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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学东渐与近代中韩法制变革演讲范文 近代中韩法律制度的变革，实际上指的是19世纪以降中韩两国在面临西方列强武力叩关过程中，由以儒家伦理为主导的德刑并重的中华法系走向罪行法定、刑民分类的近代西方法律的进程，这是中韩两国近代法律史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考察这种“脱中入西”的历程对两国今日法律制度的理解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如在中国和韩国法律制度中为什么会更多具有大陆法系的因素，而少一些英美判例法的影子呢？这一切均可从近代中韩接受西方法律制度的选择中找到答案。 探询近代中韩法律制度的“西化”轨迹，除了两国与西方列强所处政治军事的明显劣势下的不得不接受，其推动力还在于西学的大量流入，以及西学对中韩官绅的影响
2、所致。换而言之，近代法制变革的重要推动力就是西学的输入。 那么何谓西学？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输入方的西方国家与接受方的中韩对此的理解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一致的。从西学主要输入参与者的欧美传教士的言论可以看到，他们始终认为西学是西方整个文化体系，即包括西方的自然科学，同样也包括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就将西学归结为三个部分：“一是神理之学，即天地、万物本质之谓也；二曰人生当然之理，即诚、正、修、齐、平之谓也；一曰物理之学，即致知格物之谓也。”(1)但在西学的受众们看来，西学不过是富国强兵、坚船利炮。在早期改良主义者眼里，西学也仅仅只是“形下之器”，即“西艺”。而在张之洞劝学篇中，西学的内容
3、才稍见扩展，但也不过是应世事之学，所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2）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盘.学习西方的科技、经济、法律、政治、社会学说，授受双方到此对西学的理解找到了共同点，交会在同一个坐标点。而同处儒文化圈内的韩国和日本也走过了与中国类似的历程，“卫正辟邪”、“和魂洋才”就体现了这一点。 而作为政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制度是随着中韩士绅对西学认识的发展而渐进的，诚如汤因比所言“生活表层在技术方面的变化将不会仅仅局限于这一表面，它会逐渐地达到更深的程度。”(3)因此将西学东渐与近代中韩法制的变革结合起来考察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并从中可以看到近二千年来稳定、
4、内敛的中华法系在西方法系的冲击下如何反应、调整的。 国际法流通与法律的世界意识 近代历史上所言之国际法，源于拉丁文jusgentium,后英文称为lawofnations,中文旧译万国公法，1780年英国边沁改以internationallaw。从其内涵看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国际公法。它是近代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主要功用在于调整国际交往中国家间相互关系，规定其权利义务的原则和制度的总称。它于19世纪中叶在中国被朝野接受并广泛流通，这是西学流入的结果，同时也是与林则徐、魏源等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世界意识的觉醒有关系。 考察晚近西学东渐的历史，世界意识概念一直是西学的传播者所着力宣扬的
5、，早在明末清初，由利玛窦、南怀仁、邓玉函等耶稣会士为主角的第一次西学东渐中，除了倡导“耶儒合流”，炫耀西方科学技术之外，学术传教是主要的方式，“传道必是获华人之尊敬，最善之法，莫如渐以学术收揽人心，人心即附，信仰必定随之。”(4)而学术传道的中心就是向中国展示西方先进的一面，其中世界意识又是其中的主要部分。1584年朝野对利玛窦万国图的本能反应说明当时中国人根本拒绝全球意识，而在1792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事件中，这种我为天朝宗主、万国来朝的心理更是表露无遗。 18XX年，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奉派东来，“18XX年，马礼逊在广州出版第一本中文西书，揭开晚清西学东渐的
6、序幕。”(5)18XX年，马礼逊、米怜（milne）在马六甲海峡刊印了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是近代介绍西方情况的第一份杂志。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arlgutzlaff）在广州出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是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主要刊登西方宗教、政治、商业、科学等方面的文章。1832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主编中国丛报，主要记载鸦片战争前后二十余年中国的调查情况资料和中外关系。 除了上述介绍西学的杂志外，还有一些介绍西方国家制度、历史地理的书籍，如1834年出版的大英国统治、1838年出版的古今万国鉴、1840年出版的万国地理全集等均为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
7、世界意识的萌芽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国际法在中国的流通创造了条件。 中国最早与国际法的结缘是在1839年，时正在广州禁烟的林则徐感受到英国的威胁，为了在与英国的交涉中能够知己知彼，迫切需要了解一些战争、国家交往的原则。当时，临时随差的清政府会同四夷馆翻译袁德辉同样“眼看与英国交恶迫在眉睫，遂建议林则徐留意万忒尔的权威著作“，(6)这部著作就是瑞士国际法专家万忒尔（e.vattel）的国际法：运用在行为和民族主权事务的自然法则与原则（thelawofnation）。该书最初于1758年用法文出版，次年被译成英文，享誉欧美，“尤其在十九世纪上半个世纪，它成了外交官特别是领事官必读的经典。”(7)
