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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关中国传统音乐伦理思想探析 论文摘要对中国传统音乐伦理思想进行探析，意在揭示其产生、存在和发展的规律，为新时期正确地认识音乐伦理之当代意义提供有益启示，并引发学界对于音乐伦理问题的思索和关注。论文关键词传统音乐；伦理思想；启示中国历史上不一样时期的思想家们，在思索社会文化、探讨音乐作用时对音乐伦理问题多有论及，只是叙述的角度和程度不一样而已。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礼乐思想尤其强调音乐的伦理功效，强调音乐在移风易俗、陶情冶性、教化百姓、安邦治国等方面的独特意义。在今后的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时代，也有不少思想家、哲学家阐释她们的一些思想。不过对于传统音乐伦理思想的系统性总结和梳理，却鲜有学
2、者给专门性研究。在现在散见的相关音乐伦理思想记载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论语、苟子乐论、吕氏春秋、乐记；以后直至宋明理学的相关音乐伦理思想之论述，如文心雕龙中的乐府，通书中的礼乐、乐上、乐中、乐下等，大全部是承袭乐记而来。系统梳理和剖析中国传统音乐伦理思想，将会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音乐伦理在当代意义上的价值。一、乐通伦理，乐和政通以伦理政治为轴心是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传统文化中的“乐”不止是单纯的歌唱钟鼓之类，它的意义也决不但仅限于音乐本身，而是关系到政治的隆替，国家的兴衰，以至个人的祸福等。先秦诸子尤为强调音乐和政治、伦理的关系，曾就“乐”的社会作用和意义展开过剧烈的论争。1儒家给予“乐”
3、丰富的伦理内涵，把“乐”作为治理国家的主要工具，明确提出“乐通伦理”、“乐和政通”。在集儒家思想之大成的乐记中，最早将“伦”、“理”二字适用，指出音乐和政治、伦理相通：“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和政通矣”(乐记乐本篇)；“是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乐记乐施篇)，是“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乐记乐论篇)。因此察乐便可知政，审乐可明人伦之理，合礼用乐就能够使人有德。孟子也主张乐通伦理，日：“闻其乐而知其德。”(孟子公孙丑)吕氏春秋中数次论及乐和政治的关系，认为考察音乐便可了解一国之政。所谓：“凡音乐，通乎政而
4、风乎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矣。”(吕氏春秋适音篇)2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因为片面地认识到音乐亡国的事实而主张“非乐”。墨子论乐集中反应在墨子非乐中。她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主张非乐：认为“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乐上)。而要为乐就必需制造乐器，这既费时又费财，费用无非是剥削老百姓。而担任演奏的乐手必是“耳目聪慧，股肱之毕强，声音之和调”的壮年，虽满足了王公大人的享乐，却浪费劳力，妨碍生产，必定亏夺百姓之财。这种非乐主张，首先表明她是认可音乐的美感和大家对于音乐的需求和社会作用的；其次也表明她反正确是统治者“不节制用乐”的享乐行
5、为所造成的危害。所以，她的思想现有一定的合理性，又有一定的不足。3法家代表商鞅和韩非则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果断反对儒家的音乐主张。商鞅直接把“乐”斥为造成国家减弱的原因之一，指出：“六虱：日礼乐，日诗书，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站，必贫至削”(商君书勒令)；“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生，必强”(商君书去强)。韩非则反对“新声”，认为“新声”是靡靡之乐，是亡国之音，并得出“不务听治，而好五音，则穷身之事也”(韩非子十过)的结论。以她们为代表的法家从“齐之以刑”的政治观出发，认为音乐含有腐蚀人心的作用，不利于政权巩固，不利于富国强兵，因此反对
6、“礼乐”。这种思想和理论全部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反应了当初客观政治形势的剧烈改变。4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因为看到了当初统治者“用乐”所造成的危害，因此不但否定“礼乐”，而且将世俗的音乐本身也全否定了，这是她们思想的不足。老子在“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下，从“无欲”出发，认为“五音令人耳聋”(老子第十二章)，反对音乐。指出真正的音乐是形而上的、和“道”合一的音乐，即“大音希声”。主张治乱最好的措施是“无欲”。庄子从哲学的角度，提出“至乐无乐”的命题，主张真正的愉快是“无为”。她把“形色名声”的“乐”和“钟鼓之音”，看成是“乐之末”，日“听而可闻者，名和声也钟鼓之音，羽旄之容，乐之末也。”(庄子天道
7、篇)基于以上认识，道家否定了一切人声之乐，并以此剥夺了大家享受音乐的权利。虽不利于音乐的存在和发展，但有利于当初统治者的统治。从墨家、法家、道家的“乐论”分析，尽管她们反对儒家“以礼乐治天下”的主张，但也从另一侧面反应出，她们是认可音乐的社会作用、强调音乐和伦理、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的。她们之因此反对音乐，除了有认识上的差异外，更多的是社会历史和政治环境的影响。儒家则因强调“乐”在治国和协调人伦关系中的地位，能够迎合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和人性的审美需要，使得其“乐论”思想占据了主流。二、礼乐并举和音乐的等级名分在传统礼乐制度中，礼，指人伦关系的“应该”，乐，在当初是音乐、诗歌和舞蹈相结合的综合艺术
