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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泥泞深处_大海最深处有多恐怖 那个雨天，我和姥姥不期而至。推开门，我26岁的母亲正躺在12平米的小屋里熟睡，一条荷花点缀的床单搭在肩上，漆黑的卷发柔和地拂过嫩白的耳垂，阳光从半遮的帘幕泻进来，静静地，纤尘不染。我就是在那个时刻，爱上了我的家。 在此之前，我没有记忆。有关我的降生，一个21岁的农村少女嫁到城镇，难产，大出血，和当工人的丈夫颠沛流离，住在别人家的小偏房里，与房东老太太怒目相峙，都是后来母亲告诉我的。 我1975年的家安身在县城的西南。不记得搬来时的情景了，那个雨天，可能是我第一次走进它。它方方正正，靠南一半是糊着纸的油光光的土炕。母亲躺在炕梢，身后是一对金红色的木箱，木箱上摞着整齐
2、的被垛，一条有些发白的蓝床单细致地将被子遮住，棱角分明。我据此推断，母亲是个热爱完美的人。靠北，一张三个抽屉的写字台、两把椅子依墙而立。剩余的空间，只够放置一个大号的铁皮洗衣盆，母亲用它给我洗澡。 发生在这个房间的事情记住的有限，我天生就是一个记忆恍惚的人。有一个刚刚擦黑的黄昏，母亲还没下班，父亲在厨房做饭，我趴在炕沿上看糊在墙上的报纸，突然发现自己认得字。计有“大、山、众”等十来个，兴奋非同小可。此前我一直生活在姥姥的村子和爷爷的小镇院落，不懂得生活可以抽象成文字。我急急忙忙跑出去告诉父亲，记忆到此。没有再出现父亲的相关表情或者语气，说明当时他可能不是十分为我高兴，至少没有我兴奋。父亲是否在
3、心中以我为荣，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抓到一点蛛丝马迹，这成了我一直努力的暗结。一个女孩子，不漂亮，性格倔强不乖巧，还有什么理由让父亲喜爱呢？写字台的右手边，总是半跪着我，这是1978年以后的画面了。通常放学后，不等大人催促。有时候他们回来得晚，我进不得屋，就在厨房的锅台上写作业。 厨房很大，四家共用。四扇门通向四户人家，一扇门通向外面。对门的阿姨姓朱，家里的男孩叫东子，我写作业的时候他是流鼻涕的学龄前儿童。他的小姨他妈妈的小妹妹负责看护他，和他们全家住在一起。小姨身量高，没有朱阿姨白，没有朱阿姨漂亮。她在那里住了好多年，我们搬走的时候还未出嫁。把纯蓝钢笔水或紫药水稀释装进白色避孕套里做假葡萄挂在大
4、镜子上，是我记忆很深的一个有关小姨的细节。她不厌其烦地帮我做了好几个，我就坐在朱阿姨家的炕上等着。很多个买黑白电视机之前的晚上，我就这样兀自穿梭于两个房间，对大人的脸色反应迟钝。 小弟在我上学之前就出生了，但是那些年我们不常见面。他接替我的位置开始了快乐的乡村生活，自在得无法无天，姥姥和爷爷家族全体纵容着第三代的头一个男孩。所以这个房间里几乎是没有他的。等到他并肩与我坐在窗台上，看人们在雨中奔跑，已经是我们搬离的前一年了。这里大概注定不属于他，他从新家的位置开始读小学，有发小，大春已经和他20多年的友情，就算开车肇事坐牢，小弟也不放弃这个朋友。去年父亲66大寿，我在酒店见到他，背微驼，30多还
5、未娶妻。 我在这个位置的伙伴有男孩晓波、大伟、老猫、艳祥，女孩小光、小红。大伟和小光是兄妹，他们还有一个小妹妹，像他们的妈妈一样漂亮善辩。他们俩则老实得常常受欺负。老猫有权力欲，号召比他小的我们都听他的，一起孤立与他同龄的大伟和艳祥。雨后的胡同泥泞不堪，老猫率领我们手握泥巴，在大伟经过的瞬间万箭齐发，随着他喊：“徐大伟，臭狗屎！”有时候是：“张艳祥，大姑娘！”很有节奏。 晓波姓姜，我们有几次在他家门口玩过家家，用玻璃碎片盛上土和树叶伪装饭菜。这是一幅记忆准确的画面，其他只能靠猜测来完成：我们大概比较要好，一起玩的时间多。本来一切平静详和。有一天，他父亲突然出现在我面前，面容厌恶而愤怒。我正在锅
