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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新的小说、作文写作素材，最全的小说、作文写作技巧，尽在 我要好素材网 象棋-中国政治的象征：一切都为了保帅。麻将-中国国民的象征：互相算计，所做的一切只为自己。京剧-中国社会的象征：所有的角色都已固化，从分工到举止。围棋-中国思维的象征：一切都是非此即彼，一切又都有可能。军棋-中国官场的象征：官大一级压死人。 “文化”“文明”，都是中国古老的词汇，尚书，舜典：“睿哲文明，温恭永塞。”“文化”的出现，较“文明”为晚。易贲卦的彖虽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但已是秦汉时儒生对贲卦的附会，且还没有构成一个整词。倒是西汉的刘向在说苑指武中把“文”与“化”联用：“圣人之治天下也
2、，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不过刘向所说的“文化”，并不是整体词，而是各有独立义，“文”指文德(与“武力”相对)；“化”指教化，即以文德来教化、感化。尽管如此，却也反映“文化”一词的衍变过程。此后，如晋人束晳、南齐王融的诗文中曾有“文化”一词。束晳的补亡诗有“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句，王融在曲水诗序中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束、王所说的文化，包括文治、教化和礼乐典章制度。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既有稳定性，又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发生变异。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和中国社会本身的变
3、动，语言词汇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词汇的一种变化，是旧词被赋予新义。“经济”、“社会”等都是中国固有的旧词，但在近代它们的含义变了。“文化”一词，也是如此。 “文化”这个词具有近代新义，大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当时的报刊上，谭嗣同、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王国维、鲁迅等人的撰述中，都出现过“文化”一词。鲁迅1908年专门写了一篇文化偏至论，论述文化问题。不过比较起来，当时报刊使用“文明”这个词要比使用“文化”一词为多。当时对于使用“文化”一词的含义，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一、与文明同义。 例一，谭嗣同赠梁莲涧先生序：“濒海有山焉，曰崖山。自宋以后，颇著称于时。惜为地球之半圆弧面所隐，使削其
4、弧而弦以径之，将直见文化早辟，几乎春秋之太平，礼运之大同。” 例二，湘报第92号学会汇纂：“泰西有文化之国，其战必守公法者，彼非乐于守之，恐己不守，将致人之仇，怒人之报复耳！楚本蛮野，宋襄公以文化之国待之；故大败。”例三，匪石浙风篇：“吾中国国民，非同一统系于黄帝者乎?虽然二千多年前文化未开焉。凡文化未开时之住民，常被治于天然之感化力。” 这些例子中所说的“文化”，都是与“野蛮”相对待而言。所谓“文化早辟”、“文化之国”、“文化未开”，均与“文明”同义，可以用“文明”一词代替。 事实上在当时人的一些撰述中，往往有互用的情况，没有严格的区分。 二、广义的，包括精神和物质。例，中国民族之过去及未来
5、，“伏羲，神农之时，民智渐启，中国文明之滥觞，实始于斯时。燧人氏作火食，有巢氏作巢法，伏羲氏画八卦、教佃渔、造书契、作甲历，神农氏艺五谷，制医药，立商廛，盖当时文化甲于诸族。” 这里撇开古代传说的可信程度不论，就作者的论述而言，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化起源的探讨，涉及饮食、居住、农耕、渔牧、交换和文字、历法、医药等诸多方面，显然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内。三，狭义的，单指意识形态而言。例一，梁启超论教育当定宗旨：“雅典人所自负者，欲全希腊文化之中心点集于其国也，故务使国民有高尚之理想，有严重之品格，有该博之科学。” 例二，别士小说原理：“今值学界展宽，士大夫正日不暇给之时，不必再以小说耗其目力。惟妇
6、女与粗人无书可读，欲求输入文化，除小说更无他途。” 例三，支那教育问题：“其学术之程度，日本以吸取泰西之文化，程度较高。” 这里的“文化”指的是思想品德、学术、科学、文艺等，都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当时谁也没有对文化下定义，也没有对什么是文化进行过讨论，他们受西方和日本的影响，根据各自的理解和需要来使用“文化”一词，因而其含义不一。但是，不论作者们作何种理解，从上述三种情况看来，文化的含义已不完全是中国古代所指的文治、教化和礼乐典章制度，而是具有近代西方的词义了。 “文化”词义的变化，以及使用频率的增多，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社会思潮的变化，反映了文化本身结构的变化。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很早
7、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和严密的宗法制度，封建制度具有特别的稳固性。与此相适应，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儒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学既是文化的指导思想，又是文化构成的主干；而它的核心则是忠孝节义的纲常伦理。儒家们认为，封建的纲常伦理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是“万古不易之常经”，是“万事之根本，百川之源头”。这种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具有单一性、凝聚性、稳定性，对于外来文化，或是抵拒排斥，或是吸收消融。因此，虽有几次较大的外来文化的输入，但始终没有突破、改变传统的文化体系和结构，而只是儒学文化体系自身的衍变发展。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文化的传播。 衰落的清
8、封建皇朝没有力量抵挡西方的“坚船利炮”，同样，在文化上，封建的儒学文化体系也无力守住阵脚而败下阵来。西方文化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当然这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有识之士传播的结果，利玛窦、徐光启们并没有能够使西方文化在中国发生重大的影响。这是因为人们的愿望和活动，“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 西方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传播，并在社会生活中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根源在于近代中国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杜会，而是有了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有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发生了资本主义的新文化，西方文化才能被吸收并变成为中国的新文化。然而输入中国的西
