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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命燃烧之曲三国演义作者对英雄死亡的描写与感悟 陈志勇 摘要三国演义中丰富斑驳的英雄死亡形态，既是作者刻画人物形象和实现创作意图的手段，又涵概了作者对英雄死亡的伦理与价值的评判、情感与理性的取舍和超越死亡的理想寄托。作者在对英雄死亡场景的描写和对“舍生取义”死亡精神高扬的同时，又在心灵深处隐藏着一股悲观、虚无、孤独的潜流，而这正是作者真实生命体验和对历史、英雄、死亡予以思索、感悟的产物。【关键词三国演义死亡形态价值评判生命体验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描写了各种历史人物斑驳多棱的死亡形态。小说中那种积极体悟死亡、超越死亡、直面死亡的人生态度，以及在生与死之间选择死亡以实现生的全部意义的生死观念，被作者
2、所激赏，并成为作者在文本中评判英雄、塑造英雄的一根标尺。同时，作者在小说中以人生体验和审美经验点醒了历史英雄的生死选择的遗迹，揭示出死亡的价值体系和悲剧美感。与此同时，作者在描写英雄死亡场景与揭示死亡意蕴的过程中，也深深地透示出作者的心声。这样，三国演义就渗透出对死亡意义三个层面的意蕴：英雄对死亡选择所显现的伦理意义；作者对英雄死亡选择的价值判断；以及由此引发出的作者对死亡、历史、历史英雄的思索、感悟。三国演义正是这样部对死亡有着深沉思考和思辨哲理的文学作品。【一)生动斑驳的死亡形态。三国演义是一部以汉末军阀混战、群雄逐鹿为背景的历史演义小说，战乱频仍、灾害连年的历史真实，使普通老百姓无时无刻
3、不面对死亡，对于驰骋于疆场上的英雄，死亡更是盘旋于上空的饿鹰随时都有不期而至的可能。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描写的乱世英雄形形色色的死亡形态正是历史真实的体现，也可以说，是作者对死亡一种平静超然心态的体现。1英雄群体的死亡与个体英雄的死亡。个体英雄为了共同的使命和责任联合起来蹈死践行、前赴后继，最终凝聚成为英雄群体的死亡。在三国演义中，英雄群体的死亡主要表现为尽忠、酬义和捐节。董承、伏完、耿纪、韦晃等人组织的几次较大规模“谋操保帝”的“策反活动”，可以说是英雄群体死亡的集中代表，最终不出为操所图，宗族尽诛的结果。“以死酬义”在三国演义中也是一个悲剧的英雄群体，蔡邕哭董卓为王允下狱死，王允不弃献帝被李
4、催、郭汜诛、王累谏刘璋坠城而亡，关羽归神王甫、周仓殉义。而“殉节报主”是三国演义英雄群体死亡的另一表现形态。节操本是针对妇女忠守其夫的操守，后扩展至政治伦理范畴，事主不论富贵穷困而不易其随，始贯其终，即使在死亡面前亦不移其志。三国演义中多有此例。沮授、审配不降曹为操杀；于诠不降司马氏而死难；费耀不降蜀汉而自刎。甚至有的英雄求死守节以成千古之美名，如庞德忠于曹氏不降关羽，关公斩之全其节；张任不背旧主，孔明斩之全其名。正是儒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思想的召唤，使得许多英雄的个体生命走向毁灭的悲剧，形成了英雄群体的死亡意识：舍生忘死，尽忠为国。即便如此，作者在关照英雄群体死亡的同时，也没有淡化个
5、体英雄的死亡，只是在看待个体英雄的死亡时，更注重看其在死亡面前对生与死的选择和选择中所包含的人格内容。三国演义中有很多英雄在兵败势危时投降的范例。张辽从吕布，布兵败，张辽在传统伦理规范下欲“舍生忘死”以身就义，他怒骂曹操，引颈待杀。曹操在刘备、关羽的劝谏之下，“亲释其缚，延之上坐”，略施亲敬之举，张辽就“感其意，遂降”。而事实上，在三国演义中，英雄人物并没有鄙视张辽穷孤投降的行为，作者亦未有微辞，对张辽英勇善战，忠心事主，威震逍遥津大加赞赏。类似于张辽的情形还有很多，作者都未予以贬斥，原因何在?或日“强主弃之为不义，弱主弃之是谓弃暗投明。”或日“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在两阵对峙，弱势一
