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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维创新与领导行为能力岭南大讲坛企业论坛第五期主讲人：易江（著名经济学家、南华工商学院院长）时间：2008年3月21日地点：清远市工商行政管理局16楼会议室一、思维创新的四个要求首先我们来看思维创新对我们有哪些要求？从思维创新来看，有四个方面的要求。首先，思维创新要有追问精神。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企业家来说，一定要有一个追问的精神，所谓追问的精神就是从四个方面走出来，我们思考往往可能陷入四个方面的局限。第一个是从先入为主的认定中走出来。我们有一些观点先入为主，认定了以后就以为是这样，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比如说公平的理解，我们在很多企业讨论我们要公平竞争、我们要实现社会公平，其实仔细想一想，很多人把公
2、平看作是平等，把公平和平等相联系，平等是大家一样多，所以中国在长时间以来实际上是平等的思想根深蒂固。从中国的遗产分配，我们和日本、和美国相比，中国是明显的平等分配，有局限但是它是平等的。日本的遗产分配绝对是长子继承制，如果都是女儿只给大女儿继承，而大女儿必须招郎入赘，大女婿作为儿子来继承，所以日本的遗产不是平等分配的。而美国是我的地盘我做主，我想给谁就给谁，美国的遗产分配，比如说一个影星，将财产一百万遗嘱写上给他的猫，不是平等也不是公平分配。而中国如果是三个女儿，是平等分配的。任何时候我们说到公平，我们理所当然就是平等，平等和公平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说公平竞争，所谓公平就是得其益所得，得到的应该
3、得到，比如说在企业管理中，我们讲到公平管理，就应该说是张三今天加工零件20个，李四40个，如果管理者都给他们一百块钱，这毫无疑问是平等的，但是是不公平的，为什么？总有一个人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如果给张三200块钱、李四100块钱，李四就会说不公平、不平等，是不平等，但是是公平的，因为张三和李四得到了他们应该得到的。在企业管理中的思维创新，首先要清理我们先入为主的认定。这是第一。第二，走出自上而下的解释。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些东西从上面传下来，是自上而下的解释，我们就是一种解释，没有想如何真正的去理解。我们国家提出科教兴国，这是非常好的方向，就象主持人所说的是一种领导力的方向，但是科教兴国怎么实现
4、呢？如果我们就是空喊这个口号，科教兴国永远就是一句空谈了，所以我们很多人思考要科教兴国，根据中国几千年的经验教训，必须要国兴科教，国家首先要拿出一批资金组织一些人力，对一些高科技的东西组织攻关，对教育进行支持，如果我们仅教科教兴国，最后谈了十多年可能没有效果。现在我们要认识到很多东西必须要重新对自上而下有一些号召，对我们的理解进行创新。第三，走出内心情感的束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情感，但是往往我们的情感束缚我们的思维开阔和走向局限，比如说对小孩的教育，我做过一个很典型的实验，桌子上摆一个杯子，这个人走出去，把桌子摇动把杯子打到地上，三岁半的男孩子在旁边玩会有什么样的反映呢？这时的孩子是一个很
5、重要的转折点。我们找到美国、印度、中国的孩子各有十个，一个一个实验之后发现美国的孩子有六个，在杯子打下去之后马上就起来推桌子，他就奇怪桌子为什么动起来了。中国的孩子有七个，马上站出去跑出去找妈妈，说妈妈杯子不是我打烂的。而印度的孩子九个是双手和十。这个实验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概念，三岁半的孩子就有这样的差别，绝对不是天生的，肯定是在我们的教育方面产生了一些差别。后来我问我们很多的母亲是怎么教育小孩的，他们说小孩出去玩不要出去啊，外面有鬼、有警察、有狼外婆，使孩子没有了追问意识，而是一种害怕，母亲的教育是一种以防万一的教育，这样的教育可能丢掉了99.999%的想象空间。这种内心情感的束缚，也是明显
6、影响我们的思维创新。第四，我们要从区域方位的局限中走出来。比如说我们长期在这个地方，屁股坐在这个地方，很可能就会受到一种局限，视野就不够宽，我们走出这个局限就需要思维创新。举一个例子，上海浦东的发展是思维创新的结果，上海浦东当时有很多经验，怎么去做，但是他们就想到了一点浦东应该怎么定位，他们找到了金融路灯理论，什么是金融路灯呢？金融中心就像是路灯一样，隔远了有些地方就照不到了，有些地方就是黑的地方，靠近了路灯就浪费了。上海经济学界就讨论了，沿太平洋西岸有三大现成的金融中心，比如说新加坡、香港和东京，但是香港和东京之间有着很一个很大的空缺，就是路灯缺失，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金融中心，金融中心历史的
