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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朝田亩制度的的措施和评价 1853年冬，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的建国纲领。它体现了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幻想在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实行均贫富。它无法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只是空想，根本无法实现。下面是学习啦我为你整理的天朝田亩制度的的措施和评价，希望对你有用! 天朝田亩制度的历史背景 产生的经济背景 天朝田亩制度是历史的产物。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对立物。清朝中叶，土地已高度集中，过去王瑛已有专文论证(王瑛：太平天国前夕的土地问题，见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三卷，第一期。)，本文只补充一些地方的材料。关于清代田赋之重且不均，本文则列证论述，而清朝官吏在粮赋上之浮收勒折，剥削小户农民，更加
2、剧了土地问题的矛盾，这是应该着重揭露的。如果对这些方面有较深切了解，天朝田亩制度的性质和意义便易于理解，故在本篇中概加叙述。 1.清代土地兼并之烈与地租剥削之重 土地兼并，历代皆然，这是封建地主的本性。不过，清朝从开国之始，八旗贵族就大肆圈占民田，汉族的显官豪绅，也凭藉财势，广置田产。其结果就是土地高度集中，广大农民沦为佃户，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 (丘家穗：丁役议，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例如江、淮之间各州县，农民耕种之家居十之五，衣食盐漕与工商各业者，居十之四，另外十分之一的地主阶级，则坐拥一县之田，役农夫，尽地利，而安然衣食租税者也。(盛枫：江北均丁说，同注(丘家穗：
3、丁役议，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其他各省州县，情形也大致相同。清室贵族占田数额是很惊人的。乾隆时，大学士和珅田产多达八千顷。道光时，英和因罪田产没官，计有五七二顷余，琦善亦有二五六顷之多。汉族大地主所置田产亦不稍逊。如康熙时，刑部尚书徐乾学，田产跨苏、松两府之地，仅在无锡一县就买田万顷。詹事府的少詹事高士奇，家在浙江平湖，置田千顷。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朝卷四十四，第二三页。)到太平天国革命之际，徐乾学的后裔徐佩瑗，在江苏长州县还拥有千亩以上田产。与他同县的汪，有田产三千余亩。吴江县庐墟的柳光薰，业田在四、五千亩之间。而与他同县的沈懋德，富甲一方，有田万余亩。(光绪)吴江县续志卷十九，
4、第五页。)常熟县的庞钟璐等四大家，也是邑中豪富。在湖广粮产区，环洞庭湖各县，膏腴沃壤，也是多为官宦绅衿所占。湘南虽是冲田坡地，却也集中到大户名下。如桂阳州邓氏，兄弟田数百顷，以富雄一方，至用担石程田契，乘马不牧，游食田野数十里，不犯人禾。(同治)桂阳直隶州志卷二十，第二五页。)又如衡阳，有刘重伟兄弟，因经营山场木材业致富，至嘉庆时，子孙田至万亩。(同治)衡阳县志卷十一，第五页。)太平天国起义的广西浔州府所属各县，地主占田之多，不亚于他处。如平南县的张姓、满姓财主，财富相埒，民谚有江北张其耀，江南满国球之称。桂平县也是田多为富室所有，荷锄扶耜之伦，大半为富人之佃。(吴铤：因时论十田制，见皇朝经世
