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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丝路魅影之魏晋玻璃器魏晋南北朝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分裂时期，但 这时期同时也是民族融合、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继续扩大的时 期。众多考古发现如安徽宣州西晋墓出土的青瓷器、辽宁北 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玻璃器、宁夏固原北周墓出土的鎏金 银壶以及四川成都出土的南朝佛教石刻造像，都足以使人对 这一时期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对外交流状况留下深刻印 象。而其中，具有国外特色的玻璃器则是有关中西交通和文 化交流的遗物中除西方货币外发现较多的一种器物。透过这 些珍贵的历史遗物，似乎又让人感受到了闻名于世的丝绸之 路上的曾经繁华的商旅气息。同时，从另一方面来说，对玻 璃器的研究也成为丰富中外文化交流以及古代文化内
2、容的 重要内容。玻璃，古称琉璃。据出土的玻璃器看，在西周至战国时 期，我国的玻璃工艺就趋于成熟。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了仿玉 玻璃器和蜻蜓眼玻璃珠，而后者带有的外来式样的特点则反 映了中外在玻璃制造技术上的一种交流。中原地区、河西走 廊、岭南地区则成为汉代时玻璃器的产地分布区。至魏晋南 北朝这一时期，国内自制玻璃器减少，相反的罗马、波斯的 玻璃器则开始大量传入中国。这一时期的玻璃器的传入主要 原因之一也得益于中西交通的进一步沟通，汉武帝时期派张 骞出使西域，开通了长安（今西安）经河西走廊、塔克拉玛 干沙漠至中亚、西亚的商道，也就是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 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这条横贯中亚和西亚并通往伊朗
3、的丝 绸之路成为对外的主要陆路交通线，经过伊朗，向西还可到 达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中国的丝绸等经由此路运往西方，西 方的香料、玻璃器等也由此流通到中国。另外一个原因更多 的则与中西方的社会生活文化等因素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瓷器在国际上可谓是中国的代名词。陶瓷器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社会普 及率也是相当高的，但是相比于陶瓷器甚至于漆器等传统器 物来说，玻璃器在中国虽也有着不下千年的发展历史，但影 响却远不及前者。究其原因，不能不说没有受到文化习俗的 影响。对老百姓来说，玻璃器的价值显然大大低于物美价廉 的陶瓷器，尽管玻璃器曾一度成为财富身份的一种炫耀工 具，但它
4、既不利于储藏物品，也没有如陶瓷器那样的实用性， 因此到了宋代之时，从阿拉伯地区输入的大量玻璃器也大多 为皇家贵族、达官豪商所收贮使用。然而，对于西方的一些 国家来说，玻璃器的重要性就如同陶瓷器在中国一般，是十 分普遍的用具。纪元前的埃及开创了玻璃工艺，到了纪元交 界时期的罗马帝国玻璃工艺得到了大大的丰富。魏晋南北朝 虽然处于政权分裂时期，但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之间、中外 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却并未因此中断，而是继续向前 发展着。正因如此，玻璃器的考古发现成为对外交流的重要 见证。在丝绸之路的东段我国境内的新疆、甘肃等地，直到东 端的西安等地，以及当时北魏曾先后定都的大同和洛阳等几 个首都延长
5、线上，都曾出土过传入的玻璃器。而发现时间较 早的一批，则是在北燕冯素弗墓中出土的一批玻璃器，此墓 与 1965 年在北票县西官营子被发现。据史书记载墓主冯素 弗为北燕重臣，死于公元 415 年，其随葬器物十分丰富、制 作精美，出土玻璃器共五件，以透明深浅绿色为特征，器胎 较薄又是卷边，玻璃碗下仍留有粘疤残痕。器形有鸟形水注、 侈口直筒形凹底杯、圜底小钵、残足高足器等。从这些玻璃 器的造型看都不类中国的器物，应是由西方输入。其中的鸭 形玻璃注最为引人瞩目，长20.5 厘米，腹径5.2 厘米，重70 克，质地纯正，表面微见银绿色锈浸；造型奇特，体横长， 形如鸭状，长颈鼓腹，拖一修长尾，尾尖微残；制
