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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者的启蒙与人类精神的觉醒一、 人类精神觉醒的轴心时代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于1949年出版的著作历史的起源和目标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分期法。亚斯贝尔斯将5000-6000年的人类文明史划分为史前时代、古代文明、轴心期和科技时代四个时期。他认为这四个历史时期的意义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史前时代与古代文明是两个间歇期，而轴心期则是人类文明史的突破期，科技时代则为第二个间歇期。根据亚斯贝尔斯的观点，轴心期是历史的中心和重心。间歇期是对轴心期历史的准备。亚斯贝尔斯的这种对历史分期的划分，主要是基于人类的精神文明角度。他认为：“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地或
2、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上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所发生的精神过程，似乎建立了这样一个轴心。在这时候，我们今日生活中的人开始出现，让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的时代”。1雅斯贝尔斯认为，轴心期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首先是涌现出众多的先哲先知。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荀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印度出现了奥义书、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哲学的可能性；在希腊，更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诗人荷马，哲学家巴曼尼德，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有爱斯奇里斯、索福克利斯、幼里庇底斯这些悲剧作家。
3、史学家修昔底德、科学家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等等这些名字标志着人敢于依靠个人自身了。这些杰出的人物尽管在信仰、观念和内在气质上有很大的区别，但他们的出现表明，人在自己身上发现了最根本的源泉。人以自己内在的世界来抗拒整个外在的世界，借此他可以超越自身和世界之上。轴心期的第二个特征是“这个时代产生了我们至今仍在其中思想的基本范畴，创造了人们至今仍赖以生活的世界宗教”，2人们在探求宗教意义的同时，体会到了自己的独立自存。人们开始意识到人类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第三，“在轴心期，首次出现了后来所谓的理智和个性”。“以前无意识接受的思想、习惯和环境，都遭到审查，探究和清理”3对生命公认的解释动摇了，
4、截然相反的事物之间的平静，变成了对立和矛盾的不宁。人不再封闭在自身之中，他变得不能再确定自己；因此向新的无限的可能性开放。人们虽然意识到了自己所处的位置，但却不知道结局。人们内心充满了骚动与不安，出现了精神上的纷乱。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个性和理性显现了。第四，人们试图通过交流思想、理智和感受而说服别人，与此同时就产生了精神冲突。4从社会方面看，无数的小国和城邦，展开了全面相互矛盾的斗争，这与精神思想方面的“百家争鸣”相结合，开始了一种惊人的繁荣景象。第五，“神话时代与其心灵的平静和自明的真理终结了。”5人们开始根据理性和理性阐明的经验向神话发起一场斗争，导致了对诸伪神不真实形象的伦理反抗，人们开
5、始向往一种超然存在、普天归一的上帝。宗教伦理化了，神话得到了改造。并被注入更为奥妙的寓意。第六，“轴心期是一个革新的时代。”“人竭力想规划和控制事件的发展。第一次想恢复或创立一些称心的条件。思想家在盘算人们怎样才能够最好地生活在一块，怎样才能最好地对他们加以管理和统治，这是一个革新的时代。”6这6个特征表明：轴心期最令人铭记于心的主题，是人类精神的觉醒。社会的发展，人世的变迁，终于使人类超出了刚刚登上历史舞台时那种懵然无主，软弱无助的蒙昧状态。人们在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实践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认识到自身孕藏着的巨大潜能，人们开始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看社会、看人生。人重新认识了自己在宇宙中的地
