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父亲父职表现成效及相关因素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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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陆父亲父职表现成效及相关因素的探讨传统上，父亲的角色向来被定位于是家庭经济的提供者，在原始的社会里， 父亲负责渔猎觅食；在工商社会，则赚钱养家。时至今日，为数不少的父亲，仍 将自身的职份限定为养家，家庭内的其他工作，尤其是子女的照顾与教育，则完 全交由母亲负责，父亲鲜少参与。使得“亲职”一词几乎等同于“母职”。然而父亲 的重要性似乎不仅止于赚钱养家。从 1940 年代起，学者专家们开始重视父亲影 响的研究。根据 Lamb 的估算，至 1996 年时，有关父亲影响的研究或报告，单 是已出版的便已超过4000 篇，显见父亲影响的广受重视。研究的结果发现，父 亲角色的扮演不仅影响子女的身心与社会化

2、的发展，对于母亲与父亲本身而言亦 有深远的影响。父亲的重要性既获肯定，而父职的影响又得到相关研究的证实， 父职的参与便成了社会关注的议题。父亲积极参与父职虽是社会高度的期望，但 hRossa 却指称父亲实际参与父 职的改变情形却不如社会期望的改变来得快。而相关的研究亦指出，父亲实际参 与父职的情形，在量和质上均未臻理想。若父亲实际参与父职的情形未臻理想的 话，父职参与所能发挥的成效势将有所减损，其状况值得关注且有深加探讨的必 要。Lamb (1996)指出，父亲温暖与亲密的情感表现是影响子女发展的关键， 与父亲有亲密关系的孩子有较佳的身心发展。因此，本研究尝试透过父子感情的 探讨来了解大陆父亲

3、父职参与的成效，并分析其是否会因个人背景变项的不同而 有差别。其结果除能了解目前大陆父亲父职表现的成效外，更可提供作为比较两 岸父亲父职表现成效的素材。研究分析的资料系采自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建置之“华人家庭动态数据库 一中国内地家庭动态社会调查计划( 2006) ”资料文件。该计划与中国社会科学 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合作，于2006年以面访方式调查了上海、福建、浙江 三个省(市) ，出生年次为1 935至1 976 (抽样当时为2568岁)间的 4336位 样本，其中的 2296 位父亲将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壹、前言长久以来，父亲的角色一直被定位是家庭经济的提供者，Pieck (引自Lam

4、b， 1986 )将这样的角色称之为“博取面包者” ( breadwinner ) ，其意为负担家计者。 无论是原始社会中的渔猎觅食，工商社会中赚钱养家，外出工作向来和父亲画上 等号，至于子女的照料与教养则全然交由母亲负责。父亲对子女的影响及其在亲 职上的重要性，不仅无法和母亲相提并论，有时甚且被刻意贬抑。在 1970、1980 年代时，部分女性主义者与反社会人士即曾大力倡导女人与小孩并不需要男人的 观念，并强调没有男人，其家庭会更好(0 neiH, 2002)。其主张不仅抹杀了父 亲在家庭中的重要性，更忽视其对亲职的影响。父亲的角色非但不容忽视，且其重要性更远超出赚钱养家而已Lamb(199

5、6) 指出，父职并非仅是单一层面的角色，而是包含经济提供、陪伴子女、支持母亲 等多层面向的角色，因此，当家庭中父职角色未能发挥运作时，便会对子女造成 极为不利的影响。自 1940 年代起，学者专家们开始重视父亲影响的研究。起初 着重于父亲缺席所产生影响的研究，而后逐渐扩展至其他方面的探讨。根据 Lamb 的估算，至1996 年时，有关父亲对子女的影响的研究或报告，单是已出版的即 已超过4000 篇，显见父亲影响的主题已广受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综合研究的结果可以发现，父亲的父职参与对子女的身心及社会化的发展有 深远的影响。积极参与父职的父亲，其子女有较佳的认知能力(McBride&Rane, 1

