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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文苑编纂者新考摘 要：古文苑最早的刊本是南宋淳熙六年 （1179）韩元吉婺州 刊本，但淳熙婺州刊本并不是本书最早的初编本。从古文苑将刻石文 放在选本卷首和其他卷目大量收录金石刻辞及赠答、倡和、联句类诗歌与 箴铭劝诫类散文的编排体例和 ？热堇纯蠢？其最初的编撰者很可能是一位 金石学家。对比、考究南宋时期的诸多金石学家，土厚之应该是古文苑一书最初编撰者。古文苑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基础文集，共收录自先秦迄于齐梁的诗 赋杂文264篇，大多不见于史传、文选，故在保存中古文学史料方面有 不可或缺的价值。一部文学选本的编纂，一般都有序言跋文，以此来交待 本书的编纂宗旨、体例结构、价值取向，编者的生平事迹及文学
2、主张等相 关事宜，但古文苑却缺少这些重要元素。故关于此书的的编者，历来 就没有定论。由于编者这一重要环节的缺失，导致后人对此书多持怀疑态 度。一些学者认为是伪书，并由此对其中收录的一些诗文也持怀疑态度， 从而大大降低了此书的文学文献价值。因此，考定古文苑的编者，不 仅对我们重新认识和审视此书在文学、史学和文献学方面的价值有所裨 益，也可以为中古文学文献的研究提供一些基本资料。从现存史料看，南宋郑樵编纂通志卷七十最先著录：“古文苑 十卷。”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韩元吉校定古文苑为九卷，刊刻 于任所婺州（今浙江金华），并撰写古文苑记一篇。韩元吉根据当时流 传的说法，认为该书是北宋孙洙得于佛
3、寺经龛，乃唐人所藏古文章，这是 现存关于本书编者的最早资料。绍定五年 （1232）,章樵注释并重校古文 苑为二十一卷时，承韩氏之说也认为：“古文苑者，唐人所编。” 此后，赵希弁和陈振孙也大体延续了韩氏旧说，遂使这种说法逐渐成为宋 明以来众多学者的习惯看法。直到清代，顾广圻始对古文苑的编者提出质疑：“此编出孙巨源 手，非唐人所录。”遗憾的是，顾氏只是提出此观点，却并未对其作详细 的阐述与考证。1930年代，郭沫若在诅楚文考释中提出编者是章樵。 这种观点显然缺乏依据。因为章樵注释古文苑在绍定五年(1232),而此前约在绍兴三H一年(1161)和淳熙六年(1179),郑樵和韩元吉已经分别 著录、刊刻
4、古文苑，但郭先生的推断对我们考究古文苑的具体编 纂者还是有启发的。经过对文本的阅读和对散乱的文献资料的梳理，我们认为，古文苑并非出自唐人和北宋人之手，其初编者可能是南宋金石学家王厚之，理由 如下。一、韩元吉不是初编者古文苑第一次见于史籍记载，是郑樵编纂的通志。我们知道，通志是在绍兴三十一年，郑樵任枢密院编修官时最终编纂完成的，次年郑樵病卒。通志共著录选本72部，凡4862卷，以时间编排，首为 西晋挚虞编文章流别集，末为北宋末年无名氏编宋文选，古文苑 位列第59位，排在李防等编文苑英华、姚铉编唐文粹和苏易简等 编唐史文类之下，卷数是十卷。但是，现国家图书馆所藏古文苑 最早的刊本，即韩元吉淳熙婺州
5、刊本，却只有九卷。这足以使我们得出这 样的结论：古文苑最初并非出于韩元吉之手，初编者肯定另有其人。止匕外，从古文苑记字里行间看，韩元吉并不明了此书的来龙去脉， 只是沿袭当时世间“传言”而已：“世传孙巨源于佛寺经龛中得唐人所藏 古文章一编，莫知谁氏录也。皆史传所不载，文选所未取，而间见于诸集及乐府，好事者因以古文苑目之。韩元吉，字无咎，晚年退居 上饶信江之南涧，自号南涧翁，以荫人仕，官至吏部尚书、龙图阁学士， 被封为颍川郡公。在南渡乾道、淳熙(1165 1189)时期，为中原故家代表 人物之一，诗文亦有声于时。朱熹评价道：“韩无咎文做着尽和平，有中 原之旧，无南方喟口折之音。”黄升赞道：“无咎，
