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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贵州毕节遏制人口膨胀:胡锦涛曾资助超生户 核心提示：198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来贵州毕节思源村调研,给生养个儿子的农民留下500块钱,鼓励她勤快致富，并对工作人员指出一定要控制人口数量。毕节的计生工作人员顶着被怀疑和诅咒的压力艰难推动工作。毕节人口自然增长率8,比87年减少1.67个点。 中国青年报9月2日报道 橙满园村前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人多地少，超生严重,生态恶化。如今,全村有700多亩果树和早熟蔬菜,成为远近闻名的优质水果基地。村里的大学生越来越多，已达上百人，想多生孩子的农民越来越少。恶性循环的怪圈当年贵州省毕节地区毕节县海子街镇思源村村民杨德才多岁,生养8个儿子,人送外号“
2、杨八郎”。全家2多口人，面黄肌瘦，蜗居在仅有30多平方米的茅草棚里。1986年5月13日，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来村里调研，给“杨八郎”留下500块钱，鼓励她“勤快致富”。走出杨家草棚,胡锦涛面色凝重地对随行的同志说：一定要把人口数量控制下来。毕节地区总面积约2.68万平方公里,高原山地面积约占全区总面积的3%,岩溶(喀斯特)地区占79.31。岩溶地貌分布之广，位居贵州之冠，岩溶地区被联合国认定为“不合适人类生存的地区”。187年年终，这片山地养活着558.8万人，其中贫困人口32.2万人。在“以粮为纲”的年代，不上山开荒就饿肚子。开荒需要劳力，人口就越来越多。“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和“
3、越垦越荒,越荒越垦”就这样循环起来。过度的开荒，导致本来就脆弱的生态环境雪上加霜。毕节地区山高坡陡,河谷深切。遍及山间的麻窝地,挂在陡坡上的旮旯地，都是些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地”。198年,毕节地区土地垦殖指数高达46,森林覆盖率仅14.94,水土流失面积达15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62.28%。人口膨胀和生态恶化对毕节的发展形成致命性制约，威胁到长江、珠江中下游地区的环境，一切改革发展的成果，都也许被可怕的“人口黑洞”吞噬。“杨八郎”在贵州是个出名的老故事,本地和国内多家媒体刊登了“八百遍”,始终刊登到今天。因素是它集中反映了毕节地区人口膨胀、生态恶化导致人民生活贫困的死结关系。这一年
4、，毕节地区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1人,分别比贵州省和全国平均水平多34人和9人。后来，胡锦涛同志又二访、三访思源村。调研的首要课题,还是人口、环境、贫困问题。变化这三大困境的思路转化为毕节实验区改革环环相扣的三大主题“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特殊难度在“文革”后否认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观念后，毕节地区控制人口的工作随着全国把筹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早早就开始。但直至实验区成立后的头几年，难度仍然极大。在毕节地区,除了农村“延续香火”的浓厚老式意识外,多生男丁的选择有其特殊因素。大山里生存，比平原艰难。平常挑个水，向邻居借个农具,赶场卖个鸡蛋，都必须走半天山路，还别说上远处的陡坡去开
5、荒。生产生活的一切体力消耗都比平原地区要大得多，一家没几种男劳力撑不下来。“杨八郎”的许多孙子是在毕节实验区成立之后出生的。“杨八郎”的大儿子又生了8个孩子，成为新一代“杨八郎”或“小杨八郎”。“更多的男丁，就能开更多的荒。”这是山区农民的逻辑,也是毕节地区计生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所在。“人口控制”是创立毕节实验区的三大战略目的之一,只是没有直接写在“开发扶贫、生态建设”实验区的名称上而已,它的实行力度并不弱。实验区成立之初，威宁县部署筹划生育工作。一种副县长是“手术对象”，先出来顶牛,另一种副县长跟着放炮，第三个副县长随声附和，计生工作从县府一层就搁浅。省长派人去和这几种干部谈心,没想县级、