6、996；Nord， 1998)、较富同理心( BernadetteShapiro， Ehrensaft， &Shapiro， 1996)、较少性别刻板的信念( Lamb， 1997)。有父亲参与亲职的子女，在学前 阶段表现出较少的外铄行为( Baker&Heller， 1996；DeKlyen， Biembaum， Spelts， Greenberg， 1998)；及长后也少有问题或不良行.为( Amato&Rivera， 1999)； 具高度的情绪稳定( Harris&Marmer， 1996；MarsiglioCohan， 1997)；且显现 出内控的倾向( McBride&Rane， 1

7、996)。 Lamb( 1996)归纳父亲对子女影响的 相关研究结果后指出，成长过程中缺少父亲的孩子，易有心理失调的征候及学校 方面的问题，其学业成绩难以达到水平并较早辍学难以完成学业，此外，更常有 不良行径及反社会行为，且不易建立与维系人际间的亲密关系。父亲角色的扮演不仅影响子女身心与社会化的发展，对于母亲与父亲本身而 言亦有举足轻重的影响。Giveans与Robinson (1985)指出父亲参与育儿工作， 除可以促进儿童发展、母亲身心健康、改善亲子关系及提升婚姻满意度，更有助 于父亲本身心理与人际关系的发展oRussell与Radin归纳相关研究的结果后亦指 出，积极参与父职的父亲有较高

8、的自尊、自信与较高的父职角色满意度(引自 Efiekson&Gecas, 1991)。O Neill (2002)更进一步指出，父亲的缺席，将间接 导致对社会有负面的影响，包括：犯罪率及暴力的增加、小区凝聚的降低、“离 婚文化”的盛行、无父的代代循环及社会福利的高负担。父亲的重要性既获肯定， 而父职的影响又得到相关研究的证实，父职的参与便成了社会关注的议题。传统上，家庭责任的分工大都遵循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的原则，亦即父亲 外出赚钱养家，母亲则在家操持家务。照顾教养子女的亲职工作全然由母亲负责， 并成了母亲的专利。父亲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不是居于陪衬的角色，就是形同 缺席。然而由于社会的转变

9、，使得双薪家庭日益普遍。双薪家庭中，母亲外出工 作势必减少其原本担负的家庭职责，因而必须缩减其实际参与亲职的时间或在质 上略作调整。无论是参与时间的缩减或质的调整，均会在亲职工作上留下空白。 社会上似乎颇为期盼，母亲因就业而遗留下的这份亲职空白，能由长久置身于亲 职之外的父亲来填补。这种殷切的期盼可以从现今大众媒体大力鼓吹新型态好爸 爸的现象中得到印证。Romndo (1985)将这种新一型态的父职，称之为“双性父 职”(androgynous fatherhood)， Pieck (引自 Lamb， 1986)则将其称为“新抚育 父亲”(new nurturant father)。尽管名称有

10、所不同，这种新型态的父亲都是主 张父亲应兼具父与母双性的角色，亦即父亲除能扮演传统经济提供的角色外，尚 能与其配偶共同分担照养子女的责任。此外，基于家务分工及家庭平权的观念， 各种妇女团体更是厉声疾呼父亲应参与并分担亲职的工作。尽管社会高度期望父 亲能积极参与父职，但是LaRossa (2001)却指称前述Rotundo所提及之新型态 父职及Pleck所称之新抚育父亲，其实都只是人们期望父亲能表现的，并不代表 近代父亲实际的表现。 Laaossa 进一步指出父亲实际参与父职的改变情形并不如 社会期望的改变来得快，亦即，社会虽然期望父亲积极扮演抚育照料子女的角色， 但父亲实际的亲职表现却一如既往

11、，并无多大改变。Lamb （1986）的报告显示, 美国父亲父职参与的情形远低于母亲，自 1971 至 1985 年间，父亲花在亲职参与 的时间只有母亲的三分之一。Barnett与Baruch（1987）的研究亦有相似的发现, 在有幼儿的家庭中，母亲每周平均花在与子女有关事务上的时间为 44.45小时， 父亲则只有29.48小时。就直接与子女互动的时间观之，母亲每周为19.56小时， 父亲却仅为 5.48 小时。上述研究发现显示，父亲亲职参与的时间，并不会因为 母亲外出就业时间的增多而加长。相关研究亦发现，虽然双薪家庭日益普及，外 出就业的母亲大量增加，但职业妇女实际照顾子女的时间仍显著高于其

