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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八章 建立在语言分析基础上的文学修辞批评 被称作rhetoric的西方修辞学，最初研究的主要是用语言说服、影响听众的演讲活动。然而，在其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修辞学的研究领域已经有了很大的拓展，将人类许多其它的语言活动都包括了进去。在西方，文学活动，至迟在十七世纪已经纳入到修辞学研究的视野之中。另一方面，文学研究对修辞学理论的借用也由来已久。诗学和修辞学被认为是西方文艺学的最初形态和两大源头，它们开创了西方文艺学发展的两大走向：从诗学形成后来的美学，文艺理论，主要在德语国家得到发展；从修辞学发展为后来的文艺批评，主要在英语和拉丁语国家流行。贺拉斯的论诗艺是开创实用派文艺批评的最早的典范，他把诗学
2、问题转换为修辞学问题，把文学命题的描述性转换为文学命题的规定性。修辞学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结合，既丰富了传统修辞学的内容，又促进了文学研究的深入。文学修辞批评，正是这种结合的产物。整体地讲，建立在修辞学理论发展基础上的文学修辞批评，表现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对文学语言问题的关注，它主要借助的是传统的修辞学理论，同时，这一传统与中国古代的诗词评点传统也是符合的。在这一层面中，形成了语词分析、辞格分析、文体风格分析等批评角度。第二个层面是对文学作品内在结构的关注，它主要得益于西方的结构主义理论及中国古典文章学理论与小说评点。在这一层面中，形成了语篇分析、叙事分析等修辞批评的角度。第三个层面是对修辞背
3、后的文化内容与意识形态内容等的发掘，它是在西方解构主义修辞学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语境分析、话语分析、对辞格的哲学分析是这种批评常采用的批评角度。在本章中，我们将先对主要受传统修辞理论影响，建立在语言分析基础上的修辞批评进行介绍。一、语言分析在文学修辞批评中的位置就修辞学本身而言，以亚里士多德理论为代表的西方古典修辞学体系在对演说活动进行修辞研究时，对演说的语言风格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亚里士多德本人及其它希腊的修辞学家都曾在其修辞理论中接触到演讲中语词及修辞格的运用问题，如措词的选择、用语言的双关与谐音制造幽默等等。他们还认为，一篇演讲的整体风格与其语词的选择与辞格的选择直接相关。这一传统对后
4、来西方的修辞学研究影响很大，以至“在漫长的修辞学研究史上，曾有几次出现了将修辞学研究与文体风格研究等同起来的情况。” （胡曙中美国新修辞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页）西方18世纪、19世纪文学批评家对文学语言风格问题的关注，与以语言风格研究为主的修辞学理论向文学研究的渗透，有直接的关系。在20世纪人文学科“语言学”转向的大背景中，文学的语言问题，更是成为文学理论与修辞学理论共同关注的焦点。对一些很有影响的理论家而言，对文学的关注其实就是对文学语言的关注，对文学语言的关注同时也就是对文学的修辞性的关注。以至于20世纪西方的文学研究、语言学研究、修辞学研究常常成为紧紧绕在一起
5、，很难分开的领域。俄国形式主义者日尔蒙斯基认为，文学研究对象的确定需要依据语言学理论，“既然诗的材料是词，那就应当把语言学为我们所作的语言事实分类，作为诗学系统建构的基础。这样，理论诗学的特别部分须与语言科学的每一部分相对应。” 基于这一考虑，他把修辞学作为其理论诗学的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对待。他说，修辞学“是关于诗性语言的学说，是诗歌语言学”， 修辞学的任务“就是研究语言在艺术中的运用”（诗学的任务，方珊：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225-226页。）。这是一种把修辞学研究归在文学研究名下的做法。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瑞恰兹，要求把文学批评建立在严格的语义分析的基础之上。他认为，文学语言往往存在于很
