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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從奔的命題探種文化的衝擊王昶雄奔流的作者王昶雄先生是淡水人，所以在淡水學第二屆國際研討會上，我發表了一篇驛站風情中的鄉土情懷，文中剖析了王先生對民族、國家、故鄉的濃郁情懷。卻對日本人統治本島時，本島人內心的苦悶與掙扎的描述著墨較少，於是我再一次詳細閱讀王先生的代表作奔流，想對王先生的創作心態作更為周延的了解。作者以奔流作為小說命題，無疑是具有揭示小說主題的作用的。雖然整篇小說中奔流一詞的出現僅一見（我就感覺難以形容的溫暖的血潮在體內奔流）。但我們可以想見，在修辭的運用技巧上，凡是與內心情緒的激動相關的形容，都可以視之為奔流。當我們檢視這條線索時，不難發現，奔流（或內心情緒的激動）它不僅是主題，
2、也是故事情節推展的脈絡。那麼，奔流此一情結，又究竟如何產生的呢？它代表的是什麼現象呢？當我們將整篇小說中，引發作者情緒激動的情節依序臚列之後，很清楚的看出，是日本統治臺灣期間的殖民地文化模式，與臺灣固有傳統優質文化，發生了強烈的衝擊。作者王昶雄先生本身就是一位曾接受兩種文化的薰陶者，當他面對兩種文化都是優質的時候，實在很難作魚與熊掌不可得兼的取捨，因為處理文化的傳習，本來就是融合而不是排斥。加之，作者對本島卻又有難以割捨的親情，對本島青年又有太高太多的期許，對內地（日本）也有不少的記憶與思念。所以這種衝突，根本是個無解的謎。甚至，作者在小說的結尾，也只能無奈的說：我想膩了。作者將這樣一個解不開
3、的謎，營造出小說中兩位重要的角色，伊東春生和林柏年，在性格的刻劃上，兩人正代表兩種不同文化傳承者；所以小說中他倆的衝突是情節，而實際上正是兩種不同文化衝擊的面像。於是小說中其他的人物，無非都是在襯托此一主題而已。奔流對“皇民化”的態度和視角是以三個人物的關係去加以呈現的。伊東春生本名朱春生以最“勇猛”的方式來進行“皇民化”他不僅要娶日本太太把名字改成日本姓名絕對不用“本島話”交談甚至還厭棄生身父母。而他的學生林柏年按中國親屬關係來講還是姨表兄弟則是伊東的對立面他無法忍受伊東對待父母的方式他對伊東的評論是“他是拋棄自己的父母過著那樣的生活只認為自己過得快樂就好。他認為伊東的“皇民化”純粹是自私自
4、利。站在這兩人中間一面觀察一面尋找“皇民化”的“正確途徑”的是述者“我”或許可視為王昶雄的代言人。“我”是留學東京的醫生為了繼承父親的診所不得不回台灣開業。但他內心眷戀東京的生活無法忍受台灣小鎮的單調與無聊精神感到非常空虛。認識了伊東春生以後從他的純日本式生活中“我”好像找到了在東京所熟悉的東西因此很容易的就和伊東變成可以談話的朋友。但從林柏年對伊東的厭惡和和揭露上“我”又逐漸看到伊東的徹底厭棄台灣事物也許有問題。不過林柏年在畢業後不顧家境的困窘還是勇敢的決定到日本讀書。林柏年最後所以能成行其實還是因為伊東承諾柏年的父母他願意在經濟上加以資助。這是林柏年自己不知道“我”從柏年母親口中得知的。所
5、以最後“我”所得到的結論似乎是伊東的“皇民化”並不出自利己之心要不然他就不會資助林柏年到日本進修他也真心希望台灣更好只是他的方式過度極端應該不宜效法。而林柏年從日本寫給“我”的信中的幾句話也許就是“我”也願意接受的關於“皇民化”的看法。話是這樣說的不錯我今後非做個堂堂正正的台灣人不可。不必為了出生在南方指台灣就鄙夷自己。沁入這裡的生活指日本生活並不一定要鄙夷故鄉的鄉間土臭。看到林柏年的這些話又無意中發現三十三 四歲的伊東已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白髮“我”是懷著“同情之心”這樣評論伊東的也許伊東是為了拋棄俗臭沖天的父母而贖罪才會在感覺上格外激烈對不成熟的生活方式感到戰慄的本島青年懷著粉身碎骨的獻身精神
