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经济学研究(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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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型期经济学研究（笔谈）经济转型与体制转型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立群 转型期经济理论研究是当前的一个热点。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转型期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和经济事件需要作出理论的阐释，另一方面转型过程也是一个发展道路和体制模式的选择过程，需要理论的支撑。目前，在学者们的研究中以下几个问题普遍为大家所重视，但在认识上存在差异：一是转型的含义及研究视角，二是转型的目标与路径选择，三是中国转型的特点。笔者想就此作一些探讨。 一 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以体制转型为主题，报告指出，转型是包括前苏联、蒙古、中东欧国家、波罗的海国家、中国、越南、朝鲜及其他地区类似的和模仿的国家，全部地或部

2、分地放弃了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并开始向以广泛的私有制为基础的非集中化的市场机制过渡。多数文献也是以此为定义，并从体制的角度研究转型。 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不是个别国家或地区的事件，也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是国际性的、全方位的，这大概是90年代最为重要的事件了。然而，在笔者看来，仅仅把转型视为体制转变（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不够的。因为无论是体制转变的条件和背景，还是体制转型的动因和取向，都与世界经济自身的转变密不可分，因此对转型的研究应包含经济转型和体制转型。从一定意义上讲，体制转型是经济转型的客观要求，而经济转型又总是在一定体制格局下发生的。所谓经济转型是发展模式和经济格局的变化，

3、其主要特征是经济的全球化。电信系统的革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全球经济联系的加强以及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为先导的信息技术革命所推动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正在改变着世界并影响着21世纪的人类。 江泽民主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随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客观趋势。现代科技的进步，先进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产生，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特别是近十年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全球化趋势正在给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带来深刻影响。”（注：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的发言，人民日报2000年9月8日。）21世纪全球化进程将会进

4、一步加快。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技术突破，特别是信息技术把国家和地区间的联系、合作和竞争提升到一个新的平台，并提供了新的手段，地区跨度和障碍、全球经济合作的体制性障碍也将大大削弱。 应该看到，体制的转型恰好与经济全球化及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同步。转型不仅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发生和进行着，而且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格局。这两个转型实际上隐含着21世纪经济发展、世界市场格局以及社会体制的许多重要而又丰富的内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体制的转变正好与国际范围的这两个转型同步。经济转型和体制转型的深刻性和复杂性要求我们的理论研究在立足点和视野上要更高一点、更宽一些，将转型理论研究定位于世界经济格局之中，并将其

5、作为世界经济发展、技术变动和社会制度变迁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 就体制转型来说，它也不仅仅是一种管理方式替代另一种管理方式，一种调节机制替代另一种调节机制，它本身蕴含着深刻的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这种变革与经济发展模式相联系并与之相适应，进而它是一个生产力发展、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变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系列变动。就此而言，经济发展和经济联系将在新技术的推动下向社会化的更高阶段经济全球化转变，那种封闭的、分割的、传统的经济模式将为国际化的、有机联系的现代经济所替代；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将适应于现代经济之要求向更有效的市场机制转变，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包括产品、劳动力、技术、信息、资本等要素跨越国界

6、流动，包括市场主体经营活动的国际化即在世界范围动员和配置资源，如开发、研制、采购、生产、销售、服务等，也包括组织的社会化和现代化，如适应社会化配置资源和全球市场的需要形成的母国总部、地区性总部、区域性公司、子公司等多层次、网络化的跨国经营，又如通过战略联盟、兼并重组、集团化等方式形成更大范围的联合行动和组织网络。 迎接全球化挑战在体制转型的目标和路径方面不同国度所作出的选择是不同的。这取决于其各自的历史、资源条件、经济发展阶段及文化差异等。转型问题研究的文献中强调，转型过程中，由于各个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和资源条件，因而各国在转型的出发点、战略及成果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没有独一无二的模式可

7、以仿效，实际上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它在不同文化中的差异性及适应性（注：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从近二十年的实践看，转型国家在经济转型和体制转型的路径选择上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决不仅仅是政府决策和政策选择，而就其更深层面看是各国历史、资源条件、经济发展阶段及文化等方面差异性在转型目标和路径选择方面的再现。因此，在不同国度的差异和多样性中驾驭经济转型和把握体制转型有助于深化对转型规律性的再认识。 1998年我们翻译了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一部研究转型经济的重要著述（注：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

8、与证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这部书不仅反映了作者本人的学术观点，也反映了近些年来经济学新发展在经济转型问题上的应用。作者结合东欧、俄罗斯及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广泛的探讨，如集权与分权、产权界定、私有化、公司治理结构、银行与法人控股、创新、寻租行为、分配关系、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性、资本市场、金融政策、垄断与竞争、政府职能、市场失效与政府失效等等。书中不仅有对经济理论的反思和对近些年来某些“时髦”理论观点的评析，而且对转型国家的目标模式、转型取向、改革时序作了比较。斯蒂格利茨在论及改革取向和转型路径选择时，提出了一系列忠告，如强调竞争在机制转变和体制转型过