6、名家文献，政事文学， 为一代冠冕。”因此，根据韩元吉的学识水平，他应该有能力考订古文 苑的初编这，然而他却沿用了世间传言。这充分说明两点：一是古文 苑的初编者在当时已经无法确认，二是古文苑初编本并非出自韩元 吉之手。否则，他是没有理由不予详细记载的。韩元吉从文学家的眼光出发，不但对古文苑初编本所收录的“石 鼓文”、“峰山刻石文”、“柏梁诗”、“苏李诗”等作品的真伪有所怀 疑，而且认为此书“惟讹舛谬缺者，多不敢是正”，即批评古文苑初 编本校勘不精，可读性不强，也是批评初编者的编纂水平有限。但在“崇 古”的社会思潮下，他还是将其刊刻成书。古文苑初编本虽然有“十卷”，可能韩氏认为分类不妥或混乱，便以
7、文学家的眼光重新编 排一一“次为九卷，可类观”，即将古文苑以文体归类，划分为刻石 文、赋、诗、歌、曲、敕、书、对、颂、箴、铭、赞、记、碑和杂文等20类，并重编为九卷。重编之际，韩元吉虽然有所取舍，但并未对古文苑初编本做太大删改。这一点，韩元吉淳熙六年（1179）的社会活动情况也能佐证。淳熙五 年（1178）八月，韩元吉乞州郡，除龙图阁学士，二知婺州。淳熙六年（1179） 正月，韩元吉一进故事；二月，作婺州劝农文、又劝农文；六月， 刊刻和靖先生手书石刻、古文苑二书于婺州任所，并作书和靖先 生手书石刻后和古文苑记；七月，作两贤堂记、跋蔡君谟帖、 二进故事；八月，韩元吉三进故事；本年冬，友人陆游（1
8、125 1210）自建州赴行在，路出婺州，与故人韩元吉相晤。淳熙七年 （1180）,韩元吉 告老还乡，归上饶，晚年在上饶渡过。也就是说，淳熙六年是韩元吉仕途 的最后一年。作为婺州地方长官，有许多繁杂的军政事务需要处理，他本 人也勤于政事，故治学只能在政余闲暇时。此年六月，他接连刊刻和靖 先生手书石刻和古文苑两书。韩元吉是理学家尹焊弟子，肯定会对和靖先生手书石刻下大功夫校勘订正，对古文苑便没有时间用心用力，更不会对古文苑初编本做太大删改。二、初编者应该是一位金石学家更值得注意的是，九卷本第八卷“杂文”类收入王褒僮约、班固奕旨、蔡邕篆势、九惟文）和黄香责髯奴辞五篇文章。章樵重 编为二十一卷时，将魏
9、敬侯碑阴文从卷一抽出，与董仲舒集叙及 原九卷本所收文章（蔡邕九惟文残缺不全，章樵抽出放入第二十一卷）一起放人“杂文”类，编为第十七卷，故二十一卷本卷首只有三篇刻石文， 即石鼓文、诅楚文和峰山刻石文。我们认为，古文苑九卷本所收篇目的排列次序，隐含着编者的身份信息。据我们推测，编者可能就是一位金石学家。 他将魏敬侯碑阴文放人卷首，就表明他对金石文的偏好，也表明他对金石学家卫凯的敬仰， 也同时表明他的身份正是金石学家。章樵重新注释时，将魏敬侯碑阴文从卷一抽出放人“杂文”的原因，正是因为他是以一个文学家的眼光来 看，认为将其放在卷首不妥。章樵是宁宗嘉定元年(1208)进士，学宗伊洛。这一点，我们从南宋
10、乾道、淳熙时期的诗文选本编纂中也能得到印证。淳熙四年(1176),南宋著名学者吕祖谦完成宋文鉴的编纂工作。在体 例编排上，吕祖谦仍然模仿文选，大体收录赋、诗、文三类，以赋居 首，前十一卷为赋，第十二至三十卷为诗、骚，第三十一卷至一百四十九 卷为文。吕祖谦是乾、淳时期著名的古文家，这种编排体例正代表着当时 官方、文学家和社会对选本编纂的理念，既是一种社会风尚，也是一种文 学批评态度。如果古文苑的编者是一位文学家，他就会顺应时代的潮 流，像吕祖谦一样，在体例的编排上将宋玉赋放在首位，将刻石文编排在 最后。当然，理学家编纂诗文选本，是为了宣扬理学思想，就更不会将刻 石文编排在卷首。止匕外，韩元吉是吕
11、祖谦的“妇翁”，他又怎么可能不受 吕祖谦的影响呢？这似乎正可以说明，将四篇刻石文放在古文苑的卷 首，确是原编者所为。据我们统计，古文苑九卷本除卷一收录的四篇刻石文外，卷八和 卷九还收录有樊毅掾臣条属臣准书佐臣谋弘农太守上祠西岳乞差一县赋 发复华下十里以内民租田口算状、无名氏汉樊毅修西岳庙记、崔谖河 间相张平子碑、王延寿桐柏庙碑、蔡邕九疑山碑、子迁汉故中 常侍骑都尉樊君之碑、卫凯汉金城太守殷君碑、西岳华山亭碑、张 昶西岳华山堂阙碑铭、邯郸淳魏受命述、度尚曹娥碑、后汉鸿胪陈君碑等12篇碑、记。止匕外，九卷本还收录有扬雄等人41篇箴、15篇铭、7篇颂、3篇赞和3篇诔，合计69篇，加上上述12篇碑、记