6、從事教育去吧。從以上的評述可以看到奔流所企圖呈現的“皇民化”的難題似乎可以化約為如何同時去尋求“進步文明”的日本式生活而同時又“擁抱”“落後”的台灣鄉土鄉間的土臭俗臭沖天的父母本島人卑瑣懦弱的性格等等。王昶雄的奔流寫作於所謂的“決戰時期”那個時候的台灣知識分子即使對“皇民化”運動有什麼不同意見恐怕也不能暢所欲言。因此我們無法判斷王昶雄對“皇民化”的看法是否有所保留。不過從小說的情節發展和人物關係來看小說中這種對“皇民化”的認識應該是一個基本性的問題值得加以分析。正如前面的小結所提到的奔流所呈現的台灣人面對“皇民化”的困境在於進步的日本和落後的台灣的對立。如果真是這樣又如何可以“對抗”皇民化呢而
7、這也正是述者“我”苦思不得其解的矛盾所在。但是“皇民化”的本質真是這麼“簡單”嗎在小說一開始“我”回憶起他離開了十年的東京剛回到台灣來時的沮喪心境。按“我”的本意想留在東京行醫並繼續作研究如果不是父親突然逝世他根本不想回台灣開業。他已習慣了東京的生活。他說像長蛇一般開往下關的夜車九點離開了東京站經過有樂町新橋品川大森街燈逐漸從視野消失時簡直無法抑制熱熱的東西湧上心頭。不全是離情的苦而是自己一旦回到鄉里不知何時再能踏到這首善之區的心思使我感到難以忍受的寂寞。從這裡可以清楚看到真正使“我”眷戀不捨的是東京的鬧區及其繁華進步的現代都市生活。相對來講他所回到的台灣的鄉間則是“難以逃脫的無聊”“如此單調
8、的生活”。這樣的心理矛盾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正是農業的鄉村和現代大都市之間的生活差距所造成的。但是在這篇小說中這卻是“我”開始思考皇民化問題的起點。城鄉生活的截然對比被作者擴大為一個台灣人是否該“日本化”的問題。對出身鄉鄙的台灣知識分子來說東京這個現代大都會之成為現代進步文明的象徵可以說是很自然的。另一個在台灣及日本受過完整日本教育的台灣青年知識份子葉盛吉在回憶十七歲時一次遊覽日本的經歷時這樣說第一次目睹日本的美麗與繁華在我心中栽種了對於日本極為強烈的嚮往之情京都奈良的名勝古蹟東京大阪的繁華還有那閃爍炫目的霓虹燈時時都在我腦海中燃燒在歸途的航船上每一回想流連之情油然而生。葉盛吉也把這種強烈的嚮往之
9、情結合他所受的日本教育形成堅強的“皇民思想”。後來長期在日本讀書的所見所聞以及戰爭末期的閱歷才讓葉盛吉開反省“皇民化”的問題從而加以克服加以超越。從回憶中“反省”首次日本經驗的葉盛吉還談到這次經驗的強烈印象可能來自於錦秀年華的青年所具有的好奇心第一次獲得強烈的滿足的緣故。相對而言他二十幾歲到亞洲另一個現代文明的大都會上海旅行時印象就相對的淡薄得多。從這個角度來講日本是日據時代台灣知識分子對現代生活的初戀對象其地位是無可取代的。這種心理也就成為日本統治者對台灣進行“皇民化”的基礎之一。從殖民統治的立場來看日本特別是東京成為台灣知識分子最重要的“留學”場所也是非常自然的事。在這種統治架構下這些知識
10、分子難得有人到更先進的英美德法各國留學而唯一可以作為不同選擇的中國大陸現代化的程度當然還不及日本。於是日本就“壟斷”了台灣知識分子的“現代化”視野使他們在無法比較的情形下不知不覺地就把日本當成最現代化的國家從而把“現代化”與“日本化”相混而論。呂赫若在清秋中的處理方式就要清醒而細膩得多。清秋的主角耀勳也和奔流的“我”一樣在日本留學但在家庭的要求下回台灣開業。同樣的耀勳也眷戀東京對回台灣有所抗拒。但是在清秋裡呂赫若卻讓耀勳對祖父的漢文學素養存著相當的敬意也讓耀勳去思考戰爭時期台灣人的處境。由於這兩重因素耀勳終於在長期遲疑之後克服了“現代化東京”的誘惑下定決心在台灣小鎮開業。呂赫若的思考模式顯然較
