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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讲 政治哲学的意义结构 为什么要分析政治哲学的意义结构呢？政治哲学在上个世纪50年代，由于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的流行，政治学研究倾向于以实证的、因而是可靠的方法研究政治问题。政治理论界曾经惊呼，那种以价值探究的方式对政治问题刨根问底的研究已经没有意义了，因此，政治哲学、政治理论已经死亡了，政治哲学没有它的学科存在意义了，它要被政治科学所替代。从这个角度讲，重视政治哲学的意义结构，就是要为政治哲学寻找到“生存”的理由。 一个学科，如果已经丧失了它本身独特的意义结构，确实意味着这个学科没有价值了。比如一些迷信性的学问，今天大家都不大关注了，就是因为人们有了更可信的方法去说明那些引起人们迷信的现象
2、。诸如神鬼之类的说法，现代物理学说以磁化现象进行了解释，说明那是磁化现象引起的幻象，在特定条件下将影像“摄录”下来，又在同样的磁化条件中释放出来。于是，人们普遍认为原来的看法不过是一个迷信，把它纳人到信仰的范畴，而不再说它是专门科学研究的对象。 政治哲学如果没有自己的一个独特意义结构，研究它也就是白费工夫，这样的话，政治哲学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因此我们说明政治哲学的意义结构，其实就是要为政治哲学的合理存在进行辩护。但是政治哲学的意义结构，显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间题。 政治哲学的意义结构复杂在哪里呢？我们第一讲已经特别强调了，它首先要面对政治生活，它必须在政治生活之中说明、解释、建构和解构政治生活
3、，它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品格。政治哲学太“现实”了，它现实到必须对现实政治世界和每个政治操作手段要有描述，要刻画其中的关联。但是政治生活又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的。现实的政治生活，很有紧张感，尤其是现代政治生活，什么权力与权威的关系啊，民主与服从的关系啊，相互博弈、相互较量、相互制胜，都是很紧张的。与这一复杂性相关的还在于，政治哲学是对政治生活进行哲学的说明，这里就有一个政治与哲学的冲突。因为哲学的说明特别强调思想、理想。而政治生活的事实描述，在现代背景下，愈来愈受到科学的制约。就是说，你要把政治生活说得可靠的话，起码得有一个说明的模式，能够用数量关系来显示。它要求的是科学的可靠性，而不是要求你
4、能如何想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哲学的意义结构如何可能有自己的独特性来显示自己的存在理由和价值，它本身也就成了问题。一、政治哲学的“死亡”和“再生” 我们要试图描述政治哲学的独特意义结构，就有必要先回顾一下人们讨论政治哲学以什么意义结构为依托而“生存”，又以什么理由为依据宣布政治哲学的“死亡”。因此，本讲第一个问题，就分析一下政治哲学的“死亡”和“再生”。 政治哲学曾在20世纪50年代被宣布“死亡”。这与当时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转向有密切关系。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方法非常流行，那种以解释政治生活的可靠感取胜的方法取向，确实让人耳目一新。而政治哲学的学术产出并没有取得与之匹敌的
5、研究成果。于是，政治哲学的“死亡”成为一个在人文社会科学界得到广泛认同的结论。人们断言，因为政治哲学对政治生活解释的乏力，相对于政治科学而言，政治哲学没有用了。从政治哲学的无用，进一步导出了政治哲学“死亡”这个结论。反推过来看这个结论，政治哲学的意义结构决定了政治哲学的生死存亡。没有意义就没用嘛，就不用存在嘛。这个结论主要是以政治系统论而被国际政治学界所瞩目的戴维伊斯顿做出的。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政治科学家，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叫做“现代政治理论的衰落”。在这篇文章里他断定，政治理论、政治哲学，没有存在价值了。他提供了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政治理论、政治哲学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都是一个依
