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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法国平民史20世纪，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在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年鉴学派的引领下，国际史学研究进入了不再局限于本学科而试图建立包容社会整体的史学研究新领域。年鉴学派的一大特点是跨学科研究，坚持同各门社会科学进行学术交流与对话。其创立者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曾提出全面地考察社会各复杂因素及其变化，认为孤立地强调气候、生态和社会风俗或心理状态，容易模糊它们与生产水平、国家状况的联系。1924年，布洛克出版了创造奇迹的国王，这是一部将人类学研究引入历史学的拓荒之作。而后他在1937年出版的封建社会中触及到了封建社会深层的信仰领域价值系统，其研究角度已趋向于后
2、来的历史人类学o因此，布洛克被法国新史学的重要人物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称为历史人类学的奠基者。在年鉴学派另一位创立者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去世后，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主持年鉴的出版工作。1958年，他发表的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标志着新史学进入了新阶段。在布罗代尔看来，历史学应该看重时间的多元性和长时段研究的特殊价值。他主张抛弃以重大事件为研究中心的政治史、精英史，提出利用结构这把钥匙解决长时段研究中的问题；他把结构看成是社会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相当固定的关系。1968年，年鉴杂志由布
3、罗代尔转交给安德烈毕尔吉埃尔(Andre Burgriere)、勒高夫和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组成的新班子手中。法国年鉴学派发展到了第三代，老一辈的年鉴派学者对非西方和不发达国家历史的兴趣现在继续存在，并和一种有关原始文化的新型人类学结合起来。第三代年鉴学派从各方面发掘和开拓历史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其目的是要考察集体或一般心理状态在社会文化关系中的作用以及与历史行为的关系，将历史学从精英史与事件史中摆脱出来，走向平民史。 社会整体史的蒙塔尤 在第三代年鉴学派史学家中，勒华拉杜里无疑是最杰出的一位。1976年，勒华拉杜里所著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
4、的一个小山村(以下简称蒙塔尤)，犹如一座将历史学与人类学沟通起来的桥梁，成为新史学研究中人类学化的经典之作。他在蒙塔尤中运用人类学方法解读了丰富细腻的历史资料，详细考察了当地农民的行为和意识，成功地展示了法国中世纪农民的文化和宗教生活。 在蒙塔尤的前言中，勒华拉杜里所使用的历史资料来自14世纪宗教裁判所遗留下来的富尼埃主教的文件，其目的既不是要了解宗教审判也不是要弄清异教思想，而是从人类学的视角了解当地农民的精神状态，通过那些被审判的异教徒的自白来反映他们的日常生活、精神世界及对周围世界的看法。这样的叙述很好地整合了平民史、日常生活史和当地人的想法，同时对以往宏大叙事中的精英史、事件史和国家的
5、历史权力话语进行了批评。全书分为两部分。勒华拉杜里在第一部分中研究了蒙塔尤的生态系统、地理状况、人们的物质生活等。但他并不局限于此，而是继承了年鉴学派的研究传统，用一种跨学科的历史学方法，不仅呈现了农业、牧业的物质生产方面，而且还涉及了控制该地区的权力分配、牧民的社会生活、农民的家庭观念、牧羊人的心态等方面，以一种整体论的视角进行了考察。第二部分名为考古，其实并不是考古学学科意义上的考古，即对历史遗留的实物资料进行考古，而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去考察当地农民的心态，是对14世纪比利牛斯小山村的社会文化结构的考证。在这里，勒华拉杜里探讨了人们对自然和死亡的态度以及这些心态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等。这些对个
