县邑，徙居是山。又按英显王庙在剑州，即梓潼，神张亚子仕晋战没，人为立庙，唐元宗西狩，追命佐丞。僖宗入蜀，封济顺王。”此文因是祭神，按常规写法，应是“悔过迁善”。此文虽然是“悔过迁善”：“樵实顽民，不知鬼神，凡过祠宇，不笑即唾，今于张君信有灵云。”但孙樵却写了两件十分怪诞的事情，会昌五年和大中四年，
9、梓潼神君两次显灵，帮助孙樵渡过难关，读之如志怪小说，所以汪师韩评之为：“此记事为祭文，然近小说家语。”实为祭文中之趣闻。另对赋体的创新，体现在大明宫赋和露台遗基赋中。曹明纲赋学概论说：“文赋是赋体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于唐宋时期才形成的一种新类型。它在吸取以往辞赋、骈赋和律赋创作经验和形体特点的基础上，更融入了当时古文创作讲求实效、灵活多变的特色，从而在形体方面形成了韵散配合、骈散兼施、用韵宽泛和结构灵活的新格局。它的篇幅长短皆宜，句式骈散多变，创作不拘一格，题材无往不适，用途宽广无碍，是以前任何一种形式的赋体所不能同时具备的。”大明宫赋和露台遗基赋的讽喻作用、结构灵活、多用议论都体现了文赋的特点
10、。大明宫赋借大明宫神大发议论：“籍民其雕（应作凋），有野而蒿；籍甲其虚，有垒而墟；西垣何缩，疋马不牧；北垣何蹙，孤垒不粒。”自己却正话反说：“今者日白风清，忠简盈庭，阖南俟霈，阖北俟霁，矧帝城阗阗，何赖穷边！帑廪如封，何赖疲农！禁甲饱狞，尚何用天下兵！”最后又用神的话推翻自己的正话反说，肯定神自己说的话：“孙樵，谁欺乎？欺古乎？欺今乎？”形式之灵活、议论之深刻、讽刺之突出都与文赋一致。露台遗基赋也是如此。文章主题就是中间大段议论：“惟昔汉文，为天下君，守以恭默，民无怨慝，天下大同，朕以凉德，君子万国，唯日兢兢，如蹈春冰，高祖惠宗，肇启我邦，作此宫室，庶几无逸。逮夫朕躬，孰敢加隆？矧麋府财以经此
11、台。周为灵台，成乎子来，文王以升，以考休征，兹台以平，周德惟馨。章华虽高，楚民亦劳，灵王宣骄，诸侯不朝，民既携二，王遂以死。岂朕不惩，斯役实兴，鸠材啸工，以害三农，斯岂文王灵台之旨哉？”虽然都采用了问答体，都主要使用了四字句，但两篇赋的感情表达却又不同。大明宫赋是愤慨，露台遗基赋是无奈。孙樵要求写文章必须“储思必深，?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中病归正”，推崇“玉川子月蚀诗、杨司城华山赋、韩吏部进学解、冯常侍清河壁记，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读之如赤手捕长蛇，不施?骑生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的艺术境界，他对文体的创新也恰恰体现了他“储思必深”、“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
12、”的艺术要求，同时也体现了唐代古文运动的成就。本文为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晚唐古文家孙樵研究（2010FWX021）阶段性研究成果注 释：刘国盈：唐代古文运动论稿，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第146页。吴纳：文章辨体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2页，第54页。杨庆存：宋代散文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页，第196页。汪师韩：丛睦汪氏遗书?孙文志疑，光绪丙戌秋八月钱塘汪氏刊刻于湖南长沙，现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曹明纲：赋学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页。（作者单位：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编校：董方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