5、文续编卷三十五。)如金田村迤南至江口圩，一片平畴，土田肥美。这里石头脚村的陈家大地主，高堂华屋，富夸一方，还有新墟，莫村等处的凌姓、罗姓等家，他们共占去了当地十分之八的田地。总的来看，各省各州县土地集中的比重，虽各不相同，但豪强兼并，一人而兼数十人之产，一家而兼数十家之产，则是普遍现象。(民国)桂平县志卷二十九，第二页，食货中。)其结果就是，田归富户，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光绪)庐江县志卷二，第五页。)，阶级矛盾愈来愈尖锐化。 土地高度集中，使绝大多数农民变成受地主直接剥削的佃户，他们所负担的地租，越来越重。清初，苏南地区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一石二三斗，少者亦八九
6、斗。(顾炎武：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到了道、咸年间，苏南租额少者亦得一石出头，而重者竟有一石五斗之额(陶煦：陶氏五宴集重租论。)，其中吴江最为突出，虽下下田，亦收一石有余之租。有民间诗歌描写道：催租急于石壕吏，倾瓶倒筐向何藏，坐使农家注空釜，累累看汝堆仓箱。(民国)南浔志卷二十九，第二二页，折股怨。)如此超经济榨取，生产力怎能不遭到破坏。在这样的重租剥削下，农民虽农具尽而质田器，田器尽而卖黄犊，物用皆尽而鬻子女，亦必如其欲而后已。(周庄镇志卷四，第二三页。)如此煎逼追比犹不为足，狡黠的田主，更有责偿其租于佃农之伯叔兄弟，亦有控告佃农抗租，买通胥吏，逮捕系狱，以至三冬岁末，为欠租而褴褛
7、就逮，身陷囹圄者，以一县计，奚止数千百人。(周庄镇志卷四，第二三页。)真是人都说江南好，岂知江南乃地主之天堂，农民的地狱! 2.清代农民田赋负担之重 在封建社会中，粮赋是中国专制政府的主要财源。明初，江南田赋就很重，迨至明末，增收辽饷、练饷与剿饷，天下嚣然。清承明制，相沿未改，虽在康、雍之时几次议减赋，但所减只是象征性的，实际田赋仍在增加。田赋按常理应由田主输纳，田多则理合多交，无田或少田，则当不纳或少纳。但清朝自乾、嘉以来，吏治腐败，居然颠倒其事。显官豪绅等大户，拥有千万亩田产，竟可不纳田赋，或巧为规避，虽正额亦注缓减收，以至沉重的田赋负担，大多转嫁到小户，自耕农和贫农的身上，其中情伪弊端，
8、令人十分惊讶。先看江苏的情况。这里的缙绅大户，凭藉其势力，短交粮赋，其缺额自必取偿于乡曲之淳良小户，而为牵长补短之计。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二。)而小户穷民不堪削，往往诡寄粮名于大户名下，久之，其有限田产，便为大户所并吞侵夺。冯桂芬在均赋议中对粮赋弊端，说得十分具体，其谓： 今苏属完漕之法，以贵贱强弱为多寡。不惟绅民不一律，即绅与绅亦不一律，民与民亦不一律;绅户多折银，最少者一石二、三斗当一石，多者递增，最多者倍之;民户最弱者，折银约三、四石当一石，强者完米二石有余当一石，尤强者亦完米不足二石当一石。(显志堂稿卷五，均赋议。) 可见清中叶交纳钱粮，已完全不是以田地多寡腴薄为重轻，而是取
9、决于势力之强弱。绅与民，大户与小户之间，每亩纳课相差竟达两三倍。更有甚者，同一百亩之家，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数十百千者，不均孰甚焉。各县绅衿，有连阡累陌，从不知完粮为何事者。(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十六，赋役三。)的确，大户不交粮或减免、注缓，在江南不是个别地方，而是各县皆然。请看以下的例证： 松江：松江田赋，皆因图蠹把持，图书掌握，田多者受贿兔脱，田少者无贿雉罹。 造册则朝更暮改，分数则换张移李，先后任其倒置，多寡听其游移。(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均田均役议。) 这里不仅说明大户财主行贿而兔脱田赋，而且揭露了清政府吏治的黑暗，一任胥吏图书，篡改粮册，使小户平民，代大户完纳，罹无穷之灾
10、。 常熟：道光二十四年：折色八元三、四角，洋合制钱一千三百零。假如大户，票米十石零三升，竟以十石注缓，三升完缴。短价折色四元光景，仅要洋一角二分，将票米总算扯，每亩不过四、五十文;如小户，票米照数算，每亩必要一千零。顽佃蒂见不在内。此中甘苦，迥乎天壤也。(柯悟迟：漏网喁鱼集(中华本)第五页。) 江南纳赋，向来有短价与长价之分。大户减价交纳，谓之短价，小户则加倍称之价征收，以补大户之亏欠，谓之长价。上例所说折色八元三四角，即指长价而言，短价折色四元光景，即表明大户所纳比之小户已短少一半。然此犹未使大户甘心，如上所云：大户以十石注缓，三升完缴，仅纳原额千分之三。而五十文与一千文相比，大户与小户所交