6、位。需要说明的是：轴心期并非当时的人类所共有共享，它只“局限于中国、印度和西方”7而且，这三个地区都各自拥有辉煌的古代文明，它们都各自携带着一些古代文明的因素进入轴心期。所以，古代中西方在轴心期虽都出现了人类精神的觉醒，但由于所携带的古代文明因素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二、 希腊的城邦公元前800年公元前600年正值古代希腊城邦初建和形成的时期。因这个时期保留有古代文明的一些遗风，故又称“古风时代”。如果说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那么城邦，则可以说是希腊文明的诞生地。公元前8世纪以后的希腊，主要建立在氏族部落基础上的农村公社，开始让位于更大的政治单位。这些政治单位都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周
7、围的一些村落，被后人称之为“城市国家”或“城邦”。由于古代希腊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早期的宗教、政治传统，古希腊的城邦有许多方面都不同于古代东方林立的小国，从诞生伊始。就带有自己鲜明的个性：1希腊城邦始终以独立的政治单位，分立于希腊的古典时代，而没能象东方那样，由小型王国走向统一的帝国。就世界历史早期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大都首先产生小国寡民的城邦，然后通过兼并争霸战争再产生地域性的王国，例如阿卡德王国、巴比伦王国等，最终产生洲际的、统一的大帝国，如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等。希腊的城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虽然也陷入城邦之间的混战，最后也相继统一于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但却长期保持着高度
8、的自治。2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希腊城邦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工业和农业都有面向市场的特点，这与古代埃及、西亚、中国的计划经济和自然经济截然不同。3希腊城邦的政体，普遍实行共和体制，早期虽有王权，但日渐衰微，而不像东方那样日益强大，并发展成为君主专制制度。希腊城邦的公民拥有较充分的政治权利，有的城邦甚至推翻了贵族统治，建立了民主政治。4发达的商品经济，宽松的政治氛围，使希腊城邦孕育、诞生了杰出的文化成就。在古代世界诸文明之中，希腊文化最具有科学性和民主性。尽管希腊文化的基础是吸收东方文化发展而来的，但其文化成果却光辉盖世，获得了“古典”的美名。所以恩格斯在谈到希腊人时，特别指出，这个“小民族”
9、获得了“大成就”：“他们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给他们保证了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企求的地位。”8公元前6世纪以后，希腊的许多城邦都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分化和激化，先后发生了程度不同的政治改革和立法运动。这些改革冲击了原来习以为常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社会关系和伦理风俗，同时也触及了不同阶级和阶层人们的利益，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这些社会问题。而所有的这些社会问题都与人的幸福安逸与否利害相关，这使得希腊人比以往更加注重社会的政治制度，法律习俗，探讨人间的善恶幸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诸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一切都为公元前5世纪出现的人本主义思潮做了准备。希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其城
10、邦的鲜明个性。使古代希腊有关对人的价值的看法沿着一条人本主义的道路发展。而吹响古代西方人类精神觉醒之号角的，应该是古希腊的智者学派。三、 智者的启蒙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腊开始了一场智力革命。它与雅典民主政治的高峰期相伴，这场革命出现的原因是，希腊工商业的发展，平民地位的提高及因此产生的个人主义的成长和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由此产生了反对旧的思想方法的运动。结果，哲学家放弃了对物质世界的探索，转而关心与人类自身更加密切相关的题目。代表这种新知识倾向的首先就是“智者”运动。智者（Sophistes）一词，是从名词Sophia（智慧、知识）和形容词Sophos（聪明的、有智慧的、灵巧的）派生出来