12、和4 篇刻石文，共计85篇，几乎占九卷本（共233篇）1/3多的篇幅。另外，九 卷本收录的诗歌多是赠答、倡和、联句之作，收录的散文也以书信、杂文 为主，处处显示出文学性不强的现象。这一奇特现象，学者朱剑心已经指 出：“古文苑一书，不知为何人所纂，所录诗赋杂文，自东周讫于南齐，凡二百六十余篇，颇多金石刻辞。其所载诅楚文、石鼓文，为见于存录全文之最早矣。”那么，古文苑辑录颇多金石刻辞，其文学性不强，编选、校勘不精的原因也不言而明一一初编者本来就是一位金石学家。也只有金石学家，才会将刻石文放在选本的卷首一一在他们看来， 刻石文的金石价值远远大于文学价值和其他价值。三、南宋金石学家我们认为，古文苑大致
13、成书在宋室南渡后高宗绍兴二十一年至三H一年（11511161）之间。这一时期的金石学家有很多，如董迪、郑樵、薛尚功、王厚之、施宿等。究竟谁是古文苑的初编者呢？绍定五年（1232）,章樵注释石鼓文时，注释中共引用11种金石学音义，先后次序如下：石本、薛、享B、眉山苏氏石鼓诗、关口、施、岐城 石刻、王、潘、坡城刻本和今碑本，尤以石本、薛、关口、施、王五家为多。郑、薛、王、施四位，章樵在石鼓文题解中有所交待，分别指郑樵、薛尚功、王厚之、施宿。享B、潘（只有一处）二人，章樵却没有交待。清乾 隆年间，钱熙祚在校勘石鼓文时，曾说过“石本已佚”。岐城石刻本， 即郑樵和薛尚功所见本，薛氏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所
14、收石鼓文即据岐下本缩刻。针对这些石鼓文版本问题， 我们专门请教过程章灿先生0程先生认为郭“即宋初人郭忠恕，所引应当是郭氏汗简或佩？”；“石本是相关于抄本或刻本而言，石鼓文之石本，唐以来应该有不少，不能确定是哪一个，传自于谁人，亦不能确定其佚于何时。古文苑中所录石鼓文，则是抄本或刻本。”（2007年9月11日程章灿先生的回信）故这11种版本中，苏轼和郭忠恕属于北宋；石本、坡城刻本和今碑本已不 可考，则只剩下四种，即薛、关口、施、王。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郑樵和薛尚功二人不是古文苑的编者。原因 有三：一是郑樵和薛尚功本石鼓文十鼓的前后排列次序与古文苑 不同。见下表：由此可见，三家排列十鼓的顺序完全不同
15、。章樵注释古文苑时， 对此已感到困惑。因为他发现古文苑所载石鼓文的字画音训，多 与郑樵本合，但次序又于薛尚功和郑樵本完全不同，便猜测是郑樵做音释 时，曾经得唐人古文苑本参校：“周宣王狩于岐阳，所刻石鼓文十篇， 近世薛尚功、郑樵各为之音释，王厚之考正而集录之，施宿又参以诸家之 本，订以石鼓籀文真刻寿梓于淮东仓司，其辨证训释盖亦详备。此编孙巨 源得于僧寺佛书龛中，以为唐人所录。审尔，则又在薛、郑之前二三百年 矣。详考其文字画音训多与郑本合。岂郑为音释时，尝得此本参校邪？惟甲乙之次与薛、郑本俱不同。”章樵认为古文苑是唐人所藏，当然 无法解释了。其实，董迪广川书跋卷二曾录石鼓文，其十鼓的先后排列次序，也完全与古文苑相同。我们知道，广川书跋成书于1157年。这恰好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古文苑正出于南宋人之手。二是薛尚功十鼓字数与古文苑不同。薛尚功撰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现存世，石鼓文录于第十七卷，核其字画文字，籀文共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