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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国趋新学者区分国学与国故学的努力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一度风靡的整理国故开始走向衰歇之时，国学本身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也产生了问题。有的学者试图用国故学来取代国学，有人根本主张国学不是学。实际上，从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对于久处外患压迫下的中国士人来说，20世纪20年代可能是中外国家实体竞争最为淡化的时段。此时与清季的最大区别是学术与国家的疏离: 对强调国无学则不立的清季士人来说，国学既不能无用，也不能不是国粹；但对提倡科学无国界的新文化人来说，学术与国家可以无关，至少关系不密切。1 正是在这样一种立场之上，国学本身成为可以比以前远更轻松地进行讨论的题目。拘束的减
2、少往往伴生着随意性的增加，朱熹曾说:屈原之赋，不甚怨君，却被后人讲坏。章学诚以为，此语最为知古人心。2 与清季相类，民初反对与支持国学者多少都有从自己成心出发而将其讲好或讲坏的倾向，后者尤甚；不同的是，清季人如此更多是无意中受到成心的影响，未必出自立言者有意识的动机；民初人则更明显地是在意识层面为了某种目的将国学讲坏。胡适等人对整理国故态度的转变即是一例，但其转变态度的主要原因又是认为国学妨碍了中国这一国家实体的发展，即郑振铎担心的会有阻碍于中国民族的进步与发展、特别是阻碍中国国力及文化的发展，无意中仍回到国家立场之上。3结果，在较少受到外患直接压迫的情形之下，一度疏离的学术与国家再次凸显出其
3、紧密的关联，4 体现了民初对清季的思想继承。或者说，在意识层面力图区分学术与国家的民初趋新学者在下意识层面仍相当注重学术与国家的关联，两者间显然存在着某种心态紧张。在这样的语境之中，从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不少趋新学人对于国学和国故学的定义和学科认同产生疑义，有的学者更试图将两者区分开来，本文即简单探讨这一现象。晚清中西学战的结果是中学已被认为无用，在一定程度上或可以说，国粹、国学、国故等词汇的大量引入思想言说之中，恐怕就因为中学已经失去吸引力和竞争力，尤其国学明显是中学的近义词。当章太炎鼓吹以国粹激动种姓时，他(以及主张以历史激发爱国心的梁启超等)有意无意间不过是换一个标签而试图将在时人思想言
4、说中已经边缘化的中学拉回到中心来；但正由于国粹与中学的接近，这一努力的成就有限，或可说基本是不成功的。认为中国没有国粹、只有国渣的观念在清季已出现，到民初更越来越得到强调。对已经边缘化并被证明无用的中学来说，即使是一个中立的态度也已相当亲切。其实多数中国读书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动荡于胸中，国粹当初确曾较有吸引力，在20世纪最初几年一度风靡；惟不久即被其主要的倡导者弃用。这部分也因为他们本不认为中国传统一切皆粹，而提倡将传统区分对待，曾重建出别于君学的国学。且其在试图区别于日本国粹主义之时已隐约觉察到国粹这一新名词有些问题，也在探索可否以其他更恰当的方式来表述国粹。 5章太炎在1906年曾提倡以
5、国粹激动种性，在其1908年的规新世纪一文中已将国粹、国学和国故三词并用，那时基本是作为互换的同义词而避免文字的重复；但一年多后他将其重要着作命名为国故论衡时，则意味着在意识层面对国粹的正式弃用，且多少隐含着反戈一击之意:国故当然比国粹更中性，而论衡则义本王充，明显有商榷批评之意。6 换言之，即使这中性的国故也是可以且应该商榷批评的。不过，对国故这一略偏消极的隐含之义也不能太过强调，就在出版国故论衡的1910年，太炎又与其弟子钱玄同等发行了面向大众的教育今语杂志，其宗旨便明确首列保存国故。7 以保存国故取代稍早流行的保存国粹，似提示着对国故之中性意义的强调虽已到意识层面，然基本仍在较随意地替换
6、使用，尚未严格地界定和推敲；盖保存国粹要粹者乃保存，而保存国故则可以是未必粹者也要保存，实隐喻着凡国之故皆当保存，倒更像张之洞提倡的存古取向，对即使不尽适用者，亦必存而传之，断不肯听其澌灭。8傅斯年在1928年即明言，国故本来即是国粹，不过说来客气一点儿；而所谓国学院也恐怕是一个改良的存古学堂。9 他到1940年更总结说:国学一词，本与国医同其不通。清季有所谓存古学堂，本是呫哔咿唔之化身，不待论矣。以后章太炎谈国故，似胜于前矣。然国故一词，本为习用，即国朝之掌故也。乃太炎尽改其旧义，大无谓也。清末民初，人以国学二字为不妥，遂用国故；自国学专修馆之势力膨胀，此名词指国学更通行，然此馆者，私塾之放
7、大也。 10无论如何，相对比较中性的国故在民初得到采用，部分即因为国粹不能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可。傅斯年自己在1919年的态度便稍缓和，他那时以为国粹不成一个名词(请问国而且粹的有几?)，实在不如国故妥协。至于保存国粹，尤其可笑。凡是一件事物，讲到了保存两字，就把往博物院去的命运和盘托出了。我们若真要做古人的肖子，也当创造国粹(就是我们自己发明点新事物)，不当保存国粹。天地间事，不进就退，没有可以保存得住的。11 问题在于，即使这更妥协的国故，在很大程度上仍不过是一个涵盖宽泛的虚悬名号而已，使用这一名词的各类人等其实未必具有共识。毛子水当时就置疑道，什么是国故呢? 我们倘若把这个问题问起那些讲国故