6、复杂的语境中，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极其复杂的语境来判断文学作品的意义和效果的。而语境中的许多因素，如心理学的因素、社会学的因素等等，会干扰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解读，最终造成对文学作品评价的混乱。因此，瑞恰兹主张要把语境严格限制在直接的语言结构的范围之内，使读者与批评家着重于对诗歌本身的经历，尽可能地排除非语言的因素对于文学阅读活动的影响。当试图把文学意义直接建立在语言分析的基础上的时候，瑞恰兹则称自己的这种语义学为“一门新兴的修辞学”。他说，这种新修辞学是研究词语理解正误的学科，它的目的在于为文学读者提供一种客观地解释与评价文学作品的方法。这是一种把文学研究归于修辞学研究名下的做法。中国古代的修
7、辞学理论，也主要是围绕语言层面的问题，特别是文学语言问题展开的。一书提到，有人认为中国古典修辞学有四大范畴，它们分别是修辞原则、字句篇章修辞、修辞手法（辞格）、文体风格。（易蒲、李金苓合著汉语修辞学史纲）从这四大范畴中我们可以看出语言层面的问题显然在其中居于最核心的位置。中国现代以来的修辞学研究在接受西方修辞学理论影响的同时，显然也继承了中国古典修辞学这一传统。而且，从中国现代修辞学建立之初，就有相当一部分修辞学家一直主张篇章结构问题应当属于文章学研究的范围，而不属于修辞学研究的范围。在这些修辞学家及一般人的心目中，修辞问题其实就是语言的运用问题。与此相关，文学的修辞问题同时也就是文学语言的运
8、用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论是中国的修辞理论还是西方的修辞理论，在关注文学问题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文学的语言层面，是有原因的。一方面，语言是文学最显在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语言也直接关乎文学最本质的特性。从最感性的角度讲，文学首先是作为一种声音符号或文字符号呈现给人的。而且，按俄国形式主义者的理解，文学符号又总是自我指涉，凸显自身的。从理性的层面讲，正如英美新批评的理论家所讲的那样，对文学的意义的阐释必须建立在对文本进行语义分析的基础上，离开了对文本的语义分析，文学阐释活动不可避免地会落入各种各样的谬见（fallacy）之中。什克洛夫斯基曾提出过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哪怕我
9、们对外民族的语言做过研究也永远无法领会其抒情诗呢？我们听得出它的和谐的音响，感受得到它的每一个韵脚，体会得出它的整个韵律，理解它每个词的意义，把握得住它的形象和内容所有的感性形式和所有的物象均能捕捉得到。那么还有什么没领会到呢？” （什克洛夫斯基：情节分布构造程序与一般的风格程序的联系，胡经之、张首映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二卷，38页）在回答自己提出的这一问题时，什克洛夫斯基认为理解诗的关键是能否感受到用某种语言写成的诗歌与该种语言的常态之间的差异，即诗歌语言“在选择用语、词的组合、句子的搭配措置和曲折婉转中的微乎其微的不同寻常性”。这种差异主要是通过语言的感性形式表现出来的。而对偏离语言常态
10、的形式（即文学语言的修辞性）的感觉，“只有那对语言像对亲人一样亲近的人才能感同身受，完完全全地体会得到”；因为“语言中用语、形象、词组的每一变化，都会使他惊异，恰如感官印象一般。” 一个把该种语言作为第二语言的人，由于不处在这种语言中，没有在骨子里与这种语言融为一体，是不可能感觉到语言形式上的那些细微的变化的。 （什克洛夫斯基：情节分布构造程序与一般的风格程序的联系，胡经之、张首映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二卷，38页）什克洛夫斯基这里所提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人们常说的诗的不可翻译性。而在俄国形式主义者看来，诗中那些不可翻译的因素，正是决定了诗之为诗的“文学性”，是诗歌中本质的东西。在这里，什克洛夫斯
11、基实际上强调了这么一种看法：至少在诗歌中，作为文学的媒介的语言，其实就是文学自身。没有了对文学语言的感受能力，也就没有了文学欣赏。因而，关注文学的语言形式，指出语言在一个文本中表现出的与常态语言的“差异”（修辞性），就成为一个批评家破解一个文本的文学性的关键所在。当然，俄国形式主义者把文学性完全界定为语言形式的陌生化操作，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文学作品（包括诗歌）的审美效果不可能与其中的形象内容无关。因而，面对文学语言时，读者与批评家都不可能不去追问语言背后的意义。在这个问题上，英美新批评的理论家表现得比俄国形式主义者要清醒一些。他们在关注语言的感性形式的同时，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了如何对文学语言进