6、乡级干部一下子跑了4个。个干部偏巧都姓马,下面人就说：“哈，驷马难追，看你上面咋办!”难追也得追,追到了人反复做工作，4个干部最后做了“结扎”。下面人一看,“戴官帽”的都顶不住，也都不顶牛了，按计生制度规定,该咋办就咋办。严肃的措施体现了遏制人口膨胀的决心。最初阶段工作措施难免简朴生硬,“筹划生育,干部带头,抬走家具,牵猪拉牛”一类顺口溜在民间多得很。在毕节市担任过几年计生干部的徐兴志回忆说，那时群众对计生工作抵触情绪大,检查超生得半夜出发,翻山越岭,悄悄进村,各自到位后同步叫门。冲突最严重的一次，计生干部摸黑到荒郊野外的一种建筑工地突击检查。那里住有许多打工的农民，属于流动超生的监控重点。计
7、生工作人员遭到围殴，黑灯瞎火的，带队干部被当场打死。在一种不短的时间内,计生干部的工作环境相称不好。今年8岁的王雨红从卫生学校毕业后就始终干金沙县的计生工作。刚开始工作时，老有人指着她讥笑“你一种姑娘家搞筹划生育，小心后来自己生不出娃娃。”这种带着诅咒色彩的玩笑，不只落在王雨红一位计生干部身上。王雨红说，那时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调离计生岗位。在发展中获得转机从根上说，“人口控制”和“开发扶贫”、“生态建设”是一回事的三个面。说“环环相扣”,就是说这三个问题中任何一种问题拽出来都无法单独解决。“人口控制”是典型的受经济、文化制约的社会工程,问题的主线解决,不也许超越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好转。
8、和全国计生工作的转变同样,毕节实验区从单纯的行政命令惩罚逐渐转向利益引导。189年,金沙县的计生试点乡桃园乡，开始实行“人地挂钩”政策。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本上,新增人口不增地,死亡人口不减地,娶不增,嫁不减;超生的收回承包地;同步强力制止开荒。这项经济措施对遏制人口增长起到了有效作用,也受到大多数农户的拥护。桃园乡的经验曾两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向全国简介和推广。随后,扶贫资金、农村低保、民政救济等种种措施都和计生工作挂上钩,多种利益杠杆一起撬动广大农户的老式生育观念。事实上,通过十余年的艰苦努力,经济搞上来后来,毕节实验区“人口控制”工作才浮现主线好转。经济发展对“人口控制”的增进作用一方面在
9、于人们挣脱了穷困的梦魇,有能力控制生态环境向良性发展转化，再也无需靠多生男丁来维持生存。另一方面,得益于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毕节近5年来共投资900多万元，全区5个乡级计生站基本满足开展优质服务的需要。以来,毕节全面启动和实行“三大工程”，为已婚育龄妇女进行身体普查、普治58万人次，实行出生缺陷干预2万人。优生监测以及避孕节育、宣传征询、知情选择等全面推开。计生工作从简朴的管制转向关怀、服务。曾经在毕节市负责计生工作的徐兴志告诉记者，近几年，毕节实验区有免费送给育龄妇女避免新生儿出生缺陷的叶酸片。一开始，叶酸片不受欢迎,有人传谣，说那是让妇女绝育的药物。如今，“不少孕妇积极伸手要,甚至积极到药
10、店买着吃。”同样是得益于经济的发展，计生工作的利益导向多次强化。毕节有了财力加大对独生子女户和双女结扎户的奖励。独生子女户一次性奖励元,独女户一次性奖励400元。记者近日在赫章县河镇乡海雀村采访时理解到，县计生局今年在上述奖励之上，再为该村的独生子女户每户奖励一头耕牛。村主任王永刚说，“每头耕牛折算市价,也有两三千元。”独生子女户和二女结扎户，普遍受到村民尊重。有了财力,以实行“少生快富、养老保障”行动筹划为主线的“奖励、帮扶、养老、双优”四项制度才普遍建立健全起来。经济发展了，直接关系到全面提高人口素质的教育、卫生事业为计生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通过近的艰苦努力，毕节地区初步建立了基本教育