12、配偶，且 在亲职的参与上，大多仍依循传统性别角色的分工模式（王舒芸、余汉仪， 1996； 莫黎黎， 1997；陈淑贞， 1993）。莫黎黎（1997）的研究更显示，有半数的已婚 男性，每周花在照顾子女的时间是不足十小时的。父职对子女发展及家庭的影响已获致不少研究的证实，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惟在现今父亲实际参与父职不如预期的情况下，父职参与所能发挥的功效势将大 打折扣，其现象值得关注且有深加探讨的必要。发展心理学者Lamb（1996）曾 指出，父亲温暖与亲密的情感表现才是真正影响子女发展的关键，与父亲有亲密 关系的孩子有较佳的身心发展。是故，父职参与的成效，应可由父子间的情感衡 量而得。研究者曾

13、以台湾父亲为对象，探讨过其与子女的感情（请参见张再明， 2005），本研究试图透过父子感情的探讨来了解目前大陆父职参与的成效，除能 进行两岸父子感情的比较外，亦期望能有助于父职教育的推展，以增进父亲积极 有效的父职参与。探讨时除以母子的感情作为对照外，并将分析父子感情是否会 因父亲个人背景变项的不同而有差别。根据上述之研究动机与目的，本研究提出 下列之待答问题：1. 对照母亲对子女的感情，父亲对子女的感情是否有所差异？2. 父亲对儿子的感情与对女儿的感情是否有所差异？3. 父亲对子女的感情是否会因地区的不同而有差异？4. 父亲对子女的感情是否会因个人背景变项（年龄、教育程度、子女数及初 任父亲

14、年龄）的不同而有差异？5. 父亲与其上一代（父或母）的感情与其与下一代（子或女）感情的关联为 何？贰、研究方法本研究资料的收集系采面访式问卷调查法，兹将研究对象与研究工具叙述如 下。、研究对象本研究所分析的数据系采自“华人家庭动态数据库”中“中国内地家庭动态社 会调查计划”的资料文件。“华人家庭动态数据库”自1998 年开始建立，由中央研 究院经济研究所朱敬一教授主持。“中国内地家庭动态社会调查计划”则系由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简锦汉主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合 作，选定上海、福建及浙江三个省市 1935 年至 1976 年出生（抽样当时为 25 68岁）的民众，在2004

15、年进行第一次调查，并于2006 年针对 2004 年完访的受 访者进行追踪调查。调查对象之抽取采用“分层多段等机率”抽样方法，所抽取之 样本均以面访方式进行调查。本研究使用2006 年追踪调查的数据文件，此次追踪共完成 4336 笔。其中育 有子女者计4148 人，包括：父亲 2296 人（占 55.3）；母亲 1852 人（占 44.6）。 所有的父亲样本将为本研究分析的对象，母亲样本将作为对照，以为比较之用。研究对象的 2296 位父亲中以地区区分，上海有 350 人（占 15.2）；浙江 965人（占42.0%）；福建则为981人（占42.7%）。以教育程度区分，r不识字 或识字不多J者

16、有153人（占7.4%）； “小学或私塾”的674人（占32.6%）；初 中程度的768人（占37.1%）；高中职者为258人（占12.5%）； “中专技校以上” 者有217人（占 10.5%）。以年龄区分， 2330岁者有98人（占 4.3%）； 31 35岁者有197人（占 8.6%）； 3640岁者271 人（占 11， 8%）； 4145岁者 323人（占14.1%）； 4650岁者369人（占16.1%）； 5155岁者373人（占 16.2%）； 5660岁者286人（占12.5%）； 6165岁者204人（占 8.9%）； 66 岁以上者175人（占7.6%）。以子女数区分，有1个子女的为1034人（占45.0%）； 2个子女的为751人（占32.7%）； 3个子女的有344人（占15.0%）； 4个子女 以上的有167人（占7.3%）。以初任父亲时的年龄来区分， 1520岁的有69人 （占3.0%）；2125岁者有929人（占4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