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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关链接1 寓言和比喻是先秦诸子散文的重要表达手段。一般认为，寓言就是带有劝诫或讽刺性的的故事，通常是用假托的故事来说明某个道理或教训。寓言往往含有比喻的性质，也就是说，寓言的寓意和用来寄托寓意的故事通常具有类比关系。 读孟子的寓言，首先吸引大家的自然是那妙趣横生的故事，比如五十步笑百步、齐人乞墦、邻人攘鸡等。大家看，“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这三两句话，把逃兵形象写的历历在目；尤其是“弃甲曳兵而走”一句，六个字写三个连续的动作，使逃兵的形象活灵活现。齐人乞墦的故事就更细致更精巧了。这里有完整、曲折、富有戏剧性的情节，有鲜明突出的人物，还有出神入化的细
2、节。故事开头说齐人从家中出去，“必餍酒肉而后反”，引起妻子的怀疑；结尾说齐人吃饱喝足了，得意洋洋的从外面回来。首尾呼应，非常完整。这中间则有很多曲折:妻子不相信丈夫跟富有、显赫的人吃喝，向妾透露自己的盘算，这是一个曲折；妻子偷偷的跟着丈夫到了东郭外面的坟场，眼睁睁的看着丈夫一次次向人们乞讨祭祀剩下的东西，这是一个曲折；伤心绝望的妻子不惊动丈夫，径直回家把真相告诉了妾，二人相对哭于庭中，这是一个曲折；丈夫得意洋洋从外面回来，做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殊不知妻妾已然知道就里，这又是一个曲折。曲折越多，越引人入胜。故事的细节描写极为精妙。“施施从外来”的“施施”和“骄其妻妾”的“骄”，不仅说明齐人不只
3、羞耻，而且说明他不知道自己已被看穿，还要尽情表演。齐人的妻妾看着自己的丈夫表演，读者通过齐人妻妾的眼睛来看齐人表演，故事充满了戏剧意味。而从形象塑造方面来看，齐人写得妙，齐人的妻妾写得也很妙。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孟子在结构故事、刻画人物。叙述细节方面，具有相当高的造诣。 读孟子的寓言，须知道故事毕竟是“宾”，寓意才是“主”，孟子讲五十步笑百步的故事，不是讥刺逃兵，而是说明梁惠王的政治跟邻国没有本质的区别。孟子讲偷鸡者的故事，不是讥刺小偷，而是说明宋国大夫和国君知错不改的可笑。孟子讲齐人在坟场乞讨，不是讥刺齐人，而是抨击那些不择手段追逐富贵利达的人。孟子讲枯苗得到了充沛的雨水，便浡然复兴，不是说明
4、雨水对禾苗的重要性，而是说明如果人君不嗜杀的话，百姓就会不可阻挡地归附地。这样用寓言来说理，比直接说理更美妙、更诱人。相关链接2 孟子力图破除世人个人利益至上的观念，确立仁义对社会人生的最高价值。他认为，如果一个人一心追逐私利，他的德行就难以提升，始终跟人格卑下的小人为伍；如果一个人勤勉行善，他的德行就是高尚的，因此跻身于君子的行列。如果世人全都私利当头，不培养仁义之心，不贱履仁义的原则，那么即使是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也不可能建立起亲善的关系；甚至儿子会遗弃父母，臣子会不顾国君，社会将陷入尔虞我诈、混乱动荡、弱肉强食的境地。这样的国家最终将走向灭亡。与此相反，如果是人都贱履仁义、那么
5、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广而言之即人和人之间，就可以建立起互相亲近、礼让、关爱和美关系，就可以成就王业。仁义被遏抑的祸害是极为沉重的。孟子说“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又说“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孟子滕文公下）。因此，孟子在世人面前高高扬起了仁义的大旗。 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他并不是要梁惠王绝对不考虑利，而是启发他把仁义放在私利之上。其实按孟子的看法，推行仁义才是大利所在。“未有仁而遗弃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些话就是将用仁义治国安身的莫大好处。孟子数落宋钘，并不是反对他去制