9、程中的作用，而不是把所有权问题绝对化；认为对某些国家推行的担保制私有化计划，要采取谨慎态度，要注意在国家和私人共同持股的大企业中由于产权过于分散而产生的控制和管理问题；要避免转型过程中的“信息超载”和信息损失，防止“激进式”转型对组织的破坏；注意个人和组织的“学习问题”，个人必须学会如何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组织必须学会如何适应新的环境，等等。斯氏的忠告也正是各转型国家不可回避，同时又正在摸索和探讨中的问题。 转型决不仅仅是经济理论问题，而且是个现实感很强的实际问题。转型涉及到的领域很多，转型过程中许多问题或事件的发生、发展和解决（转化）具有极强的时效性。虽然各转型国家和地区所选择的路径和转轨时

10、段差异很大，但所遇到的路障和难题却有诸多共性，如结构与宏观调控问题、通货膨胀问题、失业问题、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市场法规建设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改革强度和社会承受力问题，等等。转型是社会的创新，它是有巨大成本和风险的，作为社会试验的转型不可能在实验室里培植成熟再付诸实践，也不可能不分条件环境地在不同发展基础和发展阶段的国家间移植复制，经验证明消化舶来的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是困难的，也是不可行的。转型国家在文化上的差异性、路径上的多维性和所面临路障的复杂性，为转型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比较、借鉴和总结概括的可能。 三 当我们将中国的经济转型和体制转型纳入世界经济格局中定位并作历史的审视时，不应忽

11、略了中国转型道路已经显示出的成功性和独特性。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不仅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上曾走过的道路不同，与传统大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和发展模式也不同（国外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中国改革与转型的特定性与成功性已日益显示出了它将会成为一个全方位的强国）；与中东欧、前苏联国家相比，中国的体制沿革和转型在指导思想、制度基础、目标取向、路径设定、时序安排和政策选择上是有其特色的；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的特点及经验的确值得认真总结，它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一种历史性的选择。 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相比，中国的转型有一个正本清源、有步骤地解决建国以来许多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开

12、端。这一开端否定和清算了作为传统经济体制基础的“左”的思想，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而且实事求是又审慎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问题，这就为在一个大国推进深刻而又复杂的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 转型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科学的转型理论源于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对本国国情的谙熟和把握。我国在一个经济不发达、城乡和地区差异很大、集权型计划经济体制控制着几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环境下启动改革，通过先易后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方式转型，这不仅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而且避免了大的社会震荡。这种被称为“渐进式改革”的成功转型经验是很值得总结的，中国转型的特点和轨迹也正显现于此。在这一方面

13、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和理论，如在转型目标上把体制转型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结合起来；在转型绩效评价上，以初级阶段理论，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标准；在处理不同方面改革的关系上坚持从实际出发，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结合，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结合，使之相互推动；在对外开放方面，把开放作为基本国策，打开大门搞建设，大胆吸收和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一切进步的要素，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同时又把坚持发扬民族自身的优秀传统文化同积极学习人类

14、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结合起来。中国没有抄袭和照搬他国的模式，而是从本国国情出发走出了适合于自己的转型道路。 对此，一些在转型研究方面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们说，很多国家的GDP与转型前相比下降了3040%，大多数国家在转型后10年的GDP与转型前10年的GDP相比也是下降了。而中国却保持了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的转型是个“特别成功的例子”。为什么中国的转型是成功的呢？有一种解释是，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的制度变迁维持和构建在“社会和组织资本”的基础之上（注：参见1999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转型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上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特恩等提交的论文：“Chinese

15、 Reforms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如重视创造和改组，在转型之初不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是重视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新就业机会的创造，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是采取渐进的方式。历史等因素对转型轨迹起重要作用，转型中的政策或操作艺术也非常重要，但中国转型的成功主要还在于其“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考虑的是生产要素的投入，但不能忽视社会资本问题。所谓社会资本（或组织资本）是指合作行为、行为基本准则的接受程度、信任以及集体行动的制度安排。这是一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生产和经济的发展需要与社会资本的存在和发展相协调。社会资本能够对有

16、形的物质资本的形成起重要的影响，而许多转型国家在转型后的社会资本要比转型前薄弱得多（注：参见Athar Hussain,Nichlas Stern,Joseph Stiglitz,Chinese Reforms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当今世界形势发展很快、很深刻，许多变化还没有最后定型。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经济处在深刻的调整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我们应该“坚持把大胆探索的勇气同科学求实的精神统一起来，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使理论随着实践的进展和时代的前进而发展。”（注：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