11、赋额，相差二十倍。如此盘剥，小户那得不倾家荡产呢! 元和、吴江：以(青浦、元和、吴江)三县而论之：青为上、元为中、吴江为最下。青浦之漕为清漕，纳赋者无绅无民，一亩之田，壹以粮一斗有奇，银一钱一分有奇为准;元和则城与乡，强与弱，已有所谓大小户者，然大户十犹约三四也;独吴江则不然，有十数顷之家，而所完无几者，有一二亩之家，而横征倍之者。 ( 陶煦：租辨上下。) 如按所说，真所谓举世皆浊，而青浦独清。实则青浦是因周立春抗漕起义后，才使钱粮平均一些，苏州府的元和县，却是强者之赋由弱者代完，吴江则千余亩之家，有的几乎不纳分文。 浙江省漕赋征收的情况也和江苏相同，左宗棠在同治三年十月的奏摺中说： 嘉兴、杭
12、州：盖一县之中，花户繁多，灾歉蠲免，悉听经书册报。世家大族，丰收者亦能蠲缓，编氓小户，被歉者尚多全征。且大户仅完正额，小户更任意诛求。以小户之浮收，抵大户之不足。官吏征收不善，小民咨怨有词，故闹漕之案，往往因之而起。(左宗棠全集奏疏卷十一，议减杭嘉湖三属漕粮大概情形摺。) 绍兴、肖山：兹查浙东八府，钱粮征数，以绍兴为最多，浮收之弊，亦以绍兴为尤甚。山阴、会稽、肖山诸县完纳钱粮，向有绅户民户之分，每正耗一两，绅户仅完一两六分至一两三、四钱而止，民户则有完至二千八九百文或三四千文者。以国家维正之供，而有绅民重轻之别，以闾阎奉公之款，徒为吏胥中饱之资。官司以赔垫为苦，民户以偏重为苦。(左宗棠全集奏疏
13、卷八，减绍兴府属浮收钱粮摺。) 可见浙江交纳田赋亦有大户、小户之分，世家大族拥有大宗田产，却捏报灾歉，蠲免粮赋，其短交数额，却以浮收摊派小户来补偿，故当时有谓：剜小户之肉，补大户之疮。究其原因，表面上是胥吏所为，但本质上还在于清朝政权是代表大地主利益的。苏、浙如此，其他各省情形也大体相同，在江西、湖北、广西等省，大户地主玩弄飞洒诡寄的手段，买田收租而不完粮，致使小户人家，田地已卖出数年，数十年，仍然照旧纳赋，这样就加剧了两级分化，使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愈益尖锐。 总的来看，清代的粮赋之重，不减于明代，而苏、松地区，犹有过之。在粮赋的负担上，极为不均：大户仅完正额，小户更任意诛求;大户只纳零头，或抗
14、延不纳，小户则倍征暴敛，或田卖粮存。当时有人估计：各省地丁钱粮，富户所纳者不过十之二三，而十之七八取偿于小户。轻重倒置，民怨沸腾，抗漕戕官的案子，在道光年间纷纷而起。 3.清代田赋之浮收勒折 清代的赋税，自康熙年间摊丁入亩之后，田赋包括田粮和地丁两项。田粮之漕运京师者，谓之漕粮。漕粮转运数千里，运费皆出自纳粮户，于是浮收成为惯例。又每年征收漕粮，往往折钱交纳，谓之折色。但无论漕粮折色或地丁银折钱交纳，折合之时，莫不高出当地银价倍蓰，谓之勒折。浮收勒折，自清初已然，太平天国革命前夕，达到了民不堪命的程度。 冯桂芬在一八五三年致许乃钊的书中说：近岁已来，折价合米，直以三四石当一石，刑驱势迫，莫敢枝
15、梧，非一朝夕之故。(显志堂稿卷五，与许抚部书。)这就是说，征粮每石浮收之数，比正额多出一倍至两三倍，此事由来已久。为什么要浮收如此之多呢?其编造理由甚多，剥削方法亦甚多：大斛量入，此其一;借口成色不足，七折八扣，此其二;淋尖踢斛，此其三;斛外抛洒，此其四;水脚有费，验米有费，灰印有费，筛有费，此其五;此外，粮米入仓，又有仓廒费，廒门费;漕粮起解，又加起运费，上下漕规费，。名目繁多，花样百出。真所谓此中勾稽之数，虽神仙不可测识!这样大的超额浮收，得利最大的是各级官员，以下的胥吏差役和刁劣生监，也无不分肥饱私囊。道光中，江苏巡抚陶澍在其奏片中说：各县包收漕粮之徒，竟有田无一亩，而包揽至数百石者，亦有米无升合，而白食漕规自数十两至数百两者。人数最多之处，生监或至三四百名，漕规竟有二、三万两，实骇听闻。(陶澍：严禁衿棍包漕横索陋规片，见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六，赋役三。)到咸丰初年，苏、松地区每年办漕，各县经手的粮书、官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