7、使命就应该放在上海，上海的浦东就定位于金融中心，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论的支持。这个理论的提出就改变了我们过去简单的模仿三来一补的创新，对上海取得新的跨越发展带来非常大的作用。那么我们清远的定位，也可以从更高的角度提出我们的定位，认定之后就对我们各个地方的发展有着不可比拟的作用，这就是追问要从四个方面走出来。追问一：中国为什么原创性不强？中国的原创性不强，但是模仿性不错，原因是什么呢？其实这是很值得追问的。两千年前东西方就有一个重大的差别，东西方都追求真，但是西方追求的真是追求真实，实实在在，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虽然这一句话很简单，但是西方认为要对事情实实在在的描述，比如说地球是围着
8、太阳转，不管教皇怎么说，地球还是围着太阳转，但是中国从两千年开始就有一个重大的变化，追求真诚，孔子的一些语言，中国儒家的传统是追求真诚来起步的，我们中国的儒家学说实际上是说如何做人的道理。真诚它就有价值判断，就有年龄大小、职位高低对你说话的影响，而且你会想这个话会影响什么人、得罪什么人，事实本身就是这样的话，你在表达的时候很可能不敢表达，或者你表达要看他怎么想，而顺着他去表达。两千年以来，中国做人这样的一种知识传递下来了，而西方国家追求真实的知识，这个方面的精神传递了下来。为什么我们不讲真理呢？中国的真一加上理之后，这就变成了真诚的另外一个表达。理是一个“王”加一个“里”，王手里的东西就是最大
9、的东西，所以中国的真理是谁大谁就有理，这就是几千年精神的传递。在开始的起步阶段，应该说东西方没有很大的差别，中国还有四大发明等等，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我们发现这中间的差距就拉开了，在两种不同的轨道上西方的不断研究自然规律的真实性，所以他们就有了万有引力、爱因斯坦相对论，以及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数码技术、网络技术，这些都是从“真实”的角度上，一步步追问下来而得到的。而我们从真诚的角度一步步追问下去，就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循环，中国一代一代人的努力，中国的代和西方的代是有差别的，中国的代是朝代概念，朝代是时间的循环，一朝天子一朝臣，而西方的代是时代的概念，是时间阶段的标志，它的时代可以不断的从前人的基础
10、上我们再往前进，不断的逼近更高的真理。我们中国的朝代，总是在不断的循环。这就是中国和西方最大的差别。西方追求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尽管可能得罪人，但是这种得罪在未来就有一个起点，而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以真诚为主，本来人大代表是代表人民去反映意见的，但是一讲话开头就是我向领导做如下汇报，这个汇报实在是忠诚性的理解，而不是真实性的客套，我并不是说他们不对，但是我们要找到根子是在什么地方，我们缺什么东西。西方国家关注逼真性，尽管我们不能穷尽真理，但是不断的逼近真实。爱因斯坦说过我们不可能了解世界的奥秘，但是必须要知道我所处的位置。但是中国关于忠诚性的话，使我们更多的看别人怎么想，所以思
11、想的解放、思维的创新就受到了局限。从这个角度上，西方的企业家不管你得罪我什么，但是我用的是真才，但是中国的企业家用的是真情，所以我们今天说真情实意，也没有错，但是对创造性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结果。西方和中国通过两千年来历史的强化、同化或者内化成各民族的心理积淀，最后形成了相应的淘汰机制。求真实的人、得罪人的人就可能淘汰，而真诚的人就可能会被留下，宰相刘罗锅为什么最后总是说真话的被淘汰了，而表示忠诚的和绅容易受到欣赏，这样历史剧在不断的强化我们，我们还在走这一条路。我们提出要创新，怎么创新呢？就是要找到我们的根子，并不是说真诚不对，真诚是非常浓厚的积淀，而真实是非常薄弱的，所以我们的企业家应该按照邓
