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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跨国投资期末论文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一点思考班级：2011MPAcc姓名：杨舸学号：2011210378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一点思考【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演进，我国参与海外并购的企业越来越多。本文主要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主体、战略的选择、政府作用和并购后的整合五个方面进行一定分析，作出思考，并对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关键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核心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化经营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必然选择，而海外并购更是成为中国企业做大做强、实施国际化经营的重要手段。近几年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日趋活跃，但由于海外并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活
2、动，受到企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以及国际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限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以至于在总体上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实际效果差强人意。因此，从全球视野来审视和研究海外并购这一问题，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主体、战略与整合以及政府作用等进行比较深入的思考，是十分有意义的。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从全球视角来看，企业之所以进行海外并购，主要是成长导向、利用进口、拓展独特优势、防御、满足客户需求、把握时机等战略或策略上的需要。根据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跟踪研究，我们认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动机比较复杂，甚或不完全遵照价值分析和商业规律，但从总体上可以概括为资源驱动、技术驱动和市场驱
3、动综合作用的结果，只是不同企业有所侧重而已。1 .资源驱动。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源及能源支撑，而我国自然资源相对贫乏，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对能源和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进入21世纪以来，资源及能源短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问题凸显。据预测，未来20年内，中国工业化进程所需的石油、天然气将至少出现上亿吨的供给缺口。类似地，到2020年，中国经济发展必需的45种大宗矿产资源中只有6种能够自给自足。因此，获取资源及能源成为推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一个重要动力。从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不断加大海外扩张的步伐，全面进军中东、中亚、俄罗斯、非洲等石油储备丰富的地区，到中国铝业收购力拓等案例，都体现了中国企业
4、的能源和资源战略，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2 .技术驱动。事实表明，如果没有核心技术，面对全球化的竞争环境，即便是中国国内一流的企业也会遭遇生存问题。而技术研发需要大量资金和人力的投入，并且要承但很大的风险。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发达国家对中国高技术输出的严格控制，很多国内企业往往将国外拥有技术优势的企业作为收购目标认为海外并购是获取核心技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希望以此获取专利技术与技术人才，迅速提高技术实力，占领相关产业制造和研发等核心竞争能力的制高点。例如，2004年12月，联想集团收购旧M的PC事业部，目的是获得旧M在PC及笔记本电脑制造和研发上全球领先的技术
5、及其在全球注册的4000多项专利，拥有其美国罗利、日本大和与中国北京三个研发中心，迅速提高自己的技术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3 .市场驱动。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盈利水平下降，而要拓展海外市场，受自身人才、营销渠道、供应链、品牌认可度等的限制，进入成本高昂，时间和实力都不允许，贴牌生产又只能赚取低廉的加工费，海外并购便成为国内企业获取国际化经营所需各种资源的重要途径。因为通过海外并购，中国企业可以获得被并购企业的优质资产、国际品牌及成熟的国外市场销售网络和客户资源，绕过进口配额限制、反倾销调查、知识产权保护等贸易壁垒，迅速抢占国际市场。比如，2002年9月，TCL国际控股公司收
6、购德国施奈德电气集团的主要资产，旨在绕过欧洲对中国彩电的贸易壁垒，并借助施耐德的品牌效应、遍布世界的销售渠道和强大的技术力量，开拓欧洲乃至世界市场。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主体长期以来，由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以大型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为主，主体形式过于单一，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一直受到并购主体自身的局限。这主要表现在，虽然中国国有企业规模比较庞大，资本实力相对雄厚，但受制于产权制度的缺陷，公司治理机制不合理，缺乏有效的委托代理关系作保障，对市场变化反应不够敏锐，从而加大了企业海外扩张的盲目性。而跨国并购对于并购方的产权明晰有明确要求，这对于一直纠缠于产权制度改革的中国国有企业构成了一个巨大障碍。正
7、因为如此，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国有企业的特殊身份背景非常敏感，乃至于把中国国有企业的行为等同于中国政府行为，并因此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产生质疑，对国有企业抱有戒备心理，这使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大大增加，并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难度。进一步分析，对被并购企业所在国而言，海外并购可能会冲击其国内产业，甚或影响其国内经济安全，以至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资并购采取完全开放的政策，往往会设立专门的机构对其关键产业的外资并购进行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但问题是，海外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具有歧视性、随意性、模糊性和不透明性等特征，主要表现为目标企业所在国的法律政策对外国并购企业的不利
8、规定或歧视性待遇。显然，2010年华为集团收购美国3Com的收购失败就是由于目标企业所在国的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阻止华为并购所致。因此，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海外并购中所面临的是一种泛政治化的国家风险。至于中国民营企业，虽然近年来的跨国并购活动有所活跃，并产生了一些有一定影响的案例，开始成为中国企业参与海外并购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是因为，与国有企业相比，中国民营企业的产权较为清晰，经营机制更加灵活，市场反应敏捷，其行为更符合西方国家关于企业应遵循商业利润动机来从事并购活动的原则，不易受到一些非经济因素的阻碍，更有利于并购交易的达成。然而，由于中国民营企业规模偏小，资产实力较弱，缺乏