11、、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等在内的实验区教育体系，为加快人力资源开发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到，全区8县（市)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1%。以农村和农民为着力点，全区投入经费3178.65万元,用于发展职业初中和职业高中,新建和改建职业中学28所。实行农民职业技能培训70多万人次。卫生事业投入不断加大，新型农村合伙医疗参合率达92.64，群众健康水平得到提高。随着一条条公路的修通、电视的普及,昔日封闭落后的毕节老百姓开阔了视野。来,实验区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增进信息流动而带来人的观念的巨大变化。这是可感知却无从记录的事实。 此外，毕节实验区各县的干部有
12、一种共同的结论,就是人员流动带给生育观念的影响。毕节地区12多万劳动力向都市和非农产业的转移,不仅使生存环境得到松绑，变“人口包袱”为“人力资源”，带来数十亿元经济收入,并且这10多万人在大都市打开了眼界,她们自愿选择优生优育，有了钱之后不再乐意多生孩子,而是考虑如何为既有的孩子攒下将来上大学的钱。大方县小屯乡滑石村，全村530多人有800多人外出打工，每年带回80万元的收入。滑石村村委会主任王福忠感慨：“这些年，村里的茅草房变成了砖混小楼，村民们超生多生的少了,乐意供孩子上学的多了。”这种变化给偏僻山乡的旧观念带来历史性冲击，是最后结束“杨八郎”故事的不可低估的力量。进入新世纪以来,整个毕节
13、地区的计生工作措施,已变化了强硬粗暴的作风，并且由“县为主”、“乡为主”进入“村为主”管理和村(居)民自治阶段。人们都是一种村的,彼此知根知底。当毕节地区的计生政策实现从“惩罚多生”向“奖励少生”的转变之后，村干部开展计生工作时遇到的眉开眼笑就多了起来。黔西县太来乡芭蕉村过去群众与计生干部发生冲突的状况时有发生。自从推动筹划生育村民自治,计生干部和村民们互相间常常打的招呼是“常到我家来坐坐”。来之不易的数字，毕节全区总人口为7384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4.31,比1987年减少3.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7.8,比1987年减少1167个千分点。少生一种人,就可减少一份返贫压力。有专家估算，
14、如果全区人口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到年末毕节总人口不是73.46万,而是74万。毕节实验区努力实行人口控制的成果,是少生了139万人。按增长一人返贫一户计算(少生的139万人均系政策外二孩或多孩),到末，全区贫困人口不是49.89万,而是523.5万（39户均人口数4989万)。按专家测算，一种孩子从出生成长到5岁最低抚养费为58404元。毕节属欠发达地区，按城乡居民年消费支出000元、农村居民年消费支出150元加权计算,最低抚养费应为3448元。整个毕节地区少生139万人，节省家庭和社会抚养费、教育、医疗等支出00多亿元，相称于毕节地区8年的财政总收入。重访“杨八郎”所在村记者来到毕节县海子街镇
15、思源村，得知这里已经改名为毕节市观音桥办事处塘房村。“杨八郎”不在家。她的侄子,2岁的苗族青年王武告诉记者,“姑父到采石场翻砂子去了”。王武简介,“杨八郎”现已70多岁,身体还算硬朗，但耳朵已经听不清了。虽然生有8个儿子，但不是个个都听话,分家过程中还难免闹矛盾。“杨八郎”虽然多次受到政府的帮扶,但仍然没有挣脱贫穷。“多子多福”这句话没有灵验。“杨八郎”已经不再住杈杈房。但她家的新平房,同百米开外的一栋楼房比相形见绌。楼房的主人，叫熊廷顺，上世纪80年代就带领村民致富,如今已经是本地有名的农民公司家。“杨八郎”和熊廷顺都先后三次受到胡锦涛的慰问,两人中一种仍困在越生越穷的后遗症里，另一种则大胆
16、闯荡,积极投身市场经济的大潮。一穷一富形成极大反差。王武每天到毕节市区打工。有了公交车后,3公里的进城路途，已经不再遥远,生活节奏犹如上班族。她是毕节地区10多万在都市接受了新观念的打工者之一。妻子陇梅是31岁的彝族青年，这对夫妻几种月前领取了“独生子女证”,因此可以享有政府埋单的养老保险。小两口耗费四五万元，在自家宅基地上盖了新居子,这个新居格局与本地一般的民居不同,带着都市三居室的格局，估计年前就能装修入住。王武和陇梅是自由恋爱结婚的。“杨八郎”家族所在的苗寨，此前有女性不能踏上阁楼的习俗,由于那是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阁楼又是堆放粮食和农产品的地方,过去苗家总喜欢多生几种“能爬楼”的人,即由此风俗而来。陇梅初嫁到村里的时候,不知苗家风俗，跟着王武上楼干活。这一上也就上了，别家妇女也学着上,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