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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过“辛普森案”看程序正义1994年6月12日夜，美国橄榄球明星辛普森的白人前妻尼科尔和其男友戈德曼双双被杀害。洛杉矶警方经过查证分析后，宣布辛普森是杀害两人的唯一嫌疑人，并于1994年6月17日逮捕了辛普森。1994年7月22日，洛杉矶最高法院日裔法官伊藤正式宣布受理辛普森案，并于1995年1月24日正式开庭审理。本案因汇集了全美最著名的法官和律师的豪华审判阵容而引起全美广泛关注。庭审中，由于检方证据全都是间接证据，辩方律师对这些证据进行了严格鉴别和审核。由于警方收集证据时严重失误，加之检方呈庭的证据破绽百出，难以自圆其说，使得辩方律师能够比较充分地利用检方证人福尔曼警探的种族歧视言论、辛
2、普森的大手无法戴上作为重要证物的黑色血手套等有利证据，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出色的盘诘技巧向陪审团证明辛普森未必就是杀人凶手。1995年10月3日，由绝大多数黑人组成的刑事陪审团在分析了113位证人的1105份证词后，伊藤法官宣判：辛普森无罪！而其后的民事赔偿判决，却与刑事判决大相径庭。分析这些因素不难看出，就本案刑、民事诉讼而言，虽是不同的诉讼结果，但却又是必然的诉讼结果。 美国的刑事审判机制为对抗制，其核心为辩论式。对抗制的参与者一方是代表国家和政府的公诉人即地方检察官，另一方则是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蕴含于对抗制的哲学机理是：在所有的刑事诉讼中，通过允许控辩双方在公正无偏私的陪审团面前竭尽全力地
3、有效地辩论，以求产生最大程度地正义地解决案件。美国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取向又是正当程序模式。任何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推定为无罪；任何人的身体、住宅、财物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被搜查、扣押或受侵犯；在刑事程序中，被告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被告人有权获得律师帮助；被告人有权知道被指控的性质、内容和理由，且享有公正的陪审团迅速、公开审判的权利；控方对指控罪行的证明须达到不容任何合理怀疑的程度；被告人的同一罪行只能被审判一次。七项内容互相联系、补充，构成美国诉讼制度的精髓.本案是美国20世纪末争议最大的案件，突出体现了美国“程序中心主义”的法治特点。通过本案可以发现，美国司法制度对程序公正和证据确凿的重视程度远远
4、超过了寻求案情真相和将罪犯绳之以法，美国宪政法治的核心也是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充分保障公民权利，最大限度约束公权力。真正的程序公正，要求政法机关在认真、严格地履行所有法定程序之后，才能须做出最终决定。只重视案件的处理结果，却忽视了案件的处理程序，这就反映出“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在我国司法实务界乃至整个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刑事司法的目标是准确地惩治犯罪，严格、公正的司法程序是达到此目标的根本保证。而程序违法的实际结果，很可能造成冤假错案，冤枉了好人，放过了真正的犯罪嫌疑人，达不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目的，也体现不了刑法的基本精神。从而使实质正义也不能得以实现，而且还会使司法权威大打折扣。西方
5、有一句格言：“没有程序就没有正义。”当年主审“辛普森杀妻案”的法官在辛普森被宣告无罪后无奈地说：“全世界都看到了辛普森的罪行，但法律没看到。”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似乎不可兼得；要使罪犯得到应有的惩罚，有时就必须牺牲程序正义；要使程序正义得到保护，有时就不得不让明知有罪的人逍遥法外。但在两者相互冲突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这个问题牵涉到一个国家刑事诉讼的价值选择；是绝不冤枉一个好人，还是绝不放过一个罪犯？程序正义无疑更强调前者，也就是程序的意义在于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同时保障公民的个人的正当权利免受不法侵犯。这是法律本身的不完美造成的无奈选择。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无疑是实质正义的首要目标。程
6、序正义是实现实质正义所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则，为了在最大程序上实现实质正义，我们就必须首先严格遵守程序正义。公正的程序具有独立的意义，使被告人与代表国家进行追诉和裁判的司法者拥有平等的诉讼主体地位，能够平等地进行理性的辩论、说服和交涉，并对裁判结果发挥积极的影响和作用，而不是消极、被动地等待司法者对自己命运的判定，由此其权益受到裁判者的充分关注，作为人的尊严得到承认和尊重。另外，它有助于当事人等从心理上真诚接受和承认法院所作裁判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即使裁判结果对其不利；有助于社会公众对法院、审判程序乃至国家法律制度的权威性产生普遍的信服和尊重，即使裁判结局与他们本人的利益无关。 因为程序正义的要求不仅确保正义在审判过程中得到切实的实现，而且是以“人们能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的。这样，不论被告人最终被定罪判刑，还是被无罪释放，人们都会确信这种结果不是裁判者任意作出的，而是经过了充分、合理的论证和讨论，裁判结果的形成建立在正当的法律实施过程基础之上。 辛普森案件让我们更生动、更全面、也更深刻地了解了采用对抗制的英美法系的典型代表美国的刑、民事诉讼制度。同时，它也令我们深思：我们究竟应从美国诉讼制度中借鉴什么以完善我们的诉讼制度?在诉讼中应如何充分实现对被告人的人权保护和对被害人的人权保护以及如何实现二者的协调统一?如何处理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