6、附性的生存状态。从20世纪50年代向前推一百年，即从19世纪中期开始，也就是启蒙哲学的地位刚刚稳定以后，所有的政治哲学都没有创见。这个时候政治哲学的依附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就是一百年前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们的那些洞见，或者说那些价值主张，现在还在被政治理论家们、政治哲学家们机械地重复着了。确实，20世纪50年代，在政治理论的主要流派方面，不管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还是其他什么主义，他们所阐述的一套一套的政治理论，基本上都不是独创的，都是19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所阐述的那些政治理念、制度主张的转述或细化。而这一系列伟大的政治哲学家、政治理论家们的主张，主要显示为一种对峙的、价值的偏好。比方说，
7、社会主义认为好的，自由主义认为坏；而自由主义认为好的，保守主义认为糟糕。各种各样具有原创性的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们之间相互的争端，我们称之为“诸神之争”，政治价值的“诸神之争”。我们上一讲曾提到，神仙打仗，凡人遭殃。这种情况，使后来一百年的政治思想家们只能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对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们在19世纪所阐述的那些价值以及这些价值之间的关系再进行追究，说白了就是在玩小花样的活儿。马克思批判的资本主义，跟那时自由主义讲的宪政有什么关系？保守主义偏于保守的是传统文化与道德价值，政治上的取向是自由的吗？政治保守主义偏于保守的不是人民的利益，那就是保守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了？这中间传统的价值处境又
8、如何呢？20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们就是研究这些价值之间的微妙、复杂关系而已。所以在伊斯顿看来，这样的政治学研究简直缺乏创造性而不能够说明日益变化的政治生活。正是政治思想不能发展“新的政治综合论述”，成了伊斯顿断定“现代政治理论衰落”的第二个理由。 我们中国人今天也会有这种体会。中国当代的政治理论非常苍白，政治哲学也非常苍白，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我们面对中国如此剧烈的社会政治变迁，竟然没有一个政治理论家能够出来给予很好的解释与说明。虽说中国传统政治形态在1911年已经宣告终结，但中国现代政治的建立却非常艰难。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从极权到分权的转轨、从专制到民主的转轨，政治思想家们究竟怎么样在政治理论
9、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说明？没有任何一个政治理论家能够“挺身”而出，提供一个足以令我们信服的现代政治价值体系，或者哪怕就是一个令我们正视现代政治生活的政治哲学洞见！这确实是政治理论、政治哲学的危机。 当我们无法解释和说明现实的政治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仅仅把政治哲学的研究、政治理论的研究变成了一个对前人见解的重复叙述的活动。当我们仅仅是重复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的教诲，研判他们之间对价值阐述的种种分歧，并对它们之间的微妙相关性高度重视的时候，我们就使得政治理论、政治哲学脱离了它的源头活水。政治理论、政治哲学的源头活水是什么呢？是现实政治生活！政治理论、政治哲学的关键问题是要说明我们的政治生活是什么样的，起码
10、是必须说明我们现实的政治生活是什么样的。但是在伊斯顿看来，起码在20世纪50年代，政治理论、政治哲学达不到这个最低的研究目标。那么政治理论、政治哲学究竟需要干嘛？伊斯顿说，要重建对政治生活的说明的那样一种活力。而政治生活在伊斯顿看来关键是要说明什么呢？说明现实生活的概念系统。可是，这个概念系 统的建立谈何容易？因为我们知道，按照著名的哲学家、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 之一维特根斯坦的说法，一个新概念意味着一个新思想。我们要因应这样一个时代的结构性变化而使活性的政治生活能够得到新的概论系统的、完整的说明，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比方说，马克斯韦伯在他所著的新教伦理与资木主义精神这本书中，以新教伦理凸显
11、了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以此来解释资木主义早期的生活。他用精神气质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是德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到目前为止，在解释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是如何产生的，还没有人能够超过马克斯韦伯。尽管我们说马克斯韦伯的解释在局部事实上，已经被新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超过了。比如很多人用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发生、资本主义的渐进生长史，来批评马克斯韦伯，说资本主义只能在西方产生是错的。但是，这种批评，并不构成解构韦伯作为结论的、关于资本主义发生史的新解释。因为，资本主义历史性地出现在西方，而不是出现在东方。可见，我们试图以新的概念系统来诊释某种似乎是新的政治生活，还是颇为艰难的理论尝试。 当我们用一