6、造工艺繁 杂，先以吹管法成型，后又驳回粘贴法，以玻璃条贴粘组成 细部图案。颈部饰一周锯齿纹带，意味花羽，背上装饰以一 对三角形翅膀，腹下两侧各粘一段波状折线纹以拟双足。其 表现出来的特征与以吹制工艺闻名于世的古罗马玻璃器的 重要特征十分类似。（玻璃吹制工艺最早于公元前 1 世纪左 右产生在地中海东岸古罗马帝国，随后迅速传播到古罗马帝 国各个玻璃烧造工艺地点。在文献记载方面，吹制玻璃技术 向东方的传播尚缺乏明确的记载，但从已经出土的玻璃器来 判断，大约在公元 5 世纪即北魏时期，此种玻璃制造技术就 传到了中国。）经文物及历史专家研究推测，这件鸭形玻璃 注应该是产于今叙利亚至地中海沿岸一带的古罗马
7、帝国，其 传入途径是由西域经过草原之国一一柔然，再传进冯氏北燕 的。众所周知，玻璃器易碎不便保存，从罗马帝国万里迢迢 运到辽西，掩埋入穴1500 余年仅表面浸蚀，保存如此完整， 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它是研究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物证， 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在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上，此 件水注曾于中国馆内展出，着实吸引了不少眼球。魏晋南北朝时期，西方传入的玻璃器物经常被发现。除 上述的冯素弗墓以外，还有如河北定县北魏太和五年舍利石 函内藏的各种玻璃器、湖北鄂城西晋墓出土的圆形磨饰玻璃 碗、江苏南京象山 7 号墓出土的玻璃杯、景县封氏墓群内出 土的玻璃碗以及在宁夏固原县北周李贤墓（约 36世
8、纪）出 土的钠钙玻璃的萨珊玻璃碗等。李贤墓出土的萨珊玻璃碗与 中国的铅钡玻璃不同，其体现了萨珊玻璃器形和独特的纹饰 风格。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政权为了保存、发展实力，在 对外关系上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 中外文化的交流。这一时期的交通在丝绸之路原有的基础上 进一步发展变化，中外交流也因此繁盛，除了朝贡贸易之外， 大量的胡商如波斯人、印度人、东罗马人等广泛的活跃于新 疆及内地淮河以北的各个贸易集散中心。在这样的背景之 下，玻璃器的输入就有了成熟的条件，从这些出土器物来看， 也证实了西方玻璃器经由丝绸之路输入到中国。具有西方特色的玻璃器，近年来不止见于各个遗址出 土，在许多历史
9、资料上也可见记载。根据成书于六朝刘宋的 后汉书曾记载了罗马的物产，如香料、琥珀、珊瑚之类， 其中还提到了一种名为琉璃的物产；唐初所著的晋书也 称大秦以“琉璃为墙壁”。这里所说的琉璃实际就是玻璃了， 皇室大族一度争相收集境外精美的玻璃器物，中外玻璃技术 的交流也影响着中国后来玻璃器的制造。唐宋以后中国的玻 璃器的制造工艺、装饰等都有了新的发展变化，唐宋以来， 皆有丰富的玻璃器皿出土；北宋时期，玻璃工艺水平又有了 很大进步；宋以后各朝，玻璃器皿种类增多，用途与人民生 活的关系更为密切，到了后来的明朝已经大规模生产玻璃； 清代自康熙时设立了宫廷玻璃场，曾雇佣多名欧洲玻璃工匠 作指导，专门为皇室制造各
10、种高级艺术玻璃，已能生产透明 玻璃和颜色多达 15 种以上的单色不透明玻璃。这些举措既 促进了我国玻璃制造业的发展，又体现了中外科学文化的互 相交流。清代的缠丝玻璃、套色雕刻玻璃及鼻烟壶等，都是 世界玻璃艺术的珍品。其中“套料”装饰艺术则是清代的创 新，形式及装饰已有多种风貌，其格调越趋精致华美。而在 欧洲所呈现的最具体的影响，则是大量的中国玻璃器皿涌 现，欧洲玻璃工匠开始有系统的陈述中国的玻璃。中外长时 间以来的相互交流与影响使得玻璃器在历史长河中闪耀出 自己的光华，珍藏在各大博物馆的古代精美的玻璃器依旧在 向世人述说着丝路的不老魅力。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玻璃器的一个转折 时期，在质地、造型、工艺等多方面体现出了发展与创新， 外国玻璃的大量输入是这种现象发生的直接原因，并也因此 带动了我国玻璃制造业的革命性变化。古代玻璃器物，作为 经济文化交流的载体之一，在长时间的发展之中具有了历史 经济文化与艺术的研究价值。传统与外来文化的相互交织赋 予了玻璃器丰富的内涵，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玻璃器的 收藏如今也日渐兴盛。在鲜花朵朵的收藏世界里，遗落在丝 路之上的古代玻璃器也值得让人驻足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