6、方为保全性命投降，名义是弃暗投明，实是“爱生恶死”人之本能。可见，三国演义的死亡观又是有其灵活性和可操作性的。死节尽忠可成其千古美名，弃暗投明亦可百代流芳。2正面人物的死亡与反面人物的死亡。三国演义的作者对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死亡描写饱蕴着情感的评判和历史深沉的沧桑感。诸葛亮在小说中是作为蜀汉集团的关键人物予以浓墨渲染的。他的一生可分为隆中学艺、辅佐刘备创业建国、辅佐后主守业讨伐中原三个阶段。至白帝城托孤后蜀汉集团开始走下坡路，而诸葛亮为力挽颓废之势，夙兴夜寐为国操劳，终在“生死有常，难逃定数”“悠悠苍天，曷我其极”的喟叹中饮恨长逝。诸葛亮的死不仅深化了三国演义是“乱世英雄的一曲悲歌”的整体悲
7、剧氛围，而且也强化了诸葛亮是历代神算军师加贤明宰相的典范形象。与蹈死践行历史使命、以道德完美为人物典范的诸葛亮相较，董卓就是另一类为了权势和情欲损人利己的个体，他的死亡作者予以了漫画式的夸张。“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是其指导思想，董卓被杀后，军士点脐为灯，万民蹈其头至于碎烂，甚至于后来其部将厚敛之，天雷大作，劈棺提尸，反复而三。作者至此一反客观冷静叙述的常规，跳出来评日：“天之怒卓，可谓甚矣。”在这里，作者其实暗含着一个道德评价的问题：为民请命、仁政爱民的英雄之死必将青史不朽；贱民嗜杀、以天下为私者之死必遭万民唾弃，遗臭千古。3英雄的被动死亡与主动死亡。英雄的被动死亡在三国演义中也是常见的
8、。有的英雄驰骋疆场，戎马一生，最终将星陨落，寿终正寝，如赵云，张苞，每至此作者总要喟叹一番，感怀昔日如虎生风的英雄走向衰老至死亡的悲情与无奈。如果说英雄的自然死亡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那么，英雄在“不欲死”的心态下被外力瞬间剥夺了生命就更具悲剧的感染力。关羽之死就是被东吴利用其性格缺陷设“骄兵计”一步一步将其引向死亡的。对于关羽之死作者留下了思考的大块空间，除了外力因素的作用外，其刚愎自用、虚荣自负、好大喜功的性格弱点也是其走向毁灭的重要原因。关羽“不欲死”，他还要为兄长的汉家基业守好边疆，共享富贵与天伦之乐。但最终在外力的作用下被动的走向死亡。这样一位神威神勇、义盖千古的英雄在瞬间被毁灭，使
9、人顿生悲鸣与崇高感。如果说关羽是被动死亡，那么，刘备则可以说是主动为手足之情、金兰之誓去蹈死的。刘备闻关羽为东吴所害，哭绝之余恨恨誓日：“孤与东吴，誓不同日月也!”后张飞急兄仇遇害，刘备日：“二弟俱亡，朕安思独生!”尽将蜀兵七十余万讨伐东吴，在虢亭被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狂奔至白帝城，懊恼不及，悔恨成疾，卒于白帝城。在兴兵伐吴之前，诸葛亮、赵云等纷纷劝谏，并预见了征讨的结果，虽然刘备未必不知结局，但亦奋然蹈死，为二弟报仇。这种死亡大大强化了人物的悲剧形象，同时，也更具震撼力和感染力，让人们在这种主动死亡中获得伦理的教化与情感的共鸣。三国演义是一部史诗式的长篇小说，它对死亡场面的描写也同死亡形态的
10、描写一样五彩斑斓，其多侧面的烘托，少正面的工笔；多性格特征的点染，少情节场景的铺陈。故而，三国演义中的死亡都趋向概念化，为了凸显为忠义名节而死的美德，作者有意淡化了死亡的残酷。(二)对英雄死亡的评判。三国演义中英雄死亡形态的丰富固然来源于汉末战乱纷纷、人命草草的社会现实，更是作者艺术创造及由生命体验积淀上升为死亡观念的结果。三国演义的作者激赏英雄群体舍生忘死的精神，肯定英雄个体爱生恶死的选择，于前者中寄寓道德完美的理想，于后者中表达对人性的体悟，从而在理想和现实中结构出了作者独特的死亡观。1作者对英雄死亡的评判闪烁着伦理与价值的理性光芒。三国演义中的很多悲剧英雄的毁灭集中体现了“忘死尽忠”、“
11、舍生取义”、“捐躯殉节”的伦理意义和死亡价值。事主效忠是臣僚部从的天职，这是集团利益得以巩固和发展的前提。于是，对文臣武将提出了价值要求和社会职责，即“文死谏，武死战”。三国演义中有一个大群体以这种方式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尚书丁管反对董卓废汉帝让陈留王践位被斩；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谏董卓迁都被诛；冀州牧韩馥手下长史耿武、别驾关纯谏韩馥勿让位于袁绍被绍诛；苟或谏曹操勿从董昭加九锡受魏公之礼，为操忌杀，后尚书崔琰亦谏曹操不得进魏王，为操杖毙这些文臣并不是不知迸谏的后果，但他们或为正义和真理申言，或为百姓利益讽谏，或为旧主的利益和命运执言，他们以死洗涤了文臣儒而无能的形象，以死完成了文臣“立功”的
