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思考造就积极人生！高二晨读资料（选择性必修） 【助读资料】超越生死与悲乐的生命范式——《兰亭集序》的生命意蕴刍议席思博 潘天英魏晋时代生命意识的觉醒投影于文学的自觉， 主要表现为对生命本质的追问，反思生命本质乃至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学母题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即是一篇追问生命之作全文情感从“极视听之娱”到“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之痛，再到“临文嗟悼”之悲， 情感跌宕起伏，辗转变迁 文章前扬后抑，感慨万千， 透过文字不难品读到王羲之充满伤感的心灵， 以及潜藏在心灵深处复杂矛盾的人生感悟一、由乐而悲：情感的两次升华《兰亭集序》记录的是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 年）上巳日的兰亭雅集 全文由眼前会稽山水折入人之性情静躁有别，继而由“情随事迁”的共同感慨引出死生之论 简淡之笔蕴含着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情感变化过程一）山水娱情之“乐”开篇以极其简练的语言抒写兰亭修禊的快乐心情，这里的“乐”包含四个层面的内容 一是自然之乐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 映带左右”，山高水秀，草木苍郁，修竹挺拔，是自然界赋予人的一种美的享受，更是一个放飞心性的环境再加上“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美好的天气令人心旷神怡，实在是纵情山水的最佳去处。
游览山水， 享受自然美景，这是对自然的一种亲近，更是人类融入自然的一种生命追求 二是祈求生命安康 选择“暮春之初”这样一个春意盎然的美好时令去修禊事，本身寓意着对生命的热爱和敬重，即追求生命的安康 单从季节特征来说，春天是生命重生的吉祥时节 在这个时节又是去做“禊事”，吉祥之意更加突出因为“修禊事”本身就是祈求吉祥幸福的活动《艺文类聚》记载：“禊者，洁也故于水上盥洁 之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1］(P62)三月之初修禊事就是为了消灾祈福，暮春时节就是吉祥之日，充满吉祥的时令与表达祝愿的修禊事活动结合在一起，表达的是对生命意义的尊重 三是雅集之乐 修禊事虽然只是一种风俗习惯，但已不仅仅是祛除疾病、祈愿幸福的生活期盼，而更多的是借助修禊事来进行文学创作、 书法品鉴等高雅活动，以此减轻在官场上挤压的心灵劳累这样一种放飞心性的文人雅集，对人格的修养、品德的提升，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探寻，都是一种极富雅趣的事情 与王羲之同去修禊事的多是品行高尚、有才学、志趣相投的文士史书记载：“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于此焉 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 ”谢安、孙绰之辈，既是东晋的贵族，又是品行清高的文人，与王羲之有着志同道合之趣，他们借助修禊事来陶冶情操，修养心性。
二）人生倦怠之痛在描绘了美好景色、抒写欢乐之情之后，“作者笔锋一转，由叙事变为抒情、议论，由写欣赏良辰美景、流觞畅饮，转而引发出对乐与忧， 生与死的感慨这就形成了一种情感的突变 在对生与死的思考之中，传递出作者对人生现实的尴尬和生命价值的复杂的思辨怎样对待生活，历来文人多有思考一蓑烟雨任平生”是苏轼对豁达乐观的人生理想追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文天祥对生命张力的追求而王羲之则在追求生活的顺心快然，“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既有达观通达的人生观，也在追求现实生活的诗意境界 而在追求诗意人生的过程中，作者更感受到人生理想与现实困境的矛盾，王羲之更从平静的现实生活中感悟到其中隐藏的伤痛：“不知老之将至”， 生命在平静的生活之中不知不觉地消耗了，时光易逝，感慨由此而生 这一伤痛使得文章情感得到了升华三）生命追问之悲从人生倦怠之感出发，王羲之再进一步深思的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 ”读古人的文章，与古人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但却又感到古人文章寓意深奥，难以诉诸语言表达，这是一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痛苦 作者追古及己， 由此引发“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生命思考， 于是悲从中来，“进而探求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难免流露出感伤的情绪， 历史在发展， 由盛转衰，由生到死都是必然，正因人生无常，时不我待，才要著此文章，以示后来者” 从痛到悲，这又是一次情感的升华二、超越悲乐：生命价值的追问和思考多数论者都在肯定《兰亭集序》抒发了王羲之寄情山水、无意功名的高尚情操，也高度肯定了《兰亭集序》最突出的主旨在于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阐释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种观点认为，寄情山水、放浪形骸是王羲之根本的性格特征这是肯定王羲之对待生命的一种态度：豁达自由 顾农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忘却或淡化实际的功利的考虑，以审美的态度对待生活，王羲之采取这样一种积极而达观的人生态度 ”而且，无论人生长短，不论生命质量高低，生命总是要走到尽头的，与其痛苦生活，不如尽情享受生活之美，“王羲之不赞成混同生死寿夭的所谓‘齐物论’，但他又很欣赏庄子反复提倡过的对待生活的审美态度” 其实，这样的生活价值追求是一种自由率真的生命观念第二种观点认为，王羲之的生命观是一种生命自觉 魏晋时期知识分子都在追求生命自觉，而且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政治环境下的一种生命自觉表现为“表面上看起来虽然是颓废、悲观和消极的感叹，但实际上暗藏的应该是对生命、对人生的追求和留恋，亦是独立人格的觉醒”。
更有人认为， 王羲之的痛是对经世治国功名的失望，因而导致他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的心境之中 “《兰亭集序》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由山水感发而悟玄理的信手拈来，不仅仅是纯然的‘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的生命恋歌，也不仅是‘情随事迁’‘修短随化’的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把‘死生亦大矣’放到时间长河中而产生的幽深浩叹，更是把个人际遇与家国情仇多重叠加的人生悲痛 ”两种观点都指向同一种理性思考， 那就是《兰亭集序》最高的价值在于对生命价值的追问和思考从《兰亭集序》文本自身来看，文章的情感变迁带给读者一些矛盾的思考 首先，作者与朋友修禊事是一种追求生命美感的仪式，兴奋和舒畅应该是发自内心的 但是，为什么会产生“所之既倦”的伤痛情感呢？ 这是一种矛盾 其次，作者既然“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与古人有心有灵犀的暗合，但为何又反对庄子一死生、齐彭殇的观点呢？ 这又是一种矛盾 最后，作者自己由乐而痛，再由痛到悲，对人生意义参悟深刻，但为什么期盼“后人览之，亦有感于斯文”？ 仅仅是想告诉后人这一人生道理吗？对王羲之所写的生命之悲，有论者认为并不一定是悲，“这里情绪虽然明显地低沉下来，但并不完全是悲，尤非突然武断之悲，毫无道理之悲”。
这实际是指出了王羲之的生命之“悲”意义的复杂性如果仅从表面来分析，《兰亭集序》情感变化是有一定的现实逻辑性的，但是，如果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这些情感背后存在一定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恰恰就是作者内心的一种生命价值观的冲突， 是作者对待生命和现实之间关系的一种矛盾心理这种超越悲乐生命观使得作者的生命观显得深奥复杂三、寻求生命的合理范式王羲之既深感人生短暂、 追求生命的现实意义， 又强力保持知识分子远离尘俗的高洁品质，在这种矛盾的生命观念之间，如何能够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王羲之不自觉地进入了寻求生命另一种存在形式的思考之中如果从王羲之所处时代及文化背景来分析，或可探寻王羲之生命观的独特之处一）玄学思想下“以无为用”的生命自觉王羲之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玄学盛行的时代汤用彤认为，魏晋玄学以王弼玄学理论最为精华 王弼提出过“体外无用”“用外无体”体用为一的哲学观点：“演天地至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 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 斯易之太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 ”［6］(P5)体用为一作为玄学对生命的思考，可以理解为无论生命的形式是放浪形骸、寄情山水，还是经国济世、追求功名，都只是生命的一种存在形式， 没有高贵低俗和对错之分。
