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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书评有些人，需要另一个人的爱是为了获得对抗焦虑的安全感。他并不知道自己内心充满焦虑，不知道自己因此不顾一切地要抓住任何一种爱以获得安全感。他能够感觉的仅仅是：我喜欢这个人，我信任这个人，我完全被他迷住了。然而，他这种自己觉得是发自内心的爱，却很可能只不过是对某种仁慈产生的感激，或只不过是由某个人、某种情境所唤起的希望和温情。那个在他身上唤起了这种希望的人，不知不觉地被他赋予了某种重要性，而他对那人的感情则会表现为爱的错觉。他在对无条件的爱的要求中，包含着一种希望被人爱却不肯给人以任何回报的愿望。这种愿望如此热切，是因为他深知自己无力感受任何温暖，无力给予任何爱，而且他也不愿
2、意感受任何温暖和给予任何爱。 -卡伦霍妮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是一个天天都在发生奇迹的时代，是一个变化速度超出人们承受力和想象力的时代，因此，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整体的精神面貌就是浮躁、焦虑、自我要求过高，一句话，强迫症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人格的某种特征。 在遇到危险情境时，人们一般会有一种足以解除危险的（与危险程度相当的）应激反应。人们天生具备这种对危险做出瞬时判断的能力，因而在多数情况下，人们都能应付自如，有惊无险，或者化险为夷。但是，当危险超出了人们想象的程度，使人们按照过去的预想所做的应激动作失效时，这种能力就受到了挑战，人们多次经历了这样的情形后，在信念上也就不免
3、产生动摇。于是，人们面对危险时，往往会做出矫枉过正的过度反应，甚至在没有危险时也有一种危机感，并对某种假想的危险做出反应，其实，这就是强迫症人格的真正来历。 骆驼是一种忧患意识很强的动物，据说新疆的骆驼常花一整晚慢慢咽下几十斤苦涩的干草，却不为贪图美味而去吃鲜润的青草，因为它害怕主人第二天就会让它穿越沙漠，而胃中的干草要比青草耐饥。无独有偶，在撒哈拉大沙漠中，生活着一种土灰色的沙鼠。每当旱季到来之时，这种沙鼠都要囤积大量的草根，以准备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但有一个现象很奇怪，当沙地上的草根足以使它们度过旱季时，沙鼠仍然要拼命地工作，将草根咬断运进自己的洞穴，似乎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心安理得，感到踏
4、实，否则便焦躁不安。 研究证明，沙鼠的这种行为，是出于一种本能的担心，是由一代又一代沙鼠的遗传基因所决定的。其实，沙鼠所干的事情常常是相当多余，又毫无意义的。曾有不少医学界的人士想用沙鼠来代替小白鼠做医学实验。因为沙鼠的个头很大，更能准确地反映出药物的特性。但沙鼠一到笼子里，就表现出一种不适的反应。尽管它们在这里根本不缺草根和任何吃食，但它们还是习惯性地不能踏实。最后沙鼠一个个很快死去了。它们是因为极度的焦虑而死亡，是来自一种自我心理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并非是真实的生活状况。这与现代人的焦虑担心有着惊人的相似。 沙鼠的焦虑可以让它丧命，骆驼的忧患意识也让它成为永远的苦行僧。 人们面对飞速发展的时
5、代，也必然患得患失，要强而自卑，追求完美而又力不从心，永远做着患病、迟到、落第、不及格、被追赶之类的噩梦。这是一种对我们当下处境和前途的深层担忧和恐惧，一种欲抓住自己的头发使自己飞离地面而不能的无奈和疑惑，一种让我们远离幸福感、堕入悲惨和不幸的根源。 无疑，SARS流行期间人们草木皆兵般的过激反应多少带有防患于未然的意思，其根源则应追溯到SARS爆发前人们对新型传染病的麻痹大意和对果子狸一类动物的蔑视；同理，“911”后美国对恐怖主义惊弓之鸟般的过激反应自然也是对恐怖事件发生前美国思维和美国做派的大反拨。 难以想象在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始部落里，人们会有诸如此类的神经症。由此可见，或许强迫