6、台上写作业，他伸手就从我兜里掏出两毛钱，然后才开始说话：“说！那三毛钱哪去了？”我被惊呆了，当然说不出话。他又说：“偷东西！没教养。”然后就甩身走了，两毛钱没还我。从此，我和晓波成了陌路。胡同成了分界线，好像都没再踏入对方的领域。这导致了一个后果，我莫明其妙地就不代表家里去交电费了，并且拗得很，让父亲很生气。因为周围十来户人家共用一个电表，安在晓波家，他父亲负责收齐电费。我一度觉得他们家很有权势。 这些伙伴，现在仅仅作为名字存在于我的记忆中，他们不曾离开那个方方正正的房间以及周围的600平米，我寻找他们的方式只能是刻舟求剑。所以我没有小弟幸运。去年回老家经过那里，平房早已经变成七层的居民楼。我
7、的记忆无论多么不可靠，也只好那样了。就算现在与他们走个对面，也无法相认了。 于是我只能重新回到我的父母身边。尤其是现在，当我不得不面对他们成为货真价实的老年人这一现实的时候，我是多么怀念躺在那个房间里我年轻美丽的母亲和我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和人拳脚相见的父亲。 那时候他们是快乐奔忙的工人。父亲在大修厂，车工。母亲在食品厂，冰棍车间的临时工。你能想到我经常有免费的冰棍可吃，遭到羡慕。事实上，那些为吃而吃的时刻，我觉得冰棍并不好吃。母亲也不是就把冰棍吃腻了，在盛夏带我上街的时候，也会为我突然递上来的一口面露享受。有一些模糊的清晨，我睁开眼睛看不到母亲，只看到枕边的两块硬糖，是她上夜班之前放在那儿的。
8、我流着泪想，这里和乡下也没什么不同。如今，我总是尽量在儿子睁开眼睛看到我之后再去上班，后来我知道，偶尔他醒得晚看不见我也未见难过，心中于是有些失落。看来，在我们三代人中，有问题的只是我一个。 零碎的记忆中还坚决地挤着一个和父亲一起去挑水的场景，经久不衰。清瘦灵巧的父亲轻松地担起两个水筲，我跟在他旁边，离家400多米。水站是路拐角处的一座小平房，小得像积木，看不出有门的迹象。我从窗口递上一枚铝制的小水牌，为了这一刻我握出了汗。它如同成年人一半食指那么大，每次出门前父亲郑重地交给我。两只水筲很快注满，父亲担起就走，常常走了很远才想起我还停在水站，以为自己在插队的祥茂大队第三小队伊春发家院墙外的老井
9、旁，正青春年少。看水站的老先生戴着黑边花镜，从来不点灯，也从来不说话，只是一张脸在窗前一闪，就不见了。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回味，走得慢些。 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记忆力还蛮不错，竟然记得这么多！它们很像一些我在拍摄时只看过一眼的照片，后来连同那台索尼数码相机一起丢了。我在回忆的时候想起那一眼，总是很清晰，却无法证明它们存在过。在冲印中心工作的小表妹总是打电话要我去洗照片，说存在电脑里终归不保险。其实，我们能留下多少活过的证据呢？如同一场雨带来的泥泞，天晴之后，很快消失。 梦境 江小鱼 我想可能是因为诗歌，江小鱼有一天拜访了我的博客。我猜测他辗转了很多链接，终于点击到了苏兰朵。也许没有停留多久，只
10、是看看照片，大致浏览了一下贴得比较靠前的诗，有了一个原来如此的印象之后就离开了。由于没有留言，我断定他没认出来我。顺着“最近访客”中留下的足迹，我有些兴奋地回访了他。留言说我是苏玲，还记得吧？怎么去了我那儿也不说句话？很快他过来说，怎么是你呀？这就成诗人了？不久，又发来纸条，加我为好友。之后，一切如常，仿佛没有重逢过。 初见在2022前。彼时他刚刚从江西老家来到北京，落脚在音乐生活报。那些年音乐生活报主持了一个健牌中国原创歌曲流行榜，每年的年底有一个颁奖晚会，全国媒体的主持人和获奖歌手都会参加。江小鱼无比活跃，向我们介绍他的经历，当时好像已经出过四五本书，包括一本诗集。在酒吧，他还讲了很多笑话
11、，这条决心做“北漂”的鱼，在明星荟萃的场景中，被我清晰地记住。昏暗的灯光下，我留意到他稚气未脱、精力过人的圆脸上隐约浮着一个大梦。 我在他的博客上停留了很久，慢慢翻看着他这些年的经历。2022，足够成就一个人的梦想，何况他又是那么急迫。在博客的公告栏里，罗列着将近2022字的自我简介，长得像他为歌手作的文案。导演、编剧、主持人、作家，还有他最擅长的策划，一个精英的成长一目了然。 2022前，8月的一个午后，我穿着长及脚踝的白裙，戴着刚刚从西单商场买的珍珠耳环，乘坐出租车前往北京一家著名的唱片公司面试。此刻之前，为了寻一个住处，我按照一个大学女同学在电话中指引的路线，乘了约20分钟地铁，之后又步