“此种由释大衍义而阐发的体用一如论（玄学本体论）或形上学主张体用相机不离，用者依真体而起，故体外无用，体者非于用后别为一物，故亦可言用外无体 ”玄学思想对魏晋时代的知识分子思考生命的价值产生了深刻影响汤用彤说：“魏晋乃罕有之乱世，哲人们一方面立言玄远，希冀在形而上的思辨王国中逃避现实之苦难，以精神之自由弥补行动之不自由甚且难全其身的困苦 另一方面，他们又难以逃避铁与血的现实关系之网，因而对何为自足或至足之人格不能不有深切之思考很多的文士不再关心江山社稷兴衰，而是关心自己怎么生活得更潇洒，追求平静的生命状态 当然，这种对生命价值的思考， 从哲理上说来既是对玄远世界的追求，也是在试图逃离现实，探得另一种生命存在的形式作为魏晋时期有着很大影响力的文士，王羲之追求一种矛盾的处世哲学，“谦以自处， 卑以自持， 一方面避祸，一方面以无为用”以无为用”是对老庄哲学的继承，消极避世的无为处事方法也是一种有为，是一种抗争性的作为 但是在当时政治斗争极为复杂的形势下，怎么能够做到在无为之中达到有为呢？ 这实际就是王羲之的一种矛盾的人生哲学 在这种哲学理念支配下，他的内心充满无限的困苦放浪形骸之外，只是一种无为的反抗，是一种对抗性的外在表现，是一种对生命意义的自觉追问和追求。
因而也就有了由乐转痛，再到悲的心路变迁二）在寄情山水中寻求心灵慰藉“庄老告退，山水方滋”，由“谈玄避世”进而转为在山水中寻求慰藉是这一时代的突出特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 辞必穷力而追新， 此近世之所竞也 ”实际是概括了魏晋以后的文坛风格变化， 从玄言诗走向山水诗，在山水中寻找文人墨客的精神寄托文风的变化则折射出魏晋之后文人的生命价值追求如果说‘庄老告退’喻示着‘理’的稀释，那 么‘山水方滋’便体现出‘情’的深浓 ”玄学只是对人生意义的一种抽象的思考，而寄情山水则是对生命意义的另一种思考 山水的兴起，实际是摆脱玄学的远离尘俗而转向寄情现实中的山水之趣，在山水之趣中寻求一种新的生命存在形式魏晋时期文人墨士大多是在动荡的社会变迁之中从中原逃亡到江东，他们对国家兴衰似乎已经不再萦怀，但又受老庄思想和玄学影响，在对生命价值追问的过程中形成了寄情山水、修身养性的人生观念 实际上，他们的这种寄情山水也是对当时政治的一种躲避和抗争形式，“思想宗主发生挪移， 而佛学又‘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此造成士人语言、文字表达的滞碍。
君臣大义无须讲论，正始玄学亦告衰歇， 此时惟有自然景物才能够安顿士人心灵士人遂投注情感于山林皋壤，‘山水诗’ 之出现，亦势所必然 ”王羲之也不例外， 而且表现得比其他人尤甚， “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 从《兰亭集序》文本自身来分析， “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抒发的正是对隐居山林的极度认同和兴奋在这里可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小小的山水世界可以让作者肆意思考世界奥秘和人生真义，可以“游目骋怀”，尽情享受自由快乐的人生志趣三）超越尘俗的生命追求修禊事既是一种追求生命健康的风俗，也是一种守护生命本真的仪式把对生命意义的追寻用一种风俗仪式表现出来，既是个体的修养，更是避免政治挤压的一种智慧，是避开现实矛盾，以超越尘俗寄情山水来变相表达对现实抗争的一种生命价值追求修禊事正是这种兼有两重优势的风俗活动《艺文类聚》中有对修禊事的介绍，“三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自洗濯，祓除宿垢，为太洁” 这里寓含着三层意思：第一层是说，修禊事是官民共享乐趣的事情，风气盛行；第二层在于解释修禊事的生活审美意义， 修禊事是为了去除污浊求得洁净，从除病这一通俗的卫生习惯，上升到个人修养的精神层面，已经是一种精神活动；第三层则进一步上升到玄学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