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论从《与元九书》看白居易儒家文学观.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课外阅读】论从《与元九书》看白居易儒家文学观.doc（4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课外阅读】论从与元九书看白居易儒家文学观【论文关键词】与元九书；白居易；儒家文学观 【论文摘要】白居易是唐中叶著名诗人，他以提倡“新乐府”并掀起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而名噪一声，为后世诗歌的创作树立起一种典范。“新乐府”是对传统乐府诗歌的扬弃，继承了乐府诗中对社会的关注，同时使这个特点成为新乐府的核心。白居易的诗论与其诗歌创作紧密相联，充分地表现了其儒家文学理论观。他认为，诗歌的作用是补察时政，泄导人情，除此而外，评价诗歌的另一个重要标准是儒家的思想核心“六义”，文章试图通过与元与书来简要论述白居易的儒家文学理论观。 白居易是唐中叶最重要的一位诗人，可以说，杜甫之后，在实用主义（或曰现实主
2、义）诗歌流派中是一面旗帜。白居易以他的“新乐府”而在唐中期诗坛名噪一时。“乐府诗”本是古已有之的，汉代尤其兴盛，后来曹操诸人借古题写时事，再变为杜甫的“因事立题”，到白居易，将其加以改造，并名之曰“新乐府”。这里所谓的“新”与传统乐府诗相比是有区别的：一是用新题；二是写时事，三是不像古乐府诗合乐，而是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的标准。 儒家的文学观是以孔子为代表，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孔子的文学观作一表述。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其它的一切理论和学说最终都是为此服务的，有人将此过程表述为由“礼”进至“义”，进而至“仁”。这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尚用，即为其道统服务而重实用。对此，孔子在谈到诗经的时候曾经说过“诗可
3、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这是强调诗的实际功用。“实用主义”这个概念是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用以表述儒家文学理论特征的，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的白居易事实上也确实属于这一派，“是基于文学是达到政治、社会、道德，或教育目的的手段这种概念”。我们将从白居易的诗歌理论的代表与元九书来看其中所表现出的儒家实用主义文学理论观。 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白居易诗论的思想基础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句话出自孟子尽心上，通过个人品德的完善，最终能够达到“兼济天下”的最高目标。这是每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这也白居易行事的思想基础。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4、”仆虽不肖，常师此语。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与元九书） 白居易从小家贫，但“苦节读书”，“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作为一个下层知识分子，他对民间的疾苦是深有体会的，又因为他有“独善”和“兼济”的人格理想，这促使他能够站在下层人民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并渴望能够改善人民的贫苦。所以，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这种人格理想无疑是贯穿始终的。 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诗歌的作用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从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5、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圣贤，下至愚騃，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宝也。 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 洎周哀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
6、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刓矣。 这几段话道出了诗歌的本质：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诗歌是融合情感、语言、声韵、意义的整体，它产生的源泉是内心的情感，借助语言和声韵，将这种情感表达出来这就是义。所以，诗歌是内心情感的外在表现。白居易的这个观点其实前代的儒家理论早有表现，是“诗言志”和“美刺”传统的继承和沿续。 尚书尧典云：“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段话包括了两个意思，一是被朱自清称为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的“诗言志”。即诗歌是表现作者内心的思想感情的。与此相关的是诗的教育作
7、用。因为诗是言志的，那么“言志的诗必须具有从思想感情上影响人和对人进行道德规范的力量。”或者说只有情感才能影响情感，故而诗歌的创作会有政治和社会的作用。 诗经中也有很多表现诗歌作用的表述：“墓门有梅，有鸮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讯之。讯予不顾，颠倒思予。”（陈风墓门）“家父作诵，以究王訩，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小雅节南山）“式遏寇虐，无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大雅民劳）“民之未戾，职盗为寇。凉曰不可，覆背善詈。虽曰匪予，既作尔歌。”（大雅桑柔无论这些诗句出于什么目的，是“诵”也好，是“讯”也好，还是“歌”也好，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与生活相关，而不是空穴来风，即与现实的社会生活紧密相
8、关，“其基本假定是：诗应该关怀政治情形。” 但是，白居易诗歌的更为直接的来源则是毛诗大序，在与元九书中，多次引用了毛诗大序中的观点和理论。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这两个方面是交互的过程。通过采诗官将这些表现内心情感的诗歌传达给上层，“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
9、，“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是补察时政；最终达到“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策林六十九）的和乐局面，这是泄导人情。也就是白居易所说的“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 基于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白居易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并且在实际的诗歌创作中，他也是这样作的。“仆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詠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 三、六义诗道之本 白居易继承了诗经的“六义”风、雅、颂、赋、比、兴，并且以是否有六义作为判断诗歌好坏的标准。在说到“河梁之句”，“泽畔之吟”的时候认为
10、虽有“兴”、“比”，但已经“六义始缺”；晋、宋以还的诗是“六义浸微”；至于梁、陈“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这样的诗句，认为是“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因为“六义尽去”。在分辨李白、杜甫诗歌优劣的时候，他认为杜甫诗要胜过李白，因为李白的诗虽“才矣奇矣，人不逮矣”，可是“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所谓的“六义”并不是指诗经里的创作方式或体裁，而主要是指那种“美刺”精神。他在策林六十八中说“且古之为文者，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通过这种“美刺”，能够“纽王教”、“存炯戒”。他尤其欣赏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
11、骨”这样的诗句，因为这样的诗是“为时”、“为事”而作，其中有着深刻的讽戒的意味。 既然“六义”（质内容）是诗道之本，那么在诗歌的创作中，“文”（形式）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在与元九书全篇中，对“文”的强调是不明显的，或者根本没有。甚至对于形式主义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于谢脁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和鲍照的“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他认为“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在策林六十八，他“尚质”的主张更是显露无遗：“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故农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养谷也；王者删淫辞，削丽藻，所以养文也。伏惟陛下诏主文之司，论养文之旨，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虽质虽野，采
12、而奖之；碑诔有虚美媿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若然，则为文者必当尚质抑淫，著诚去伪，小疵小弊，荡然无遗矣”。在的新乐府序中，他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些观点，完全是“文以载道”的儒家观点的典型，形式应当为内容服务，要避免文胜于质。 既然白居易提倡质胜于文，那是否意味着对诗歌形式可置之不管呢？显然不是。因为孔子的文学观总体来说是文质并重的，他曾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要做到“文质彬彬”才是完美的标准。文学自然要以儒道一以贯之，但同
13、时要注意以适合的形式为“道”服务。所以，儒家（主要是孔子）的文学观又是尚用与尚文的结合，实是后世文道合一的先声。 我认为在白居易的诗歌观念中，“六义”居于中心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其它的一切都要服从于这个中心。在诗歌中有所讽喻，上达君臣，以此达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但白居易毕竟也认识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义”是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还要有“言”，有“声”。“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只有言、音（韵）相协，才能对情感的表达起到积极的作用。形式是工具，但也要这工
14、具对目的（义）适合才行。不能用哀乐表示高兴的事，也不能用淫辞表达庄重的情况。 与元九书很充分地表现了白居易的儒家传统的文学理论，不论在文学目的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以及白居易自己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思想理论的指导和影响下，白居易创作了大量讽喻诗，作为自己“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思想的具体实践。 【参考文献】 1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36页。 2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第三章孔孟与儒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7页。 3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60页。 4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页。 5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62页。 6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