6、体内心世界的揭示，无疑是人类学研究中的精华所在。正是通过这种历史人类学方法的运用，14世纪蒙塔尤村民的价值观念、伦理观、精神寄托和信仰得以生动地再现。这也是法国第三代年鉴学派新史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一种引入人类学方法、注重精神状态史的研究趋向使历史研究不再是那种长时段、重结构而轻事件的布罗代尔式研究。以勒华拉杜里为代表的史学家们发现，每个人身上都存在一些由人类文化长期积淀而形成的观念，这些观念虽然不由自主但确实非常牢固，人们的思维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观念所决定的。从蒙塔尤可以看出，这种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把视角指向一定时期、一定地域的人的生活状况，社会心理，观念需求，风俗习惯，内心欲望等，从而
7、加深了人们对过去的了解。因此，不论在研究方法还是在对史料的观念等方面，历史人类学与传统史学都有很大的区别。 勒华拉杜里在蒙塔尤中写道：蒙塔尤是一滩臭气扑鼻的污水中的一滴水珠。借助日益增多的资料，对于历史来说，这滴水珠渐渐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世界；在显微镜下，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微生物在这滴水珠中游动。勒华拉杜里把这个村庄作为当时法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细胞来研究，从而揭示当时的整个法国社会。这种以小见大的解剖麻雀式的研究取向，是借鉴了人类学的社区研究方法。首先，勒华拉杜里在书中以家这条线索贯穿全书。对家庭的研究可以说是人类学研究的传统内容，人类学认为家的观念是农民社会文化建构、信仰以及人观的重要微观体现
8、。而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看，普通人的家庭生活史是以往历史论著中不太注意的题材，但这本书向我们展示了13世纪与14世纪之交法国底层的家庭，透过家庭这个基本单位揭示农民世界中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他指出：家庭控制着男女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还可能包括主仆之间的各种关系，同时还控制着这一批人与农田牧场的关系。由此可见，家庭无疑是一个浓缩的社会，中世纪法国社会中的一些复杂的社会关系首先就存在于家庭之中，如宗教的异端问题、权力关系、阶级关系等。其次，勒华拉杜里在蒙塔尤中描述当地有保留已故家长的指甲、毛发的风俗，这是一种保持家的星座和运气的象征。最后，当地人的时空观念、对自然的态度也与家的观念分不
9、开。他们把人的躯体和家作为衡量世界时间和空间的尺度，把人间的家和彼岸世界里的天堂作为人生的理想。这与人类学研究中对时间、空间及家屋的研究极其相契。正如勒华拉杜里在书的末尾所写的：蒙塔尤是家所散发的体温和农民心目中去而复始的彼岸世界。两者存在于对方之中，两者互为支撑。家的观念不仅把蒙塔尤的社会、家庭和文化生活统一起来，而且是农民的生活态度和精神世界的缩影。 #p#分页标题#e# 文化解释的档案中的虚构 从史学的发展趋势来看，将研究的触角伸出帝王家谱之外是不可逆转的潮流。而从文化解释的角度来对文本进行研究也是新史学的另一股潮流，持这种角度的研究者以主观视角去建构主观事物的历史，重视下层社会的精神世
10、界。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所撰写的档案中的虚构十六世纪法国司法档案中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叙述者(以下简称档案中的虚构)可以说是文化史研究的经典示范。 戴维斯在书中使用了隆省档案、日内瓦国家档案、巴黎警察局档案等所保留的16世纪赦免状，其中包括154份男性求赦书和42份女性求赦书。通过对为数众多的文本解读，戴维斯的目的并非将文本视为拼图块，拼凑出描绘历史的巨幅图画，而是要破解16世纪法国司法档案中赦罪故事的文化密码。戴维斯特别指出，在书中她将不断地去探寻，这些求赦者为了自身的利益所讲述的故事与已出版的犯罪记录以及当时的文学名人所撰写的故事有何异同?这些当时社会上