9、方文化，并不都是有益的、积极的，其中也包含奴化思想的反动文化。它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是帝国主义文化，不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还是帝国主义文化，都冲击着传统的文化，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体系和结构。 近代文化结构的变化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首先是文化构成的变化。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文化是单一的封建文化。鸦片战争以后，除去封建文化之外，还有帝国主义文化，有新文化。中国的新文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无产阶级文化，而封建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其次是文化内在结构的变
10、化。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文化成分由单一的封建文化变为包括封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多样文化的特点，无疑十分重要，但是，如果对近代文化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仅是指出这种变化就不够了，还需要对文化本体的内在变化进行研究，才能更好地阐明近代中国文化的特点。 以儒学的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有发展变化。即如儒学本身，宋明时期以儒学融合释、道而成的理学，就是以新儒学的面貌出现的。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根本性的变化，只是纲常伦理的体系化和严密化，从而在封建社会里形成了一个儒学文化体系。纲常伦理作为这个文化体系的核心，支配或影响着文化的各个部门。在欧洲，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
11、即宗教和神学，“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 而在中国封建时代，宗教和神学没有取得统治的地位，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儒学，哲学、法学、政治理论、教育、史学、文艺 都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儒学的从属科目。纲常伦理贯穿在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它们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领域，都是为了“扶持名教，砥砺气节”。 在中国士大夫的观念中，纲常伦理既是最美好的，又是最根本的。直到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已经在中国传播，中国已经产生了新的文化，他们仍然固守这种观点，鼓吹“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甚
12、且认为“礼义纲常之盛，甲于地球诸国”。 因而在纲常伦理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时，就不能不使士大夫们忧心忡仲，忧虑彼教“夺吾尧舜孔孟之席”，担心“孔子之道将废”。 他们殚精竭虑地保卫圣道，同时又不无自信地认为儒学必将自东往西，盛行于西方各国，而“大变其陋俗”。对于一种学说的崇信，如果到了迷信的程度，往往会变得无知和荒唐。中国的这些士大夫们也半是迷信半是无知。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些士大夫却还在说梦话似地津津乐道什么“仁之至，义之尽，天理人情之极则”的圣道如果不行于西方，西方人将终古沦于异类，幸好“今此通商诸国，天假其智慧，创火轮舟车以速其至，此圣教将行于泰西之大机括也。尧舜孔孟之教，当遍
13、行于天地所覆载之区，特自今日为始，造物岂无意哉”！ 幻想毕竟不是现实。幻想虽可以自我安慰，而现实却是无情的，士大夫们梦想的“用夏变夷”，到头来也没有实现，越来越严酷的现实倒是“用夷变夏”，“用夏变夷”和“用夷变夏”的问题，实际上就成为近代中国长期存在的中学和西学之争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也出现一批头脑清醒、有胆识的先进人物。他们在历史的大变局面前敢于正视现实，承认中国文化有不如西方文化之处，而致力于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去寻求、探索。从近代史的整个过程来看，这种寻求和探索，概括地说，就是民主和科学。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传播过程中，中国
14、人对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的接受，相对地要容易一些，而对于民主思想的吸收，则要经历较为漫长的岁月。 大体说来，是由对它的了解、介绍，进而称赞、接受，到以之批判封建纲常伦理。维新志士们从西方借取了“天赋人权”的思想武器，针对中国“历古无民主”的情况，尖锐地批判君权，批判纲常名教，指出“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必须“冲决伦常之网罗”，主张“兴民权”，“君末民本”，鼓吹“人人平等，权权平等”的自由、平等思想。以资产阶级的民权、平等观来反对封建的纲常伦理，正是当时新旧文化斗争的焦点。顽固守旧势力所极力卫护的是纲常伦理，“舍名教纲常别无立足之地，除忠孝节义亦岂有教人之方”；所痛心疾首、大肆攻击的是民权、平等。
15、在他们看来，再没有比提倡民权、平等更荒谬绝伦的了： “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平等之说，蔑视人伦，真悖谬之尤也。” 民权、平等思想与封建纲常伦理的斗争，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仍然是一个核心问题。民权、平等思想的提倡和传播，蔑视了封建纲常伦理的权威，削弱了它支配意识形态一切领域的地位，使中国文化结构的核心发生了变化。 尽管封建纲常伦理观念还浓厚地存在着，但资产阶级的民权、平等思想却越来越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哲学、法学、政治理论、教育、史学、文艺、习俗等等，逐渐地以民权、平等为指导思想，并为宣传这种思想服务。文化内在结构的这一质的变化，是近代文化不同于古代文化的一个根本点。再次是文化的部门结构的变化。这也是近代文化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封建社会是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文化思想在这个基础上产生而又与之相适应，文化的部门分类较粗而简。而在近代社会，不仅文化思潮发生变化，文化的部门分类也发生了两种变化，一是原有学科内容、体系的变革，一是新领域、新学科的兴起和发展。下面分门别类就变化的情况作概略的叙述： 哲学进化论的传播是对传统儒学的一大冲击。尼采、叔本华、康德等的哲学也陆续在介绍、传播。而对中外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是新的探索和扩展。人们不仅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论述中国哲学思想的历史变迁，而且已经系统地介绍西方哲学史，如希腊古代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