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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章 秦汉社会和文学概说第一节 秦汉社会概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烧去秦纪以外的各国史书和民间收藏的诗、书及“百家语”。有两人或多人在一起议论诗、书的，都要处以死刑。这是我国历史上实行严酷的思想统治的开始。到了汉武帝时期，重建了严厉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独裁政体，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来统一全国的思想。这种儒学，虽以先秦的儒家思想为基础，但又揉合阴阳家、法家的思想成分，并经过董仲舒的阐发、改造，成为一种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严格维护封建秩序（特别是皇权下的秩序）和封建等级制度的思想体系。由于政府的提倡，儒学不但成为读书人入仕的主要途径，而且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例如，当时
2、可以根据春秋来决狱；又如，儒家经典仪礼所规定的礼制，也是当时必须遵循的。这样，儒学就成了得到官方保护的官方思想而进入了人们的灵魂深处。汉武帝死后，这种政治统治的格局和思想统治的局面在汉王朝基本上保持了下来。其间虽经过公元八年汉朝大臣王莽篡夺帝位的事变，但到公元二十五年刘秀重建汉朝的统治后，又沿着原来的轨道前进了。到了东汉中后期，以豪强为主的地方势力日益抬头，经过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以及后来的地方势力与一度掌握中央政权的大臣董卓的战争，最终形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儒学的势力也逐渐减弱，终至衰微。这以后东汉政权也就宣告灭亡了。第二节 汉代文化及其影响深入到民族意识、民族心理的深层进行考察
3、，发现这个时代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文化复古；第二，传统综合。一、文化复古： 秦朝的文化专制，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黑暗时代。但这个时代只延续了十几年（前221-前206）。汉人透过这短暂的黑暗，看到了先秦文化的光芒，并从战国耆宿的身上、秦代过客的身上，发现了先秦自由奔放的文化精神。于是在先秦文化的召唤下，光复旧艺便成为汉代学人乐从的事业。 汉人的文化复古是以整理散乱的古籍开始的。汉书艺汉志说：战国从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文化复古在汉初是带有全面性的，故儒、法
4、、道、阴阳、纵横等家，都开始复活。赢粮动有千百。谚语：“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书中自有黄金路，书中自有颜如玉。”汉代文化复古的最后结局，却使民族陷入了空前的绝境：活人完全被死去的古人所控制，儒家经典变成了教条和公式，没有生气的繁琐礼仪变成了人生模式。人的精神被套上了桎梏，行为被划定了范围，君臣关系成了机械的主奴关系，父子、夫妻之间失去了天性中的爱与情，人的性格开始变得沉静、拘泥、呆板。在儒学心理统治与封建专制的内外夹攻之下，人们磨炼出了一套“克己”的硬功夫，行为上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些就大大影响了后来汉人的创造能力，束缚了理智与感情的协调发展，使个性在痛苦的呻吟中走向萎缩。二、传统综合
5、：先秦华夏文化，可分为三个区域，即秦晋、荆楚、齐鲁。齐鲁文化思想以儒家为代表，秦晋文化思想以法家为代表，荆楚文化思想以道家及楚辞文化为代表。秦晋法家文化本有变法革新、奋争进取的内涵，在这里则剩下了残酷无情的政治专制，剩下了依“法”杀戮的恐怖政策。齐鲁儒家文化本有原始人道主义的精神内涵和贵义贱利的精神追求，在这里则剩下了一堆限制个性自由的思想教条。荆楚道家文化本有保持个体生命的独立自由、反异化、反传统的内涵，在这里则剩下了消极的无为与服药成仙的幻想。楚辞文化本有追求探索真理、坚持斗争、保持人格尊严的内涵，在这里则剩下了悲观的忧伤和感叹。因此汉代传统综合的负面结果是：法家文化变成了专制政治的指导思
6、想，儒家文化变成了精神统治的枷锁，道家文化变成了退守自保的理论，楚辞文化变成了发泄感情的工具。三、庙堂文化和民间文化：庙堂文化又叫官方文化，汉武帝以后庙堂文化越来越专制化，发展到明清时代，专制程度达到了极点。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里，似乎还有发牢骚的权利，而到了明清之际，连这点发牢骚的权力都没有了，人们在专制统治的压榨下，越来越奴性化。庙堂文化不是从民本的、人道的思想来设置的，而是从统治者的主观愿望中演绎出来的。在皇帝看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百姓是属于皇帝的私有财产，生杀予夺，全凭皇帝兴趣。民间文化（或称为山林文化）一般是底层人民思想、愿望的表达，它以民本思想、人道主义为前提
7、，把百姓看着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工具。庙堂文化对一般人的思想、行为影响很大。人，多少都是功利的人，在帝王引导、奖惩之下，很容易改变初衷而乐于就范，因此在研究国民心态时，我们不仅要研究民间文化，而且还要研究庙堂文化。第三节 汉代文学概说在汉代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文学的发展必然离开了先秦文学的方向，而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 一、文学作品中批判精神和抗争之音殆已丧失。诗经“变风”、“变雅”中的那种以群体出发的批判精神几乎消失了，类似屈原作品的抗争之音也难以听见了。西汉宣帝时的杨恽，因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发了一通牢骚，就被处以腰斩之刑，并株连家属。东汉章帝时的梁鸿作了一首五噫歌，对皇帝崔巍的宫殿和人民的劳苦有