11、複雜不像王昶雄的“進步日本”和“落後台灣”那種單純化的對立。呂赫若在清秋中刻意的讓耀勳尊敬祖父所具有的深厚的漢文學素養如果拿來跟奔流“我”和伊東春生對日本事物的愛好相互相比較就更能顯出奔流對“皇民化”的認識中的問題。“我”和伊東春生對日本的推崇由於對日本現代文明的懾服而產生全盤的信仰進而擴及到所有日本事物。例如伊東稱讚古事記“具備著絲毫沒有歪曲的真率風格”可以讓人“像幼兒依偎在祖父母的膝下亮著好奇的眼睛傾耳於那古老的故事那樣”。而“我”在一次拜訪伊東日本式的家中見到伊東的日本太太也有一段讚美日本女性以及與她們有關的日本花道的聯想。在小說的中段為了表示台灣人也可以與日本人一樣具有勇猛精進的精神王
12、昶雄描寫了林柏年及其他台灣學生如何苦練劍道並在比賽中打敗日本學生獲得優勝。更有甚者“我”在回台灣之初還會“憶起內地指日本的冬天關東平原的冬晴之美”而“想到灼人的季節很長的台灣真令人沈悶”連在“氣候”上台灣都是落伍者對於台灣的事物他們的感覺又完全不同了。當“我”用傳統方式向伊東拜年時伊東說“那樣太舊了我們用新體制吧”在參加自己父親的葬事時伊東對女人們的號哭忍無可忍的怒斥“不要再學那種不能看的做法啦”伊東所以拋棄父母彷彿只是因為父母“俗臭沖天”即使極力反對伊東而想擁抱台灣鄉土的林柏年也不得不痛苦說出“故鄉的鄉間土臭”“母親是怎樣不體面的土著人民”樣的評語。這種毫無保留的崇拜日本毫無限制的貶抑台灣的
13、態度連一向注注重日本對台灣現代化的貢獻的垂水千惠也忍不住批評落後國家的日本曾經被永井荷風罵得狗血淋頭如今以輝煌的“近代”之姿欲腐蝕台灣人的認同意識這是否也是一種歷史的諷刺呢或者台灣人學習日本人的思考方式連貶抑鄉土壓制母語把自己奉獻給“近代”的姿態都照單全收了呢還是應該說“近代”的本質就是忘本呢不過現代化的本質特別是在日本殖民流治下進行現代化的台灣的問題恐怕也不能只按垂水千惠的方式來回答或表示疑惑。落後國家在現代化的“勇猛”時期不免都會有全盤否定傳統全力進行西化的傾向如永井荷風的批評舊日本如五四初期中國知識分子的反傳統。但是任何有深厚文化傳統的國家即使有意如此也不可能“清洗”掉具有千年以上歷史的
14、文化特質更何況會有一批知識分子隨後產生反省進行調整。以日本為例誰也不能否認已經完全現代化的日本還是鮮明的保留日本文化的特質。歷史更為悠久的中國文明或阿拉伯文明雖然他們還正掙扎於“現代”與“傳統”的長期拔河中但可以肯定的說現代化成功以後他們仍會保留自己文化的特質。那麼台灣現代化的過程卻產生了自願“皇民化”這樣特殊的例子問題到底出在那裡呢首先在漢文化的區域內由於台灣發展較晚早期移民來台灣的漢人又以犯人及“羅漢腳”為主無可否認的文化的體質較為薄弱。在日本進行殖民後除了有深厚家學淵源的家族外一般的台灣人其實對漢文化或中國文化的認識逐漸趨於淡漠。而由於見聞的限制他們又很容易把進步強大的日本當作國家的楷模
15、來崇拜從而對日本的現代化及整個日本文明產生獨特的仰慕情緒。再加上統治者在宣傳上推波助瀾當然就會有伊東春生及“我”一類型的人出現了。即使像林柏年以及逐漸覺醒以後的“我”想要抗拒全盤“皇民化”保留一點台灣“自我”他們也只能悲苦的說出不論母親是怎樣不體面的土著人民對我仍然無限的依戀。或者沁入這裡的生活指日本並非一定要鄙故鄉的鄉間土臭。這純然是一種感情式的解決無法抗拒理性認識的誘惑。所以林柏年仍然要奔赴日本繼續學習“非做個堂堂正正的台灣人不可”。問題是台灣作為漢文化的一個區域雖然發展較晚文化根基較為薄弱難道真的只有“鄉間土臭”難道只是“不體面的土著人民”一無憑藉嗎這恐怕就呈現了奔流作者及其同一類的台灣知識分子在歷史認識上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