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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1页 共1页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的十大论争李金铮 2012-08-24 14:14:23来源：历史研究(京)2012年1期 【英文标题】Ten Major Controversies in the Early Modern History of Chinas Rural Economy【作者简介】李金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天津300071农村、农业和农民是认识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基础。马克思说：“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农业劳动不仅对于农业领域本身的剩余劳动来说是自然基础，
2、而且对于其他一切劳动部门之变为独立劳动部门，从而对于这些部门中创造的剩余价值来说，也是自然基础。”恩格斯指出：“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马恩的经典论述，对中国乡村史研究具有指导意义。中国一向是农业大国，“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中国历史的实质，主要就是农村演进史。理解了农村历史，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本文所谓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1840-1949年中国乡村经济的发展演变过程)，就是中国乡村史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如此，它还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趋向及其问题。由此，研究中国近代乡村经
3、济史就有着非常特殊的学术意义。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创立时起，就高度重视乡村。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乡村社会的调查和研究。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大论战，是当时的代表性重大事件。薛暮桥、钱俊瑞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积极参加论战，不仅促进了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对中共革命理论的形成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他们多是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出发，但可谓开启了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之先河。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日益发展和社会思想的巨大变化，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的研究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迄
4、今80余年的风雨历程中，有关论著不断涌现，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形成激烈论争。本文主旨，就是从大量论著中提炼出最具代表性的论争性成果，这些成果既关注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上的实质性问题，也反映了80余年来的研究发展脉络。同时，还力求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具有理论意义的参考，推动该领域研究进一步发展。当然，所述论争如能为当今中国乡村发展的路径提供一些认识上的参考，也是笔者所期望的。一、失调还是适度：人地关系论争土地之于中国农民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性，无须强调。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人地比例关系和土地分配关系。本文主要从维持生活的角度，探讨关于人地比例关系的论争。人地比例关系是否协调，其底线取决于现有耕地能否
5、维持人们最低限度的生活，也即维持人生命最低限度的需要，通常用维持一个人最低限度生活所需的地亩数来衡量，亦称“温饱线”。在界线以内，人地比例关系就是适度的；超过界线，则产生人口压力。由此，温饱线的确定是判断这一问题的前提。温饱线的估计久已有之。战国时期，李悝提出人均4亩方可达到粮食自给。至清前期，张履祥、洪亮吉等人仍沿用此说。民国后，尤其是二三十年代，各种估计甚多。全国的估计，有的仍为4亩，有的则为5亩、9亩、10亩不等。地方的估计，南方农村有2亩之说，华北农村有5亩、6亩之说。尽管上述说法很少通过计算得来，根据语焉不详，但也成为近些年研究此问题的学者判定中国人地比例关系的标准。在近代中国，不少
6、学者持中国人口压力巨大以致现有耕地不能维持农民最低限度的生活的观点。晚清时期，汪士铎曾力陈人多之害，田地之力已穷。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马尔萨斯人口论影响，持此意见的学者更多。翁文灏认为，即便利用各种方法增加农产，推广种植，也仅能维持人们最低的生活水平。稍有水旱兵灾，虽吃尽草根树皮，也不能养活所有人。所以中国土地虽广，但人口压迫已到世界少见的严重程度。乔启明也认为，我国农村人口问题的重心，在于数量过多，致使人口与生活资料失调，土地不敷分配，人均收入减少，因此形成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由此，他们提出了解决人口压力的办法。有的侧重一种，或节制生育，或促进中国工业化，或垦拓荒地等。更多学者
7、主张双管齐下或多策并举，譬如发展机器工业与向国外移民、节制生育与振兴实业、改良农法、移民边疆等。相反的声音则否认中国人满为患，反对节制生育和减少人口。清道光时期，徐鼒就批驳“生齿日繁，尽归之农桑，恐地不足以给”之说，认为只要充分利用土地，即可保天下无饥。后来，梁启超也认为不仅不存在人满之患，而且有许多荒地未能开垦，已耕土地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只要尽地力，迅速发展农业和工矿业，即使中国人口再增加几倍，也不会有饥寒之虞。革命家孙中山甚至对乾隆以后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口停滞不前的状况感到忧虑，认为照此下去，中国会有亡国危险。他还认为，只要搞好农业，在中国的土地上再增加一倍人口也是可能的。20世纪二三十年