8、的人，所得的回答恐怕没有相同的。有些必定说国故就是三纲五常；有些必定说国故就是四书五经；有些必定说学海堂经解是国故；更有些必把骈体文钞古文辞类纂钟鼎款识等东西当作国故。可知国故这个名词，没有很清楚很一定的意义。他根据章太炎国故论衡的内容，以为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并增加章氏此书未专门论及的历史，提出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若不把学术史从民族的历史里分出来，我们简直可以用中国过去历史的材料代替国故这个名词。12他特别解释国故的大部分是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的材料一点说:国故的大部分，实在就是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但是从前人所做的从前人的历史，我们现在不能用他；因为现在人的
9、历史的眼光，十分之八九不应当和从前人的相同，所以我们现在的历史，大部分都应当从我们自己的历史的眼光新做出来，方能合用。因此，我们把国故的这一大部分，不看作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看作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的材料。这里所说的历史，主要是历史学的意思；因前人眼光不同而做出的历史便可以不看作历史，正是清季中国无史论的现代表述。惟国故既然是历史的材料，则治此材料的国故学自然便成为历史学了。几年后胡适整合并进一步系统阐发傅斯年和毛子水的观念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
10、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可知胡适对国故这一词汇的选择正因为它不含褒贬的中立性。他进而明确提出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 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13不过，胡适注意到的，在以北大为中心的整理国故运动开始之前，已有类似的运动出现: 古学界青黄不接造成的学术寂寞使许多人产生古学将要沦亡的悲观，结果很自然的发出一种没气力的反动的运动来，包括梦想孔教复兴者、试图通过保存古文古诗以达到古学保存者、甚至静坐扶乩者。胡适宣布，在我们看起来，这些反动都只是旧式学者破产的铁证；这些行为，不但不能挽救他们所忧
11、虑的国学之沦亡，反可以增加国中少年人对于古学的藐视。正因此，整理国故运动的推动者总思有别于已破产的旧式学者，国学/国故学正是他们区别于破产的古学的新认同，而国学的将来也因此充满希望。胡适对国故学这一领域做出了更具体的界定:国故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历史是多方面的: 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宗一派，也不成历史。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而国学的使命是要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他具体列出中国文化史的系统则包括民族、语言文字、经济、政治、国际交
12、通、思想学术、宗教、文艺、风俗、制度十种史。换言之，国学就是系统的中国文化史。这一关于国故学界定虽明显可见毛子水的影响，其倾向性却相当不同: 毛氏在讨论材料时带有明显的不屑意味，而胡适在强调不含褒贬的基础上又提出国学的使命，显然相当肯定其存在的价值。14 这不久即引起青年读书人的置疑，郑伯奇以为:本来国学二字是很笼统的名辞，而国学运动云云更令人不易理解。是一种劝人研究古籍的运动呢?还是劝人研究一切中国的-不论古今新陈，只要是中国的-文化、思想、学术、文学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中国的国民性、各地方的风俗习惯的一种运动呢?两者的范围广狭不一，尤其前者顶好不过劝人用新眼光读古书罢了。15 郑氏
13、的确看出了以国学代国故学的问题: 有没有故的存在，可以有相当大的差异。前引毛子水所言说明，五四运动前后时人对国故的概念原乏共识。这一现象到北伐前仍无大的变化，曹聚仁发现:吾人一提及国故，则庞杂纷沓之观念交集于前。若就各观念而一一考订之，则一切观念皆浮泛空虚，枵然无所有焉。此烨然于外而羌无其物之国故，即今日国内一般守旧学者所以支撑门面之工具，亦即偏激者流所等之于抽鸦片裹小脚者也。尽管国故已如此臃肿不中绳墨，当时不少人援用国故之名，从未计及其实；其意盖以为国故之名，尽人而喻之。16曹氏观察到:国故、国学、中学、古学、国粹、国故学等歧异名词，在近顷学术界已成一异文互训之惯例；笔之于着作，见之于制度，
14、习焉相望，莫知其非。他以为,国粹一名，当别为解释，与他名相去甚远。国学、中国学、古学三者，与国故、国故学各不相应。盖国故者，五千年间中华民族以文字表达之结晶思想也；而国故学与中国文化也不能等同，文化指全体，国故仅指以文字表现于纸片者。与郑伯奇相类，曹聚仁也认为，胡适说国学是国故学的缩写，斯言妄也。胡氏之说，殆迁就俗称而为之曲解耳。抑知国故二字之重心在故；于故，乃知所研究之对象为过去文化思想之僵石、乃知此研究之对象已考终于五四运动之际、乃知此研究之对象与化学室之标本同其状态。如果去故而留国，则如呼西瓜之为西、太阳之为太，闻者必茫然不知所云。故愚以为国故学必当称为国故学，决无可省之理。当时一些人以
15、国学为中国学术，遂以国故学为中国学术史之别名，也不成立。盖国故与中国学术史之内容与范围非完全相同，国故仅限于中华民族,而中国学术史则凡在中国地域所曾有之学术，皆所必载；且国故以五四运动为终点，后乎此皆无与于斯学；中国学术史则与时间以俱存，可延长至无限。曹氏以为，自有文字以至五四运动，可成为一大段落；五四运动以后，旧有结晶思想皆完全崩坏，中国已进入新的阶段。国故学所研究的，只是五四运动以前这一大段落。他主张国故学才是科学，并据此否定国学的正当性说，科学之研究，最忌含糊与武断，而国学二字，即为含糊与武断之象征。本来各科学之命名，当合论理之规范。如天文学，吾知其研究之对象为天文；地质学，吾知其研究之对象为地质。而国学定名之初，非经长期之考虑，但见陈吾前者为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