12、小平所说的求真务实、实事求是，这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解放的一个突破点。只要做到这一点，思想创新就会找到我们正确的道路，这是第一点。追问二：中国为什么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中国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的追问。实际上这一句话有它的道理，东西方都有他们的法律，但是法律的本质是不同的，西方追求的法律是实现权利和义务，所以他们经常讲的是人人生而平等、追求幸福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如果你要追求幸福，你就要承担什么样的义务，权利和义务在法律上进行调节。而中国不一样，几千年来中国的法律更多是追求政治的稳定。权利和义务是关于人的财产、人格方面的等各个方面的东西，所以资本主义革命，在拿坡仑之后，他讲他重要的贡献就是制订了拿坡仑法
13、典，把过去封建社会不注重权利和义务，变成了重视权利、义务，所以是非常重要的法律，是民法。中国的法律追求政治平等，过去追求皇权稳定，是追求刑法的重要性，杀一儆百、杀鸡给猴子看，中国的刑法很发达，无民法可依。现在我们宪法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改进，私人财产的保护和物权法的出台，是真正的弥补我们无法可依的情况。但是我们有法不依是什么呢？西方法律他们具有神圣性，圣经是由旧约和新约构成的，旧约人和上帝签约，而新约和人上帝的儿子耶稣签约，上帝是永恒不变、永恒存在的，全能全善的，所以对他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要坚持法律的神圣性和可持续性。而中国的管理者认为最高的管理是心服口服，所以认为刑法管理是低档次的，但是是必要
14、的，所以一般人说刑不上大夫，刑法是等而下，是给老百姓的，高尚的人是不用刑法的，是靠高尚、崇高的道德价值来约束的。其次，思维创新要有辨析能力。思想创新的第二个能力，就是需要有辨析能力，要对一些东西进行分析、分辨。我们现在也在讲一些概念，但是概念不是简单就概念而概念，而是要跟概念的关系进行整体的理解，比如说我们讲国家。国加家，概念就改变了，如果光讲国的时候，我们知道国在西方看来它是城邦的概念，中国的国是家国概念，这是非常大的差别。西方的国是城邦概念，城和城是联系在一起，城市又和市场联系在一起，所以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是有一个深厚的认同。一个市场和一个市场联系起来，就成为一个联邦。为什么西欧很容易成为
15、共同体，很容易货币统一，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国家都是城邦性的，我们把贸易搞好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使得我们可以得到幸福，所以他们可以进行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而中国的国，最早是不同的家族争斗，比如说刘邦胜了，天下姓刘了，刘家就变成了家和国，实际上中国是一个家、国的概念，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没有根基的，我们更多是封建的东西比较多，家不需要做市场，是自上而下的管理，而市场是平等交换的，所以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思想创新，如果人不创新就很可能回到封建思考的历史，很可能会走向计划经济的旧路。为什么提出思维创新，就是因为看到我们封建的思想根深蒂固，我们家族自上而下的管理也是传统，我们要改变它也只有三四十年时间。第三，
16、思维创新要有宰制性类比能力。第三个能力就是宰制性类比秤砣原理。经常很多人到外面参观学习，人家说到新加坡去，哎呀，新加坡不错，衣服领子三天不洗也不会脏，其实对任何地方的对比都要进行宰制性，宰就是主宰的意思，制就是主要的对国家影响最大的制度，这种宰制性对比我们叫它是秤砣原理，影响就象是秤砣一样。比如说我们称一样东西，秤砣离这个东西很近，如果很重秤砣就远了，所以对宰制性的东西随着时间越远越起作用。哪些东西对未来的影响是宰制性的呢？第一个是土地，西方和中国的差别，我们中国具有宰制性的差别。西方国家的土地是私有的，所以到香港去看，香港最好的是半山，私家道路、私家宰制，私人的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我们国家的土地，1949年以后最大的变化，那就是国家和集体的，这个差别在经济学上解决了两大矛盾，经济学认为人类经济发展两大根本性的矛盾，第一是私人所有和社会化大生产活动，私人谁拥有这一块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