8、所感慨，“肃宗（即章帝）闻而非之，求鸿不得。”二、对于文学的政治、道德功能有了基本统一的规范。毛诗序提出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要求文学起到教化、讽谏和歌颂的作用。歌颂主要是歌颂神祇和统治集团及其祖先。而从事讽谏又要“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也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义”。扬雄评屈原为“文肆而质 。”班固评屈原为“露才扬己”之人，并说屈原“责数怀王，怨恶椒兰”，属于犯上之臣。三、在文学的抒情功能受到上述严重限制的同时，适应统治集团特别是其上层的享乐需要，文学的娱乐功能应运而生，而且在社会上还逐渐普及。汉赋越来越脱离楚辞的母体而兴盛起来，就是与上层统治者的享乐需要密切相关的。
9、四、尽管文学的发展不得不受这种专制独裁政体和思想统治的束缚，但个人意识与反抗性仍不可能完全消失，因此在汉代文学中仍存在着与专制独裁政体及思想统治不一致的因素，并艰难地成长。如王符的潜夫说、仲长统的理乱篇、崔寔的政论等，正如教材所说的：汉代文学所走过的是批判赞颂批判的发展道路。汉代文人的地位也经历了一个从独立到依附，再到独立的演变过程。第二章 汉赋第一节 汉赋基础知识概说一、赋的性质：赋作为一种文体，是一种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而韵散兼行的，以夸张铺陈为特征、以状物为主要功能的特殊文体。在先秦的诗经时代，“赋”一词与文学相关的有两个含义：其一是诵读。它诵读的都是诗歌，与配乐演唱不一样，故汉书艺文志说
10、：“不歌而诵为之赋。”左传、国语里面都有这方面的记载。其二是铺陈。这本是诗经的“六义”之一，是一种表现手法，与“比、兴”并列而成为诗经的主要表现手法之一。汉赋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和铺张恣肆的文风，又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并且将诗歌艺术融入其中。因此，汉赋的文体来源是多方面的，它是一种综合型的文学样式，它巨大的容量和颇强的表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参见袁编文学史第二版第一卷第139页）。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先秦时期，正式以“赋”名篇的是荀子和宋玉。荀子赋篇，内分礼、知、云、蚕、箴五个部分；在这篇赋里，荀子多用隐语。如箴篇云（见作品选
11、上编第一册第279页）：有物于此，生于山阜，处于室堂；无知无巧，善治衣裳；不盗不窃，穿窬而行；日夜合离，以成文章；以能合从，又善连衡；下覆百姓，上饰帝王；功业甚博，不见贤良；时用则存，不用则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钜，其成功小者邪？长其尾而锐其剽者邪？头銛达而尾赵(dio)缭者邪？一往一来，结尾以为事；无羽无翼，反覆甚极；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为父，管以为母；既以缝表，又以连里。夫是之谓箴理。箴（今作针）。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知，宋玉风、钓，爰（于是）赐名号，与诗画境。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命名为赋）之
12、厥初（当初）也。 二、汉赋的主要作家及其发展过程：班固两都赋序说：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汉赋的发展过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是汉赋的形成期。贾谊，汉代初期的辞赋家，代表作是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吊屈原赋是他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路经湘水时而作。鵩鸟赋也作了谪居长沙的时候，赋中阐述了齐生死、等荣辱、祸福无常、知命不忧等老庄思想，是作者谪居时悲愤、忧伤情绪的自我排遗。鵩鸟赋在格式上与吊屈原赋
13、有明显的不同点，它采用人禽问答的散文形式，在赋体向散文化的过渡上起了良好的引导作用。枚乘（？前140），字叔，江苏淮阴人。在文、景之世，他先后做过吴王刘濞和梁孝王刘武的文学侍从之官。七发通过吴客和楚太子问答对话的形式，以音乐、饮食、车马、游宴、田猎、观涛、方术之士等七事，逐一陈述，意在说明享乐腐化是致病的原因，而听取“要言妙道”，提高思想情趣，才是治病的真正药石。故文选李善注说：“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这是劝戒膏粱子弟较为成功的一篇作品。七发在艺术上的特色是铺张。文心雕龙杂文说：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七发最精彩的是“观涛”一节的描写。七发的形式对后世赋作影响较大，甚至形成了一种“七”的文体。如：七兴、七谏、七依、七说、七举、七设、七激等等；而且枚乘的七发在形式上已开始摆脱了楚辞的影响，进一步散体化，因此，七发标志着汉代新体赋（又叫“汉大赋”）的正式形成，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是完成从楚辞到汉大赋过渡的重要作品。第二个阶段为武、昭、宣时代，是汉赋的全盛期。这个时期散体大赋的形式、格调已成定型，作家作品大量涌现。主要作家有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其中以司马相如为最著名。司马相如（前179前118年），字长卿，成都人。景帝时曾为武骑常侍。后辞职游梁，与枚乘、邹阳同为梁孝王门客，著子虚赋。子虚赋、上林赋一致认为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