8、的总称。在论语、苟子乐论、礼记乐记中有很多有关礼乐关系的记述。其共同特点是：首先将礼乐并举，主张礼乐同功；其次主张礼乐互补，认为礼和乐应相互配合才能达成友好有序的伦理功效，同时也凸显了音乐的等级名分之伦理特点。1礼乐并举。在传统礼乐制度中，不但重视“制礼”，也重视“作乐”。主张礼和乐二者要统一起来，互不偏废，礼要用乐来调和，乐要用礼来节制，最终达成社会、人事及天下的友好。其一，孔子强调礼乐并举的作用。在论语中有二十多处是将礼、乐二字分言或合言论及的。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不难看出，“礼”在其“乐”的思想中有着极为突出的地
9、位，认为乐和礼全部是塑造仁人君子必不可少的主要条件，只有“礼”、“乐”结合，才能相得益彰，达成治国安邦的目标。同时她也主张必需给礼、乐注以“仁”的精神，以达成“以乐化民”，避免“犯上作乱”，求得社会稳定的目标。其二，礼记乐记中系统叙述了儒家的“礼乐”思想，首先强调“礼”和“乐”的基础精神是“和”和“序”，指出礼乐的根本目标是用来促进人和社会的友好。如“大乐和天地同和，大礼和天地同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孟子公孙丑)其次又强调乐和礼功效各异，指出“乐者为同，礼者为异。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乐记乐论篇)。认为“礼”的作用在于要求天地、社会、人事的等级秩序，而“乐”的功效是“
10、和同”人心，在“礼”的等级秩序之对立关系中起到调整和同的作用。可见，中国传统礼乐思想是奠基于孔子，成熟于苟子，至乐记而集大成，其特征是从社会伦理和政治需要考察音乐，要求乐要受礼制约，和礼配合，教化百姓、治理国家。因此必定显现“以德抑情，以道制欲、重德轻艺”的弊端。 2音乐的等级名分。中国传统礼乐文化强调乐要合乎礼，由礼节制乐，乐要符合儒家所谓的等级名分。早在音乐的起源时代，“乐”就成了和“礼”密不可分的礼乐文明之主要组成部分。到西周已形成了较完整的“六代乐舞”，它们是对帝王创业及文武功德的歌颂和对天、地、神、祖先等不一样等级的祭奠和颂扬。周统治者为了吸收商统治者因沉迷于郑国“淫乐”而亡国的历史
11、教训，制订了统一的礼乐典章制度，把上层社会的人分成很多等级，再根据等级地位的不一样要求所施行的礼乐。如要求王使用乐队可排列在东南西北四方，诸侯可排列三面，卿和大夫可排列两面，士只可排一面。乐舞的规模也有所要求：王的乐舞队列可有八行，称“八佾”，每行8人，共64人；诸侯只可6人一行，排6行，共36人，以下逐层递减。这些不一样等级的礼乐在当初形成了“乐以象政”、“审乐知政”的社会局面。孔子极力维护这种礼乐等级制度，对现实生活中不符合等级名分的“用乐”行为果断反对，并以“乐”的等级名分作为规范和协调大家伦理关系的基础准则。在论语中，多处记述了孔子对“用乐”的见解和主张，如“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
12、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彻。子日：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论语八佾)在这里，孔子把礼、乐、仁紧紧联络起来，主张“用乐”应该是有等级名分之礼的。三、乐和民性，移风易俗传统音乐思想中强调音乐的社会作用，归结起来就是一个“和”字，如“乐和民性”、“乐者敦和”，认为从个人至天下国家，音乐全部能起到“和同”作用。1先秦儒家强调乐的“和同”作用，认为由音乐“和”，能够带来民风民俗之“和”：“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弟兄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论语为政)那么，音乐为何能起到“和”的作用呢?苟子认为，音乐不但能陶冶人之性情，
13、而且能调和矛盾，使之不乱：“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慧，血气和平，移风易俗。”(荀子乐论)在她看来，好音乐对改进社会风还有主动作用。2儒家深刻地认识到了音乐足以“善民心”，“和民性”，“移风易俗”的特点。孔子充足认识到了音乐的移风易俗之功用，主张一个全方面发展的人必需用音乐进行修养：“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广要道)苟子也强调音乐在感化人心、移风易俗中的作用，指出：“夫声乐之人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能够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故先王导
14、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苟子乐论)孟子还主作乐应表现“仁”、“义”之德，认为仁德的言论不如仁德的音乐更能深入人心：“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孟子尽心上)不难看出，在儒家以仁义治天下的“王道”之政治主张中，是很重视“乐和民性”之功效的。3儒家强调“乐”不但有娱乐人心之作用，而且是主要的道德教化之手段。乐记载：“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苟子日：“故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乐之术也。”(苟子乐论)儒家提倡以乐来教化民众，认为好音乐既能表示情感又能确立道义，人的德行也能受到熏染，正所
15、谓“感感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四、以“和”为美，美善相乐“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要范围，儒家将“和”贯穿于音乐的内容、风格和形式的方面，既指音乐本体的“友好”，又指音乐中情感和内容的“中和”。在以“和”为美的前提下，主张“德音之谓乐”(孟子尽心上)，强调音乐的内容和形式、思想性和艺术性、审美价值和伦理价值的“美善统一”。其一，孔子最早提出了“尽善尽美”的音乐评价标准，指出：“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论语为政)她强调音乐要美善统一，要符合儒家伦理规范。论语卫灵公记载：“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其中“郑声”指春秋时郑国的民间音乐，是新兴音乐，有要求变革的内容，和表现中庸之德、表现中和之美的雅、颂之声大相径庭，故被她排斥，更被后世统治者作为“淫乐”、“靡靡之音”、“亡国之音”的代名词。可见，孔子的“中和”音乐伦理观是和其治国之道紧密联络的，她崇雅斥郑，是为了用雅正之乐来培养仁德之人，为仁政服务。其二，荀子继承了孔子“美善统一”的思想，明确提出“美善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