9、核心竞争力，尤其是缺乏海外并购所需的直接融资渠道和有关政府部门的有力支持，往往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处境，甚至部分优秀的民营企业因为遇到了发展瓶颈，反而成为外资的并购对象。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对目标企业所在国的国家安全审查有超出经济范畴的过激反应，更不能因为“国家安全”风险而限制我国国有企业的海外并购。除了实行并购主体多元化，建立合理的海外投资组合，与投资目标国企业一同并购、共担风险之外，我们要做的是塑造具有完全产权主体功能的海外并购主体。从战略管理角度来看，企业并购的核心是通过扩大企业所有权拓展经营权，海外并购是企业实现外部经济内部化的一种方式，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一种有效手段。虽然企业海
10、外并购兼具企业发展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双重意义，但其本质仍然是一项以企业自身投资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活动。为保证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能够沿着更加经济、合理的市场化方向健康发展，必须对海外并购的主体进行严格定位。鉴于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问题始终都得不到彻底解决的根源在于国有企业畸形的股权结构，进而构成了国有企业各种不规范行为的制度基础，要重塑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主体，必须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合理调整国有资本垄断产权的控制边界，为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有效的制度基础，进而全面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奠定国有企业有效实施海外并购的市场环境。对于产权明晰、机制灵活的中国民营企业，由于其在发
11、展海外业务方面具有更加显著的市场化优势和适应性优势，我们认为其海外并购行为更应受到重视和支持。三、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战略与策略选择企业海外并购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必须是建立在企业核心竞争力基础之上的战略选择。计划实施海外并购的企业，应在完善公司治理、加强管理、保证国内市场地位非常坚实的基础上，把海外并购看作是战略性的投资，要通过海外并购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利润增长源，要抱着一种长期、稳健、发展的立场理性地进行并购决策，要做好战略规划，决不能以抄底思维去投机，不要去做财务投资者。在此基础上，拟进行海外并购的企业要确定合适的并购目标、选择恰当的并购时机、采取正确的并购策略、安排必要的并购手
12、段，确保企业海外并购的顺利实施，并努力降低海外并购的风险和成本。企业海外并购的目标不同，并购时机、并购策略和并购手段都会不同，并购的效果自然也不一样。因此，企业海外并购决策的做出，首先要求企业对国际经济环境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充分了解目标企业所在国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环境，并对并购风险进行全面评估。其次，要准确预测并购双方所处的行业前景，因为处于技术跟随地位的中国企业往往受制于国外关键技术和标准的封锁，对行业技术更新的时机把握不准，容易受海外并购所累而陷入亏损。再次，对目标企业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尽可能详细地掌握目标企业的优势、不足及发展潜力等情况，并对并购后的整合效率加以预判，避免
13、因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所导致的价值评估偏差。此外，要对可能受到的政治和社会干扰因素做出系统评估，尽量避免政治阻力巨大的海外并购项目。选择并购时机，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对目标企业的估值。国内企业不能对并购价值过于乐观，更不能急功近利，先要加强对国际市场的研判，把握行业的变化趋势，要像潜伏中嗅觉敏锐而冷静的猎豹一样伺机而发，一旦条件成熟便坚决、果断地奋力出击。毋庸置疑国际金融危机为中国企业实施海外并购提供了千载难逢的重大历史机遇。尽管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走向依然扑朔迷离，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股票市场有可能继续波动，并购交易的成本会进一步降低，但我们的研究表明，未来6-8个月可能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最
14、佳时间窗口。考虑到文化及管理因素，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应以收购企业股权为主，不必购买业务单元，也不必谋求控股，更不要一门心思买下全部股权，要寻求共同发展的机会。在实施海外并购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要选聘国际上信誉好、能力强、经验丰富的投资银行或咨询公司做顾问，并且尽量利用当地的中介机构，以此搭起相互理解与信任的桥梁，降低并购过程中的各种风险。从技术上分析，中国企业实施海外并购时必须综合考虑被并购资产的商业价值、并购带来的整体效应、被并购方股东愿意接受的最低报价等因素，并注意托宾Q值的动态变化，避免支付过高的收购溢价。但事实上，由于企业海外并购属于一种特殊的经济行为，绝不仅仅
15、是对目标企业的兼并与收购，还包含有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不能被货币化的因素在内，而如前文所述，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海外并购更容易遭遇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企业应具有极强的谈判能力，要在第一时间与目标企业所在国媒体和政府沟通，灵活应对，采用利益集团院外活动、利用公众外交影响、借助第三方力量等方式策略性地进行宣传与游说，消除恶意阻挠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各种力量的影响，降低“国家安全”风险，推动并购交易完全按市场规则进行，获取合理的购买价位。至于并购手段，进行海外并购的中国企业要依托资本市场，与金融机构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并争取有关政府部门的支持，以便妥善安排融资，使海外并购活动不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
16、。四、政府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作用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企业必须被赋予充分的自主决策权，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实施主体自然是企业，而政府的职责仅限于对企业的海外并购进行引导、支持、服务和监控。事实上，任何国家企业的海外并购并不都是纯粹的企业行为，政府往往会通过产业、金融、财税政策及法律制度从宏观上加以引导、协调、监督、管理和扶持，使其能顺利、平稳、持续地发展。然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迄今未能形成比较完善的企业海外并购制度框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我国有关企业并购的立法散见于“公司法”和“证券法”等法律之中，与海外并购相关的行政性法规立法效力层次低，缺乏约束力和权威性，可操作性不强，并且，立法的指导思想有失偏颇，重管制，忽略了对海外并购投资的鼓励和保护。由于缺乏完善的企业海外并购法律规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制度供给严重不足，不仅滞后于企业海外并购实践，而且导致很多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