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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议苏轼贬谪儋州时期的散文创作 论文关键词：苏轼儋州散文论文摘 要：贬谪儋州是苏轼人生的低谷期，但乐观旷达的苏轼不但以宽大的胸怀直视生活，而且采取多种方法丰富充实生活。在她的笔下，儋州的风土人情也展现出别样的异彩。绍圣四年四月十七日，苏轼被责授琼州别驾，移昌化军安置。同年七月二日，苏轼和幼子过抵达昌化军贬所，即今海南省儋州市。元符三年二月，因徽宗登基，恩移廉州安置。四月，因生皇子恩，诏授舒州团练副使。六月二十日，苏轼渡海离开海南岛。至此，她在儋州生活了快要三年。苏轼贬谪儋州的文（不含书信），据苏轼年谱统计共有9三篇，其中9一篇苏轼文集有收，余下两篇晚香堂苏帖有增补。和惠州之文相比，儋州之文不仅
2、在体裁上有显著改变，内容上也有很大不一样。就体裁言，赋体惠州时没有，此时则有六篇；史评，惠州时仅有一篇，此时期则有1九篇之多。就内容言，最大的不一样随体裁改变而来，即史评性文字大量增加，组成了儋州之文的一道亮色。儋州之文体裁和内容上的改变，无疑和苏轼这次海南之贬有莫大关系。这次贬谪，是苏轼人生三贬中最严重的，也是同时被贬的元祐党人中最悲惨的。即使在被贬惠州时，苏轼已经能够用一个从容旷达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的苦难，不过再次遭逢被贬，而且是贬往国土的最南端，这给苏轼的心灵仍然带来了不小的震惊和伤痛。她在到昌化军谢表中说：“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仰于海外，宁许生还。”其生
3、还无望、消极欲绝，比惠州时要真切的多。谪居海南时，苏轼已经62岁，身边只有苏过一人。生活上又是一派惨淡景象：“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对待未来的生活，怎样把握剩下的生命，是垂暮之年的苏轼唯一能做的事情。而东坡之为东坡，给后人的最深刻印象，也在于此。即便生命所剩无几，即便命运把她逼到角落，她仍然能够以主动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她在书海南风土中说：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管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能够生。即使岭南的环境恶劣，然八九十岁
4、的高龄老人比比皆是。这一现象增强了苏轼的继续生活的信心。既然她们能够适应这个环境，我为何不能？她的这一想法，也打破了瘴疠之地折损性命的世俗观念。苏轼不但以宽大的胸怀直视生活，同时也采取多种方法丰富充实生活。首先，以品评的方法对待极度匮乏平淡的食物。如书龟息法示过、老饕赋、黍麦说、菜羹赋等。菜羹赋叙云：“东坡先生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称家之有没有。水陆之味，贫不能致，煮蔓菁芦菔苦荠而食之。其法不用醯酱而有自然之味，盖易而可常享，乃为之赋。”在现有的极端困苦的生活条件下，以新的烹饪方法使食物适口，无疑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了几分色彩。其次，利用当地条件广采药品，也是苏轼儋州生活的一部分。海漆录、辩漆叶青粘
5、散方、苍耳录、四神丹说、益智录等短记全部是苏轼居儋时研究和服食药品的真实统计。最终，著书立说也是苏轼居儋生活的主要部分，从题所作书易传论语说来看，苏轼在谪居儋州时，前后完成了书传、易传和论语说。另外，她还撰写了一批系统性的史评，这也是儋州之文改变最显著的一部分。据邵氏闻见后录载：“苏叔党为叶少蕴言，东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三篇而先生病。”1苏轼文集卷五就是这1三篇的内容。其中论范蠡、论伍子胥乃一分为二所致，加上卷四之宋襄公论和士燮论，共有1六篇。苏轼的这1六篇史评，经常是以历史人物或详细的历史事件为评论对象，如论武王、论管仲、论孔子、论范蠡、论周东迁等。针对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苏轼往
6、往提出部分个人的独到新奇的看法，而不盲从于传统的抽象的道德标准。比如论武王中反对孟子企图掩盖武王弑君的说法，认为“武王非圣人”。历史上，武王灭商以后，封纣子武庚禄父于殷，又让她的弟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苏轼认为：“杀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则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则必死之。武王亲以黄钺斩纣，使武庚受封而不叛，岂复人也哉？2”也就是说，武王将武庚置于一个两难的境地。首先，武王葬送了武庚的父亲商纣王的性命，其次，武庚作为一个臣子，又不得不臣服于武王。那么，武庚只有两种选择，要不作乱背叛，要不就像楚令尹子南之子那样选择自杀。这么，苏轼就从伦理道德方面揭示了武庚叛乱和武王灭商的必定联络。不但如此
7、，苏轼还认为商纣王虽无道，虽可杀，但武王并没有“代商而立”的必须。对待商纣王这么的昏君，首先应该让她“以考终，或死于乱”，甚至能够劝她改过，“若不改过，则殷人改立君”。以兵取之，放之，杀之，全部是不可取的。圣人的做法应该是：“天下无王，有圣人者出而天下归之，圣人所不得辞也。”这就打破了儒家传统中的那种道德解读，并不认为“武王伐纣乃解黎民百姓于倒悬”的正义之举，反倒是还原了武王弑君的真实面目。接下来，苏轼又说明了武王为何要封武庚于殷，而没有像对待商纣王那样直接取其性命。苏轼认为，“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诛其君。夷其社稷，诸侯必有不悦者，故封武庚以慰之。”也就是说，武王之因此要封武庚于殷，目标在于抚
8、慰诸侯，以确保自己君主之位的稳定性。论武王这篇史论不但看法鲜明，论证逻辑也十分有条理，而且这种对历史的认识因为剥离了儒家道德的面纱，显得更靠近于历史真实。其它的几篇史论，一样也十分出色。比如论始皇汉宣李斯中论秦亡之由，说蒙毅、李斯、赵高、胡亥一起随秦始皇出巡，途中秦始皇生病了，派蒙毅去祭奠山川，蒙毅还未归还时，秦始皇就驾崩了。李斯、赵高就矫诏立了胡亥。而当初蒙恬、扶苏全部掌握着秦朝的主力军队，本有力量和胡亥、赵高抗衡，但却接收了假传的诏命，最终招致杀身之祸。这是为何呢？苏轼认为是秦法一向严酷，“令行严禁”已成风俗的缘故。又如论周东迁认为“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因为周朝建国的根基在西安
9、，迁至洛阳，就仿佛卖掉了自己的田宅，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总而言之，苏轼的史论文，往往能够透过部分偶然的历史事件，抓住部分必定的原因，比纯粹的论理说教，更具说服力。除了上述多个方面，苏轼儋州之文中有关儋州风土人情的描写也颇有意思。她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书柳子厚牛赋后）的落后状态，深感这么下去，既不能治病，又影响生产。于是她就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给琼州僧道赟，期望她劝戒当地父老，改变这种迷信鬼神的不良习俗。当初儋州还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一些迹象：“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书杜子美诗），即男子管家务，女子外出谋生。对于这种习俗，苏轼也经常劝导当地百姓，期望得到改变。综观苏轼儋州之文，极难用几句话概括它的内容或特色，其体裁之繁复，可谓“文备众体”。题材之广，和黄州、惠州相比又胜一筹。参考文件1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2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3年。3宋邵博撰，刘德权、李剑雄点校，邵氏闻见后录，中华书局，1983年。4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5孔凡礼撰，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