11、流行的故事与赦罪档案里所记载的故事所具有的相似之处又会是什么呢?基于这些赦罪故事决不是凭空的编造，戴维斯深信它们受到了叙事文化、信仰、价值观、社会体系的左右。她说：结构早在事件发生之前便深植在十六世纪涉案者的心中和生活中。 求赦书大都是在求赦者落网不久或是在案件正在审理中或是在宣判后提出来的，在通常情况下，每纸求赦书至少要两位执笔者，有的情况下也许要更多。这些求赦书是由求赦者本人或其委托人与皇家公证人及秘书们共同拟定的，这种皇家公证人(或被称为书记官)的职业很受人推崇，他们是当时作家世界的精英分子，受家庭的影响、透过政治特权以及经由自己个人的藏书而与通识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听到一个故事时
12、，这些公证人必须具有发掘好故事题材的能力，把求赦者的故事中容易引起争议的部分删改掉，以便把求赦人的讲述转化为一个生动的故事，求得皇室的同情而获赦免。自然，有时求赦者的律师亦参与求赦书的制作，而这些律师都是大学科班出身，有着良好的法律修养与文学造诣，这也有助于把求赦书里的讲述包装成为一个动人的和貌似真切的故事。 从总体上看，男性求赦书署名的第一执笔者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从领主到牧羊人，从公证人、律师、牧师到目不识丁的普通民众都有，其特点是描写他们因受到侮辱、攻击或威胁而处于暴怒状态才去杀人。女性求赦书的数量并没有男性那么多，而且女性在16世纪的法国因做错事而获得赦免的比例很小，在4000多封赦免状中
13、，大约只有1是授予妇女的，这与女性最容易犯下的两种死罪巫术与杀婴是不被赦免的有关。但她们的赦罪故事可以由一种明显的复杂和结构以与男性的故事有所区别，而且女性讲述的故事大都是关于家庭、性的名誉和继承权方面的。在多数情况下，女性难以套用男性纯粹愤怒的公式，同样也难以套用以隶属身份的妻子的公式，除非是丈夫被杀，因而，她们被迫在架构她们的故事方面更有创意，呈现更多的细节以符合恩惠赐予所受的限制。女性的求赦申请也不像男性那样经常围绕着职业或社会地位的故事打转，女性习惯叙说故事的各种场合，每个女人的情况必定各不相同，但定案的求赦申请显示出相当可观的说故事技巧，与既成的格式和书记官及其秘书的建议有着天壤之别
14、。此外，尽管男性、女性求赦者的地位与职业状况大不相同，但求赦故事的叙述结构却大致相似：男性的犯罪故事经常发生在典礼或节庆的情境皇，以协助辩解及合理化所发生之事，这实际上也暗示了在热闹的庆典时刻容易发生诸如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冲突和权力纷争，表明了当时存在宗教冲突和宗教战争的历史背景，天主教徒与新教徒间的集体殴斗经常发生在某一宗教仪式的特殊时机。女性的犯罪故事则经常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来自男性暴力侵扰的情况下，这种情况迫使女性为捍卫自己的名节或保护自己的生命而杀人。女性杀害丈夫一般是在经过长时间的害怕、煎熬和忍耐将要陷于发疯的状况下才不得已而为之，最常见的借口是为了保卫她们的家，特别是为了保护她们
15、的身体不受非法的性侵害，很少是托词于意外的醉酒或类似的非理智性冲动。 戴维斯并不打算为读者讲故事，那只不过是手段，而分析叙述的功能和故事背后蕴涵的文化脉络与象征意义才是本书真正的主旨。正如书中所言：你将不会阅读到有关十六世纪杀人案中人们所使用凶器种类和数量的估计，但你可以听到人们叙述如何运用武器。你将不会阅读到有关政治犯罪本身的分析，但你可能会被请求去思考国王在所有赦罪故事架构中的重要性以及赦罪故事在提高他的君权中所扮演的角色。赦免状虽然是弄虚作假的产物，经常受到怀疑和挑战，但它在公开场合都被宣称是真实的而且是被真实地批准的，是维持社会安宁和秩序重整的润滑剂，并被作为重新修复社会和谐的基础，赦罪经常带给双方和平，有时候是协助贫民对抗富人。一成不变的最大赢家大概都是君主政体的当权者，但在某种意义上抹杀不掉庶民百姓对于如何精心制造赦罪的理解。16世纪的西欧包括法国正是君主权力迅速扩张、政权与神权抗争激烈的时期，君王赦免子民的罪行正是其笼络百姓、化解社会矛盾、加强专制权力、显示君主权威的一个手段，当求赦者被融入了用以宣扬君主权力的更大型的戏剧时，赦免状的成功率已远超过故事本身的力量。 任何学术研究的典范都不会完美无瑕，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档案中的虚构过于重视阐释意义的解读历史策略，使文化在具体历史脉络中的作用无形中被拔高了，而制约文化发生作用的社会物质因素在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