8、代，反对中国人口过剩论和节制生育者，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和革命领袖。薛暮桥提出，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将会超过人口的增殖。要想解决中国民食问题，决不是采取“节制生育”、“限制人口”的慢性自杀政策。只要充分利用荒地，产量就至少比现在增加一倍。只要平均分配土地，每户的农业收入加上一点副业收入，纵使不能够常吃牛肉鸡蛋，也可勉强过着“布衣暖，菜饭饱”的生活。(11)毛泽东1949年写就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从革命和建设需要出发，强调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亦即生产。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12)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很少有学
9、者继续探讨这一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面对严峻的人口现实，学术界重新探讨历史上的人地关系。中国近代人口压力日大、耕地严重不足的观点重新占据论坛。行龙认为，近代中国社会一直没有达到“温饱”常数，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仅有的耕地面积已难以养活数量庞大的人口，人口过剩问题相当严重。(13)农村社会学者温铁军也认为，中国土地稀缺程度不断恶化，人地关系紧张一直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14)不过，近些年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章有义认为，人口压力不能说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民国以后，耕地面积的增长与人口增长保持了同一速度，人口压力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严重。(15)吴承明与这一看法略有
10、不同，认为近代中国人口增长快于耕地的增长，人口压力是存在的，但仍与传统农业相适应。况且，家庭手工业也可换取粮食，缓解人口压力，故人口压力不像今天这样严重。(16)笔者以冀中定县为例，对维持农民最低限度生活所需的地亩数做了比较精确的计量研究，并由此认为，人地比例关系尽管存在紧张的趋势，但与人口压力不能划等号。事实上，现有耕地不仅可以满足农民的最低粮食需要，距离最低的生活消费也不远。农民贫困的原因主要不是人口压力，而应当从其他方面寻找。(17)二、集中还是分散：土地分配关系论争与人地比例关系相比，土地分配关系更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主要为地权分配是集中还是分散，以及由此衍生的是否
11、合理。土地分配不合理，自古就是最具影响力的观点，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更是如此。绝大多数学者，尽管政治背景不同，但都认为土地分配不均，而且呈集中之势。如琢如认为，土地分配不均与土地逐渐集中的趋势，使大部分的农民失掉土地，成为雇农、佃农或失业。(18)国民党农民部土地委员会估计，全国75%以上的无地或少地的贫雇农，仅占有6%的土地；而占全国耕地面积81%的土地，却集中在14%的地主和富农手中。(19)也有学者提出，土地分配不均虽是事实，但地主富农占地的比例并非如上所说那样惊人，地权分配是相对分散的。吴文晖1934年时估计，占全国总户数10%的地主富农，占有总耕地的53%；占总户数90%的贫农、雇农
12、、中农，占有总耕地的47%。(20)即，地富的占地比例比上述估计要低。尤其是一些学者认为，北方地区的土地分配是分散的，自耕农、中农占优势。即便一向被认为地权集中的南方地区，也有学者提出了些许不同意见。如马克思主义学者陈翰笙，虽极力主张地权分配集中，但仍认为，在长江下游，中小地主实占主要地位。(21)还有不少学者根据一些省区的研究，提出土地分配有走向分散、小农增加的迹象。(22)哪些力量导致土地分配的分散状态？大多学者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即中国分家析产的传统和农民对土地的惜卖。它一方面使大地产难以保持，另一方面造成对农民土地的兼并困难，不易形成大地产。费孝通的论证颇细，他说，只要后代平等继承遗产
13、的习惯法存在，对保有土地来说，时间就是一个强烈的破坏性力量，每一次分家都意味着单个人拥有的农田面积的减少。土地转让也远不是单纯商品交易那么简单，而是代表了一种为生存的斗争，所以非到万不得已时是不会把农田出卖的。(23)新中国成立后，土地分配集中论仍最具影响。最流行的估计，是根据毛泽东的农村调查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认为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而占乡村人口90%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仅占有20%-30%的土地。就地权分配趋势而言，多数学者持相同的观点，即：除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地主占有土地的状况有所改变外，土地分配始终处于集中状态，北洋政府、国民
14、党政府统治时期尤其严重。但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有与中共中央不同的估计，只是不被人注意罢了。如杜润生曾向毛泽东、刘少奇汇报，地主富农占地50%左右，而不是70%以上。甚至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据，也是地主富农占土地总数51.9%。(24)与中国学者相比，美国学者珀金斯、马若孟、赵冈较早提出，地主制不占主要地位，地权分配比例或者变化不大，或者越来越分散。(25)中国学者1980年代末以来，也越来越多地对主流观点提出质疑。章有义较早表达这一倾向，认为就全国范围而言，地主富农占地60%左右，中贫农占40%左右。从18世纪到1930年代，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之间的地权分配比率没有发生多大变化。(26)郭德宏也
15、提出，地主富农占地平均为50%-52%左右。而且，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逐步有所分散，中农、贫农、雇农及其他劳动人民占有的土地有所增加。(27)温铁军、高王凌对地主富农占地比例的估计更低，分别是35%-50%、30%-40%。(28)更多学者从地区研究，得出新的结论。影响较大的是秦晖提出的“关中模式”：在陕西关中地区，宋元以后大地产和无地农民减少，小土地所有者增加。民国时代，“关中无地主”，几乎是一个租佃关系消失的自耕农世界。(29)对于南方农村，有学者提出与传统观点几乎完全相反的意见。樊树志认为，直到土改之前，江南农村一直是自耕农占绝对优势的社会经济结构，地主占地不超过20%，土地所有权的分散化
16、趋势是不争的事实。(30)赵冈进一步提出，租佃率与地权分配集中度不能划等号。江南地区的永佃户，对田皮有完整产权，可以自由出售、典押、出租、遗赠，更接近于自耕农，而非普通佃农。如果将此除去，佃户比例将大大减少。即，南方租佃率虽高，但实际上地权是分散的。(31)关于土地分配演变的推动力，也是学者们讨论较多的问题。土地分配集中的因素，论述甚多，毋庸赘举。促使土地分散的力量，一般仍强调分家析产、农民对土地惜卖的传统。有的学者还考察了人口压力、城镇工商业发展与地权分散的密切关系。赵冈提出，由于人多地少，农村积累资金不易，买地困难，大地主难以出现。而分家析产制度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正是由于人口数量快速增加。(32)曹幸穗则以苏南为例，说明近代新式工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