6、止楚秦两国之间的战争，而是反对他从“利”的角度去劝说两国国君、这些意思值得我们细心体会。 孟子对梁惠王，开头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结尾回到同样的意思（只是具体说法有所变化），即形成了呼应，又突出了立场。中间先说一通利字当头的坏处，接着说一通推行仁义的好处，正反对比，使主旨更加鲜明。孟子对宋钘，开头说“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结尾归结到“何必曰利”，同样有形成呼应、突出立场的作用。中间先说一通利字当头的坏处，再说一通推行仁义的好处，正反对比，使主旨愈加醒目；而紧要处则细细道来:反面的例子从“为人臣”“为人子”“为人弟”等各方面分说，正面的例子也从“为人臣”“为人子”“为人弟”
7、等各方面分说，十分晓畅。总之，孟子用鲜明的对比和照应，把应该何去何从的道理说得明快有力。相关链接3 我国历史上不乏暴虐无道的君主，也不乏愚忠之人。孟子的民本思想正可以显示出他们在心智上的障蔽。暴君之所以暴虐，是由于不知道自己的分量没法跟社稷比，更没法跟民众比。愚忠者之所以愚忠，是由于不知道君之上有社稷、社稷之上有黎民，不知道权势地位之上尚有仁义。如果把立足点放到天下百姓身上、放到仁义而非权势地位之上，那么做君主者应当在何处下功夫，做臣民者应当何去何从，就昭然若揭了。 孟子强调，一个人居天子或国君之位，并不意味着他为所欲为是合理的，地位和血统不能证明某人具有无可争议的合理性。天下贼害仁义，则不过
8、是独夫民贼而已，理应被臣子诛灭；国君危害国家，那么臣民就可以推翻国君。只有得民心者，才具备拥有天下国家的合理性。 在我国古代，人们一般认为天子跟天最亲近，因此他在人世间享有无与伦比的特权。可是孟子的思想中，跟天最亲近的不是天子，而是人民：“天视自我民视，天庭自我民听”，“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的意志取决于民的意志。尽管孟子说，舜得天下有两个条件，即“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也就是“天与之，人与之”），但从他的根本立场上看，得天下与否取决于民心的向背。而想要赢得民心，关键是民之所欲为之聚之，民之所恶不要施之。就孟子看来，民之所欲莫过于仁，所
9、恶莫过于不仁百姓附有仁德的国君，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可阻挡。 孟子强调，践行仁义的行动比鼓吹仁义的言语更能深入人心，使仁义礼智深入人心的教化比良好但令人敬畏的政治更能赢得民心。这是十分深刻的观点。一个忽视了“善教”即良好的道德教化的民族，她所获得的发展也必然包含着一种被发展了的破坏力和伤害力。这些破坏和伤害，将产生于该民族内部的个体成员之间，产生于该民族成员与其他民族的成员之间，甚至产生于该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 孟子的议论锋利痛快。他一摆出“民为贵”的道理，顿时使君王黯然失色。他回答齐宣王“君弑其君，可乎”的问题，只拈出“仁”“义”二字，就剥除了天子国君所把持的特权，使不仁不义的君王陷入可以被
10、人民堂堂正正地诛杀的境地。他评论夏桀、殷纣两大暴君以为失去民心而失去天下，突然间却直指现实，横扫天下诸侯，把他们视为只能给“好仁”之君驱民的桀、纣一流的人物，说他们即便有成就王业的愿望，也不过是患了痼疾却得不到治病良药的病人。 孟子的常常层次井然，明畅通达而又曲折有致。“民为贵”一章，先从重说到轻（即民社稷君，得乎丘民得乎天子得乎诸侯），掉头又从轻说重（即变置诸侯变置社稷）；“桀、纣是天下”一章，先从天下一方面由笼统说到具体（即失民失民心），掉头又从得天下一方面由笼统说到具体（即得民得民心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之）。“仁言不如仁声”一章文字不多，第一句为总说，接下来两句式两个对比的分说，通篇只是错落有致地说“善政”“善教”。总之，孟子的文章当得起“”气盛言宜四个字，气既然足了，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不管怎么说都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