6、症的真正根源正在于人类在自然面前的自大狂。 在西方世界，心理学家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对神经症人格个人内心冲突的社会文化根源进行了深入分析。弗洛伊德最忠实的得意门生卡尔亚伯拉罕的学生卡伦霍妮出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著作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堪称是那个时代的经典。 霍妮在这部西方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著作中指出：“现代文化在经济上建立在个人竞争的原则上。孤立的个人不得不与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个人竞争，不得不超过他们和不断地把他们排挤开。一个人的利益往往就是另一个人的损失，这一情形的心理后果是人与人之间潜在敌意的增强。每一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对手，这种情形在同一职业群体的成员中特别明显，尽管他们也努
7、力追求公平合理，并竭力用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将这一点掩饰起来。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竞争，以及伴随这种竞争的潜在敌意，已经渗透到所有的人类关系之中。竞争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已是一个占压倒优势的因素。它渗透到男人与男人的关系中，女人与女人的关系中；不管竞争的焦点是风度、才能、能力还是别的社会价值，它都极大地破坏了任何可能建立的可靠友谊。同样，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它也妨碍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不仅反映在伴侣的选择上，而且也反映在同伴侣争夺优越地位的整个斗争中。它渗透到学校生活中，而且，或许更重要的是，它渗透到家庭生活中，所以儿童毫无例外地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这一病毒。” 竞争和随竞争而来的敌意、恐惧、孤
8、独感、软弱感、荒谬感、异化感、不安全感，使人随时随地处在紧张的焦虑中。霍妮指出：“撇开表面现象而深入到有效地产生神经症的动力系统中，我们就会发现，存在着一种一切神经症共同具有的基本因素，这就是焦虑，以及为对抗焦虑而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所谓焦虑，乃是指个人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而产生的渺小感、孤独感、软弱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为了对抗这种焦虑，人不得不拼命追求爱，追求事业的成功，追求权力、名声和财富，以获得安全感和自信心；但由于这些追求本身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而同一种恐惧又妨碍了他去爱，去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所以神经症患者总是处在无休无止的内心冲突中而无法获得爱，无法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这就进一步
9、加深了他的恐惧和焦虑，由此而造成了更严重的恶性循环。这些正是强迫症人格的典型特征。 霍妮的著作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中文版，也曾在那个时代的读书热之中引起了一些关注。但是，那种关注完全是一种隔岸观火式的关注；当时的中国，人们虽然普遍感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饥渴，却还主要偏重于物质方面，导致今日中国普遍面临的精神困扰的那些因素尚未产生。在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人们认为到处充满机会，在饥渴之中似乎总能看到希望，借用当时最流行的一句台词来说，就是“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现在则大为不同。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似乎并没有同时带来幸福感，相反，却带来了莫大的忧虑。霍妮
10、通过对神经症人格的研究指出：“尽管并没有对于人格结构的精湛知识，人们却仍然可以从一切神经症病人身上鉴别出两种特征，这就是在反应方式上的某种固执，以及潜能和实现之间的脱节。”这样的结论，在当今中国也得到了绝佳的印证。一方面，人们靠技术进步获得了对于自然和社会事件更加强大的控制力，同时也越来越把幸福强迫性地寄托在技术进步之上；另一方面，人们则深感对自然和社会事件的控制效率日益低下，技术进步对国民幸福的贡献效用迅速衰减。这种可能与现实之间的脱节，对资源的需求与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又反过来促使人们更加依赖于技术的进步和飞跃殊不知，这样正陷入一种不能自拔的恶性循环。 在某些场合，资源并不匮乏，是对资源的