12、不朽，他们也是英雄，被作者盛誉为“万古堪称大丈夫”。与文臣相较，武将以在疆场上奋勇死战为人生之要义。祖茂护主被华雄斩于阵前，许褚身披数箭救主也正体现了武将的价值取向。在九十一回中，孔明点将北伐，因赵云年尊功高恐有失，未及之，云愤然日：“大丈夫得死于疆场者，幸也，吾何恨焉?”一言道出了武将这个群体的死亡信念：只有死战于疆场，“马革裹尸还”才无亵于他们作为武将的称号和荣誉，死于疆场是实现全部生存意义和终结生命最好的形式。这就是英雄的死和英雄的死亡选择。这一主流死亡观念也集中体现了我国传统的从社会伦理的角度审视生命的价值思维，于是，“舍生取义”的思想使英雄主体对这一伦理理想追求付出了沉重代价，英雄的
13、悲剧成就了悲剧的英雄，也使其成为社会伦理与价值评判的殉道者。刘备为关、张复仇也正如此。刘备以身死酬昔日“桃园三结义”之兄弟手足情，他以死实现了情感与伦理旗帜下的道义。故而作者并未过多地斥责刘备情感凌驾于理智之上，舍弃江山一意孤行，反而通过人物的言行，使他的形象更真实感人，丰满高大。这其中就蕴涵著作者的选择和判断。作者对尽职尽责的死谏之臣总是赋诗颂扬，对死战于疆场的武将总是高歌褒奖，质言之，只要是体现了人类社会共同情感的英雄之死，作者都饱含深情地予以肯定，字里行间都浸透著作者善恶美丑、高尚卑劣的价值判断。2作者对英雄死亡的评判秉持着情感与理性的双重维度。“舍生取义”是悲剧英雄的伟大，这在于他对命
14、运的蔑视，在于他面对命运显示出来的自由、勇气与尊严。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舍生取义”英雄的悲剧却正是传统伦理教义的产物，它在肯定英雄的死的同时，又弱化了其自身的主体价值。这也是三国演义中对殉节尽忠死难捐生者予以高扬旌表的社会氛围。但作为个体的人，“爱生恶死”是人的本能，这既缘于对同类死亡体验所产生的恐惧，又缘于死亡意味着对人生已存美好价值和意义的全部终结与否定，正基于此，三国演义在高扬“舍生忘死”的死亡观的同时，也默许了持“爱生恶死”意识英雄的选择，因为这是每个个体不容否定和排斥的真实存在。从隋感上说，“爱生恶死”的死亡观体现在事危投降上是能够得到宽容和理解的。但在理性上作者对实现“爱生恶
15、死”之求生的方式与手段，三国演义却有其价值评判和伦理要求。毛评本六十三回总评在评严颜时云：“可见人虽不死，不可以畏死，虽不必不生，不可以贪生。”可谓一语道破其中玄机。“爱生恶死”并不等于“贪生畏死”，更不等于丧节卖义以求生乞荣。张辽、严颜、黄忠之所以得到高评与重用，是因为他们有赴死不屈、临危不惧、忠主之节在前。而对于卖主求荣、背义求生的张松、杨松之流，世人唾之，作者鄙之，其结果是死路一条。“爱生恶死”与“贪生畏死”是对死亡的同种选择，却显示出不同的人格品位，作者是通过对比完成二者的评价的。阳安关守将傅佥、蒋舒同等情势不同选择，引发了作者对两种死亡观的不同态度：“一日抒忠愤，千秋仰义名。宁为傅佥
16、死，不作蒋舒生。”为什么不作蒋舒生，因为他贪生怕死，卖友求生，在死亡面前没有死忠尽节的勇气，没有经受生的诱惑，这样的“生”自然遭到作者的鄙弃。更为明显的是，作者对“此间乐，不思蜀”之刘禅与“亦设此座以待陛下”之孙皓降晋的不同态度，并未因刘禅是蜀汉后主而宽容其懦而无刚的丧节，也未因孙吴后主孙皓乖戾嗜杀而抹杀其铮铮高节，同样是降魏求生，人格高下、廉耻厚寡泾渭分明。又通过后主的畏死、其子刘谌的死节二者同形相较，进一步深化了对英雄个体“爱生恶死”观念的深层次体悟。求生不畏死，避死不丧节，这正是作者对“爱生恶死”英雄个体死亡意识最好的注脚。3作者对英雄死亡的评判寄予着超越死亡的象征性理想。三国演义对“舍生忘死”的英雄激赏之，对“爱生恶死”的英雄体认之，虽其中价值指向鲜明，但仍透露出作者对死亡的深沉思考。过分强调社会责任、历史使命和伦理规范，从理性出发使英雄必然性地走向死亡，的确能使英雄在死亡中得到精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