11、的。智者，最初是用来表示在一切智能方面都内行的人。上古时的希腊人认为神是最有智慧的。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凡人们若在某一方面特别聪明，有才能，他就是“智者”有智慧的人。从智者一词的含义我们就可以得知。智者并非是指某一个哲学派别。希英大辞典告诉了我们“智者”一词还有几个方面的意思：在技艺和占卜、预言方面有特殊才能。在诗歌、绘画、戏剧、雕刻等文学艺术方面的能人。通晓医学的人，如希波克拉底也被称为智者。有治理城邦的技艺。有学习和研究方面的智慧。尽管智者的范围是如此的广泛，但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大多数智者的职业是教授雄辩术和修辞学的教师。因为在希腊，一个人的口才太重要了。除了生活中随处可能遭遇的诉讼
12、之外，雅典的直接民主政治要求每一个公民都参与国家或社会事务管理，所以需要一个高水平的普及教育体系。而智者学派就承担了启蒙人民的教学任务。他们收费授徒，注重实效实利，绝大多数智者教有那种无论如何都要取得辩论胜利的意向。并且不反对在辩论中使用各式各样的逻辑花招和狡辩的语言和方法，加之收取的学费又较高，所以智者的名声在当时并不好，就他们的辩论风格而言，智者确有强词夺理，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之嫌，他们的言论内容本身倾向于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他们由于注重实利，又以逻辑作为狡辩或雄辩的工具，所以他们的言辞和结论往往大胆而惊世骇俗。他们否认绝对权威，怀疑神，尖锐地批判传统，敢于创新。智者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
13、他们发明、发展了不同的哲学、政治和法律的观点 。下面就让我们概要地阐述他们关于“人”的诸多见解。智者的首要代表人物应该是普罗塔戈拉（约公元前481年-公元前411年），他生在阿布德拉城，与德谟克利特是同乡，还可能是德谟克利特的学生。他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来到雅典，在这里他以智者自称，招生为师，教授政治艺术和“在行动和有关国事辩论中成为最强者”的本领（柏拉图普罗塔戈拉篇，319），并向学生收取高额的学费。他享有最博学的智者、伟大的辩论家和演说家的声誉。他的著作很多。可惜今天仅剩一些篇目和残篇。他的全部观点的中心内容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9
14、万物的存在与否，事物的形态性质，全在于人的感觉。一阵微风吹过，有人觉得冷，有人觉得凉爽。难受与惬意，全在个人的感觉。人是万物的尺度，一下就把人置于世界的中心，一下就把个人置于社会的中心。普罗塔戈拉以前，尽管希腊的神祇已与人“同形共性”，但神比人更有力量，更长寿、更美丽、也更富于智慧的说法，还是被绝大多数希腊人接受的。希腊世界普遍将神看作真假、善恶、正义与非正义的裁判者。哲学家柏拉图曾针对罗塔戈拉的这个命题反驳说：“对我们来说应该是，神是万物的尺度，而不是人。”10柏拉图的话正好从反面启示我们能正确理解普罗塔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的意义。它明确地表明：希腊人已清楚地意识到人才是社会舞台的
15、主角。所有社会舞台上演出的戏剧，其编剧、导演、演员和观众以及评论家，都是由人来担当的。在社会生活中，人为自己立法，制定规则，确立制度。唯有人才有资格对这些人定的法则进行评估、修改和裁断。希腊人这种自主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出现使其对以往的一切重新加以审查，以往的一切成规与准则都要在人的审判台前辨明自己存在的理由。“人是万物的尺度”意味着人类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自身所属的社会的审判者，人有资格有力量也有权力重新规范自己的生活。这是在原始宗教和自然统治之下西方人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觉醒。这就是西方人类精神的觉醒！（中国殷商时期“宗天敬鬼”到西周的“敬德保民”国家政策的转变，从依赖神到重视人，可视为中国人类精神
16、的觉醒）我们有理由把智者运动看作是西方人本主义的滥觞，而把普罗塔戈拉视为西方第一次启蒙运动的先驱。普罗塔戈拉对神的看法基本上代表了智者的观点。他说：“关于神，我既不能知道他们是否存在，又不能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有许多东西阻碍着我们的认识。如问题的晦涩及人生的短促等。”11这是一个多么合理的解释！神的存在与否和形象状态的确是一个典型的形而上课题。世俗的人们怎能理解？神祇是永生的，而人生是有涯的，以有涯之人生去认识永生之神祇，何以能够？智者学派对神祇的理解和解说显然要比中国孔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和“敬鬼神而远之”来得更为理性和切合实际。轴心期时代的希腊和中国虽然都摆脱了神祇对人类生活的统治和束缚，但在对神的认识上，孔子所代表的儒家采取了一种模糊的回避态度，后来董仲舒把对神的敬畏通过阴阳学的理论明确转移到了现实中的君主身上，形成了君权神授的理论和中国人对皇帝的崇拜，而西方却沿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