11、病态需求人为地造成了恐慌，就像笼子里的沙鼠一般，最后被某种想象的困境或内在的恐惧所害。 比如，当今中国几乎所有的贪官，可以说都患了一种敛财强迫症他们中许多人并不确切知道自己为什么需要那么多钱因为他们需要自己花钱的地方实在少得可怜。北京科技报2004年12月30日报道称,心理学家认为,这些守财奴们对金钱有着极强的?神经质的需要?他们对于金钱的贪欲,完全是一种病态的心理需要?他们有的对自己这种爱财如命的行为没有意识,有的有意识,但控制不了自己?贪官们的这种守财奴心态又可称为金钱数字心态:人们在积聚钱财时往往被一种呈几何级数递增的心态所左右,当攒到一万元时,下一个目标是两万,攒到两万时目标变成了五万
12、.当积聚到一百万元时,下一个目标就绝不仅仅是一百五十万,而是上千万,几千万?对贪官们来说,捞钱越多就越不能罢手,就像吸毒上瘾的人对毒品一样,欲罢不能，越陷越深，敛财成为他们生活中惟一的追求，而且永远不会满足。 再比如，在足球场的看台上，一开始大家都是坐着看球。但是，有一个人为了看得更清楚，就站了起来。当只有他一人站着，其他人都坐着的时候，他确实能比其他人看得更清楚；但由于他站着看挡住了别人的视线，其他人也只能站起来才看得清楚最后全体观众都只得站起来看球了。从看清楚的程度上说，全站着看与全坐着看没有任何改善，但是大家现在只能辛苦地站着看而不能安逸地坐着看了。 又比如，在城市的某些地区，政府开辟了
13、一些路段用于小商品交易。本来，大家都在划定的黄线之内，即并排着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交易；但是，有一个小摊贩为了比别人更接近顾客而把摊位挪到了人行道。接下来的情况跟球场看台上的情形一样：结果是大家都不得不站在人行道上吆喝，继而冲到机动车道上揽客每个人都更辛苦，处境也更危险，而生意不仅没有更好，还可能因为妨碍交通而被城市市容监察人员罚得个血本无归。 上面所列举的强迫症状，如今正在教育领域蔓延：本来，小学生的课业完全应该在学校解决，但是，就有那么一些聪明的家长为了抢占先机而为自己的孩子请来了家教接着，有更多的家长被迫跟进，而原来那个以为请一位家庭教师就能领先的家长又不得不请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
14、五位家庭教师，水涨船高，你追我赶，于是就出现了今天这种全民请家教的荒唐局面，以至于孩子们不堪重负，有些小学生便想“退休”，个别小学生甚至因达不到家长拔苗助长式的要求而不得不以死来了结年幼的生命。 在这里，对资源匮乏杞人忧天式的群体性盲目恐慌，最早实则源于个别人对资源多吃多占的贪婪第一个打破规矩的人可能占了便宜，犯规的动机是想占额外的好处，其结果是付出了比不犯规数倍的代价，却只能得到不犯规时应得的回报，还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更严重的是竟造成了全社会的集体焦虑症也就是集体强迫症。 攀比、猜忌进而相互埋怨，作为集体强迫症的典型症状，会使一个集体的战斗力严重下降，产生所谓潜在内耗，最终使集体机能衰退，功
15、能丧失，一败涂地。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正在研究一门名为Hedonomics的学科，这个词的意思是追求生命之快乐的学说，中文可以翻译为“幸福学”。 奚恺元说，每个人追求的东西看上去不同，有的人追求名誉，有的人追求金钱但归根到底，我们所有行为的终极目的都是追求幸福。他强调，这里所指的幸福不仅是短期的安逸，而是一种长期的、广义的、好的主观感受（subjective well-being）。我们需要有一个严格的理论来研究如何使幸福最大化。 上文中所举球场看球的例子，就来自奚恺元所引用的经济学家雷亚德的一个比喻。他还举了另一个例子说明物质
16、竞争与幸福感受的关系： 两个人在一条风景优美的路上散步。他们的幸福度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欣赏风景所带来的愉悦；二是相对位置所带来的快乐，即在位置上的领先者更幸福，而落后者则不快乐。一开始，两人都走得很慢，甲走在乙前面。从欣赏风景角度，两人都得到了精神上的愉悦，很是幸福。而从相对位置来讲，甲快乐，而乙不快乐。为了赶上甲，乙加快了步伐。相应的，甲也加大了脚步。就这样，两人越走越快，从最初的散步，到大步流星，再到后来的奔跑从位置排列角度上来看，两人总体的幸福是没有任何改变的，因最终总还是一人在前一人在后。但从欣赏风景角度获得的幸福却降低了，因为两人将他们的精力都放在了奔跑上。 台湾学者张盛舒号称自己发现了“幸福定律”：即幸福与抱怨成正比。越幸福的人越会抱怨，越认为自己不幸福。 人生就好像一个圆，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