12、行了差不多20分钟，在一处荒凉之地，找到了她的工作单位某大型私营企业。进了厂门之后，在传达室通了电话，她说，手里正弄着一份材料，要我等一会。看门的大爷就挑着高腔的北京话问我来北京干什么呀？我说，想来工作。他唉了一声说，在哪里不一样啊？都奔北京跑为的是什么呀？我一时不知如何作答。那一刻之前，我坐了一夜的火车，从一座秀美的山城抵达北京，掉入一片汪洋人海。山城的夜晚小巧而安静，连梦都翻不过山去。我就在那些夜晚，思念北京。后来，女同学终于打下电话来，叫我上楼找她。寻到她的房间，竟是一个仓库一样的大办公区，每个人的空间用隔断隔开，我挤进她的领域，不足两平米。挨到下班时间，我混在员工队伍里，被她领上了一辆
13、通勤的大巴，与她并肩坐着，回家。实在记不清走了多久，久到我们无话可说，才在一处小巷下了车。暮色中，她有些疲惫，还是坚持着买了些熟食和啤酒。之后的情景我乐于记起，我们坐在阳台上喝啤酒，渐渐放松，想起了大学四年的生活，笑声清脆而后，她脸色红红地对我说，明年的托福应该可以过，你知道，我一直想去美国。 第二天我在唱片公司准时见到了老总曾经很有名气的一位作曲家。他坐在我的对面，和成名时相比，明显有些发福。我注视着他，微微有些灰心，那些脍炙人口的旋律从心底浮起，离他竟这般遥远。他早已经不写歌了，现在的工作是包装歌手、卖唱片。我来到这里要帮他推广歌手、卖唱片。交谈比预料的还枯燥，他说你的简历我都看过了，虽然
14、有很多年作音乐主持人的经验，但还是要从企宣做起。然后就开始谈待遇问题，最后说，考虑好了，可以随时过来。 我没有过来。那年夏天，北京出奇地热，走在路上，好像随时要被晒化，就像晒化两块钱一支的冰淇淋，连梦的影子都不会留下。我接受了自己的渺小和平庸，带着收获的珍珠耳环，又坐了一夜的火车，回到了我的小小山城。 两个月之后，我在大连认识了江小鱼。 张 恒 没有料到，在大连最大的收获居然是张恒。在酒吧玩算术游戏，拼起来三张桌子，三十来号人，淘汰制，最后剩下我们两个。他坐在我的正对面，一脸坏笑。眼见着一个接一个不胜酒量却情感奔溢的歌手、主持人、小企宣们滑到凳子下面或干脆耍赖，我知道，张恒是一个清醒的人。 过
15、于清醒的人是不适合作演员的。那次颁奖，距离他唱红天堂里有没有车来车往已经过去两年了，当时的获奖曲目好些人都没听过。几个外市媒体的主持人迅速向我表达了对张恒的失望，说光是作品宣传得不好也就罢了，人也太平常了，就像一高校文科系的普通男生，而且是一挺难看的男生，明星气息甚至不如个别打扮前卫的主持人和小企宣。 张恒的企宣是柳立博，他的大学同学，和他一样平常的文科男生，待人诚恳。从酒吧出来就给了我一份张恒的资料。我在出租车上就着街灯看，一看就想跟张恒握手，师范大学、中文系、89级、71年出生认同感从那一刻找到了源头和归宿。 回到宾馆，江西电视台要给张恒作一个专访，我恰巧也在。女主持人很正常地交代了几句，
16、张恒点头示意领会。开机，女主持人突然像换了一张脸，作热情洋溢活泼可爱状，对着镜头眉飞色舞地介绍了一番张恒，然后转头，突兀地将话筒杵过去。他愣在那里，直到把女主持人愣到不好意思，我们忍俊不禁，才慢悠悠地说，这种风格啊？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后来，我在鞍山为张恒联系过一次夜总会演出，效果和我预料的一样，很一般。我其实很清楚，他这样的歌手，根本不适合作夜总会演出。在惯常的生活中，总像游走在梦境般恍惚，音乐收留了他飘零的心，使他得以生存，而深入这个赖以生存的圈子，他却又过于清醒，不屑于粉饰。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让我决定帮他一次。 此后，我们没再见过，和柳立博通过一次电话，知道他出国了，心中竟有些释然。我认定他不会回来了，异乡的漂浮能满足他梦游的状态，他适合生活在乡愁里。渐渐地，记忆融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