12、行释义这一问题上。然而，在探讨语义问题时，他们强调的是从文学语言出发，以文学语言为直接依据的释义，坚决反对任何离开文本语言而对文学作品进行的臆测。他们认为，以语言方式存在的文本是文学作品的意义之源，因而也就理应成为文学的“本体”，任何离开文本语言对文学作品所作的“阐释”都会导致谬见。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依据假定的作家“原意”对文学作品进行阐释而产生的“意图谬见”与依据读者的想当然进行阐释而产生的“感受谬见”。仔细研究英美新批评理论家的有关论述我们会发现，他们所讲的对文学的语义学研究并不是那种机械地寻求文学语言的“字典义”的语义学研究，而是充分照顾到了文学语言自身的特性的语义学研究。瑞恰兹曾十分详尽
13、地开列过一个可能导致对诗歌的阐释产生谬见的原因的清单，它们分别是： (1)难以辨别出诗的明白含义。 (2)缺乏感受诗意和诗形的能力。只注意语词系列，忽略了诗的形式和展开 是理智和情感的结合。 (3)不能形成有效的想象或者干脆胡思乱想而干扰了对诗的阅读。 (4)不相干的记忆插入。 (5)“陈腐的反应”，即个人的记忆产生的无关的反应。 (6)阅读时过于多愁善感。 (7)阅读时过于压抑自己的感情。 (8)墨守诗歌的成规或受到宗教、政治、哲学等方面的偏见的影响。 (9)“技术预测”，即根据诗歌表面的技巧细节来判断诗歌。 (10)文学批评的一般先入之见。 我们发现，瑞恰兹所列的10项中，除了 “意图谬见
14、”与“感受谬见”外，还有一些（如第（1）项、第（2）项、第（9）项）是因为读者没有注意到文学语言的特殊性，不具备把文学语言作为艺术语言进行感受的能力而引起的“谬见”。而按照英美新批评者的理解，文学语言的特殊性就是其修辞性：人们往往不能按照文学语言的字面义对其进行释义，因为它常常是以隐喻、象征、复义、反讽等修辞形式出现的，其意义往往是含混的、充满了悖论的，需要依赖特定的语境才能加以解释的。在释义时，必须充分照顾文学语言的这种修辞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瑞恰兹把他倡导的对文学文本的语义批评称为“一门新兴的修辞学”。 然而，不管怎样讲，英美新批评的理论家们所讲的语义分析，仍然是以文本的语言为直接依据的
15、。在他们看来，无论是隐喻义、象征义，还是复义、反讽义，都是由文本语言内在的张力与结构而产生的，他们所讲的语境也主要是文本内部的语言关联。因此，在更深的层面上，文本语言仍然是文学作品的意义之源。因而任何文学释义活动都不可能离开对文本语言的修辞性关注。实际上，当文学理论研究真正接触到文学的形式问题时，语言形式都会成为第一个被考虑到的因素；当人们谈及文学的技巧时，语言运用上的技巧也必然会被提及。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回避文学语言问题，而是把它作为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吸收到了自己的风格理论体系之中。尽管现实主义风格理论有太多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内容（如强调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格与社会历史的关联
16、、一个作家的风格与其个性与经历的关联等等），但在不少人那里，风格同时也是一个与语言相关的概念，不少人承认时代风格与个体风格需要借助于特定的语言表现出来。在这样思考时，语言问题就会浮现出来，成为批评家关注的对象。这再一次说明，在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中，只要涉及文学修辞问题，那么就必然会面对语言层面的修辞问题。对文本的语言分析，是修辞分析最直接的、同时也是最主要的内容。二、语词分析文学批评中的语词分析，指的是对特定文本的语言运用原则、特点及由此而产生的审美效果的分析。这种分析可以是语言的纯感性层面的，比如对特定文本语言的音乐性（声韵、节奏等）、文字的绘画性（书写排列方式）的分析；也可以是意义层面的，比如对特定文本语义选择及其效果的分析等。同时，语词分析还包括语法层面，如对特定文本句法运用特点及其效果的分析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