12、个概念系统来解释我们活生生的政治生活的时候，那意味着什么？我们要告别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的既有解释模式？如果仅仅是串联或仅仅将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们阐释的价值观以及这些价值主张之间的关系凸显出来的话，那么，这种解释是否具有真实的意义负载？在这个意义上，伊斯顿认为现代政治理论、政治哲学所做的理论串联和价值复述工作都是一些雕虫小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理论、政治哲学没有存在的价值。这个时候的政治理论或者政治哲学的重建，就必须要真正能够提供一个对整个政治生活系统加以解释、说明的概念体系。所以他后来写了两本著名的书，一本是政治系统：政治科学情况探讨，另一本是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尝试完成他自己为政治理论、政
13、治哲学确立的新任务。而这个时候的政治理论在伊斯顿那里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对政治系统运作状态的行为主义说明。政治科学后来注重的对权力、对投票行为的研究在这里得到了方法上的有力支持。于是，谁投票，谁得到了票，谁有权力，谁没有权力，怎么得到权力，得到权力的途径是什么，权力是怎样运作的，在这一套政治理论说辞中，你确确实实能够看到一个行为主义的政治学所建立起的、不同于传统的规范政治学，尤其是不同于政治哲学的对政治生活的分析体系，对人们理解现代政治生活的理论功用。 由于政治科学试图分析整个现代政治生活，寻找到恰当的分析进路就很关键。一些对于理解现代政治生活关系紧要的问题就此凸显出来：人们现实的政治生活方式是
14、怎么选择出来的，历史上有什么因素，现实怎样组合，相互博弈的关系是什么，在实际的政治投票行为中选民的倾向是什么，支持或反对某个候选人的百分比是多少，他的支持力度和反对力度是大是小，或赞成派和反对派的态度如何。这些解释进路对于人们“可靠地”理解现代政治生活确实提供了不少理论帮助。 但问题在于，行为主义的政治学解释不了为什么我们认为某些处于悲惨境地的政治专制国家的民众，他们反而会认为他们的那种专制政治比民主政治更值得，也有着更好的政治秩序。同时，行为主义政治学也解释不了国家状况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人们认为这种国家就是好的而那种就是不好的，这个好和不好背后选择的根据是什么。像我们中国人，当我
15、们自己选择政治生活的时候，当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一旦美国人跑出来指责中国的政治体制有问题，我们就很愤怒！我们中国人的政治关你美国人什么事情，你自己的政治体制还有问题呢！我们改我们自己的，关你啥事儿？这种分歧，就是政治价值分歧的直接表现。就这种价值偏好而言，它在伊斯顿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分析里，就得不到很好的解释。 20世纪50年代，著名政治哲学家艾赛亚伯林就此问题写过一篇有名的文章政治理论还存在吗。他强调，我们仅仅以研究价值问题来宣布政治理论或者政治哲学（当他们使用这两个概念的时候，二者具有大致相同的含义。即Politi-cal Science和Political Philosophy指认
16、的是同一类理论建构）的终结，从理论上来说，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我们要宣布一个理论形态的终结，依赖于两个条件，而不是依赖于伊斯顿所说的一个条件，即学科的意义结构。在伊斯顿那里，一旦这个意义结构遭到替换，政治理论就不行了，它的意义就丧失掉了，它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了。而对于伯林来讲，要想清楚回答“政治理论还存在吗”这样的问题，必须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它据以存在的经验的和形而上的或逻辑的理由，不再为人们所接受。注意伯林的说明，就一个学科而言，人们宣布它不能成立了，多余了，要寿终正寝了，必须是在这个学科据以存在的双重理由上同时断定它不存在了一是经验上该学科已经与现实疏离，二是逻辑架构上缺乏学术共同体的认同。 政治科学家们认为政治理论、政治哲学已经不能够说明我们的现实生活，就是对政治理论、政治哲学死亡的经验断定。现代社会政治生活这么复杂，而且人人都自认为能够辨别哪些东西好哪些东西坏，已经有自己的独立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