8、根据文献记载，1839年7月林则徐来到美国传教士兼眼医伯驾（peterparker，18041888）的诊所，请其翻译该书。伯驾在1839年的眼科医院记录第十册中对林则徐的拜访记述“病例第6565号，疝气。林则徐，钦差大臣他最初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治病，而是要求翻译万忒尔万民法中的几段文字，这本书是商会会长送给他的；内容涉及战争及其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等；它们是用中国毛笔写的。”直到9月，伯驾在一封信中还写道“应他的要求，我又将国际法的一篇长文译成中文，它特别有关国家战争和国际交往。”(8)伯驾的翻译是对万忒尔清晰明确的原文的牵强附会，他只是略述大意，再随意加上自己的评论。这些译文经袁德辉
9、再校后收入魏源海国图志第83卷（作者的名字音译为滑达尔）和各国律例的书里。 林则徐并将万忒尔的国际法的相关条款应用到处理涉外关系事务中去，其典型案例是“林维喜案”和禁销鸦片上。在林则徐案中，林则徐引用各国律例第249条第4款“守法”中有关“往别国，遵该国禁例，不可违犯，必罚以该国例也。”的属地管辖原则，要求英方交出嫌疑人。同样，林则徐以“各国有禁止外国货物，不准进口的道理。贸易之人，有违禁货物，格于例禁，不能进口，心怀怨恨，何异人类背却本分”，(9)认为主权国家的中国有权禁止鸦片进口，它在致英国女王的信中责问道“弼教明刑，古今通义，譬如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需遵英国法度，况天朝乎！”(10)因此
10、，“国际公法之输入中国，即应用于对外交涉，以林则徐为嚆矢”。(11) 林则徐将国际法作为处理涉外案件的依据，从中国法制史研究的角度而言，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它表明，数千年来主要用于维护纲常伦理秩序、以对内功能为主的中国法律，至此时已经开始松动。朝贡机制下的法律体系，随着中华法系世界意识自觉不自觉的融入，不得不“降格”为西方列强条约体系中的一员。此后，国际法在清朝法制中的地位日臻提高，越来越多的国际法著作被介绍进中国。 在国际法的输入史中，丁韪良翻译的亨利惠顿（henrywheaton）所著万国公法（elementsofinternationallaw）特别值得关注，尤其是该书对东北亚的韩国、日本
11、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丁韪良（martin，williamalexanderparsons，18241916），美国印地安纳州的长老会传教士，由全美长老会对外传教委员会（foreignmissionboard）派往中国。1850年4月10日抵达香港，此后于广州、宁波等地传教。1858年天津条约谈判期间被美国公使列卫廉（williamb.reed）聘为翻译官，并在“增开口岸”、“改定关税”等条款上出谋甚多。华若翰（johne.wade）接任美国公使后，丁韪良再次受聘并在英法联军与满清政府就大沽口军事冲突的外交谈判中担任翻译。1862年开始翻译惠顿所著万国公法，后来它在叙述之所以选择惠顿国际法著作
12、时说：“最初，我倾向于翻译万忒尔；但是经过反复思考，我觉得那本书有点过时了，把它介绍给中国人，有点象是教他们托勒密天动说体系一样。惠顿的著作不仅吸收了最新的科学成果，而且被公认为一部全面公正的著作，因此风行于整个欧洲。尤其是在英国，它是外交官考试的教科书。”(12)1863年任同文馆英文教习。1863年9月，蒲安臣（ansonburlingame）将此书部分章节推荐给总理衙门，“旋于上年九月间，带同来见，呈出万国律例四本。”(13)获得当时急于了解各国法律的恭亲王赏识，并任命四人协助丁韪良完成翻译。 1864年书成不久，普鲁士与丹麦发生战争，时普鲁士新任驻华公使李福斯（vonrehfues）在
13、大沽口外扣留三艘丹麦商船，总理衙门即援引万国公法中的领海概念和中普条约的有关条款与普鲁士交涉，反对将中国卷入普丹争端，恭亲王以拒绝接见普鲁士新任使节，成功迫使李福斯释放扣留的丹麦船只，并使其赔款1500英镑。这一外交的成功证明“该外国律例一书，衡以中国制度，原不尽合，但其中亦间有可采之处。”(14)故恭亲王拨银500两予以颁行，初版300本，由于“声称此书凡属有约之国，皆宜寓目，遇有事件，亦可参酌援引”，(15)赫德（roberthart）建议分送清政府中央各省及五口涉外人员，供对外交涉时作为办案依据，同时也作为总理衙门处理与西方外交事务的指引之书。 此后，因为总理衙门迫切想要了解条约、治外法
14、权、最惠国待遇、外交等国际法的原则，又有更多的国际法书籍被翻译介绍到中国。较有影响的有汪凤藻、汪凤仪翻译、丁韪良校的t.d.woolsey公法便览（introductiontothestudyofinternationallaw,），丁韪良翻译的bluntschli公法会通（dasmodernevolkerrechtdercivilisietenstatenalsrechtsbuchdargestellt，这本书是从拉迪（lardy）的法译本转译的），w.e.hall的国际法研究（treatiseoninternationallaw）。此外还有星轺指掌(guidediplomatique)、公
15、法千章（atreatiseoninternationallaw）、公法新编（elementsofinternationallaw）、中国古代万国公法（internationallawancientchina）国际法名著相继问梓，“同文馆成为当时中国法学类译书中心。这些书汇集了当时通行于西方的一些国际法准则、规则和范例，对于刚刚踏入国际政治圈子的清政府来说，这类书籍格外重要。”(16) 中国早期的外交官曾纪泽、薛福成等均援引国际法处理与各国的交涉事务，如中英喀什噶尔交涉、南洋诸岛主权争端等外交事件，均是国际法用于外交实践的成功案例，难怪法国使馆代办哥士奇（klecskowsky）恼羞成怒地抱怨道
16、：“那个让中国人了解我们西方国际法秘密的人是谁？杀死他，绞死他；他将给我们带来无数的麻烦。”(17)同样，卫廉士（samuelwellswilliams）也相信引进国际法将会使中国有可能达到西方的法律水准，从而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某些方面（如治外法权）的法律依据。（18） 原本源于西方世界，由西方列强制定的国际关系惯例、游戏规则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终于找到了一席之地，国际法已经成为中国外交人员的处事指南，这不能不使古老、自成体系的中华法系第一次抹上了如此之多的外来法色彩，从法律制度而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它表明全球意识在中国法系中得以体现，从而中国古老文明在国门洞开同时被迫接受了西方列强以国际法的法律权威在中国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