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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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谈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及代表学者摘要京都学派是日本近代从事东洋史学研究的重要学派，其研究在学术上有重要的地位和影 响。本文对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由来及其代表学者和学术成果进行简要的概括和分析， 以期对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进行初步了解和认识。关键字：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引言日本是东亚地区重要的国家之一，自古以来受中国文明影响，并对中国文化多有吸 收和扬弃。由于日本与中国之间有着特殊的地理和历史关系，使得日本的东洋史学学者 多以中国为主要关注和研究对象，同时创建了独具特色的史学流派-京都学派。正文“京都学派”的几种定义“京都学派”先后有几种不同意义的指代范围和相关概念，包括哲学京都学派、东洋史 学京都学

2、派、新京都学派等。按照中国学术界历来的固有习惯，是把“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简称“京都学派”。经过 几百年来中日学术界之间的理解、互动和交流，至今对于这一学派的理解也已经极大的 影响了日本学术界。然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京都学派”这一概念，实际上有两大 不同学术层面的理解，其一是哲学意义的，其二则是东洋史学意义的。本篇论文也是从 东洋史学意义层面开展讨论的。顾名思义，“京都学派”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有很大的关系。从上述两个不同的学 术领域考察，它们的产生有事实上的先后顺序，哲学层面的“京都学派”产生在前，东 洋史学意义的“京都学派”产生在后。所谓哲学意义的“京都学派”，是以京都帝国大学哲学教授西田

3、几多郎和田边元二 人的思想为基础，涵盖与他们有直接师承关系的一批学者组成的一个日本哲学学派。这 一学派主要侧重于思想哲学方面，研究日本传统思想及其在现代的转化和发展。这一学 派的主要成员有西田几多郎、田边元、炒永三十郎、西谷启治、波多野精一士等人。这 一学派的经典著作有西田几多郎的善的研究、自觉中的直观和反省、无的自觉限 定；田边元的作为忏悔道的哲学、种力理论辩证法、数理哲学研究等专著。 东洋史学意义的“京都学派”，最初名称为“京都支那学派”，是以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 教授内藤湖南和狞野直喜、桑原骘藏三人的学术观点为基础的，与三人有着直接的师承 关系的一批学者构成的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和文

4、学的一个日本汉学学派。这一 学派创始时代的主要成员有内藤湖南、狞野直喜、桑原骘藏、小川琢治、新城新藏、失 野仁一、铃木虎雄、滨田耕作，羽田亨等人。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现代日本学术界的汉学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使用“京都学派”这一术语来指 代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学研究者群，是由中国著名的史学家郭沫若开始的。比如，内 藤湖南的晚年底子三田村泰助在内藤湖南一书中就持有此说。具体来由是：郭沫若 先生在日本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潜心研究中，利用唯物史观以甲骨文字论证中国古代社 会的原始状态，1930年出版了著名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该书受到东京帝国大 学的东洋史学家们的否定，却得到了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学专

5、家们的认可。于是，郭 沫若先生在日本开始以“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来称呼这两所大学的东洋史学家们。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1886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聘请可德国历史学家赖斯来日本讲学。第二年，赖斯在 东大增设了历史专业，并与从国外归来的坪井九马三一起讲授历史。后来在那珂通世等 人的提议下，日本文部省将高中历史教育课目中的“支那历史”纳入东洋史中，“东洋 史”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由此可见，日本应用近代的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史和东洋 史，最早开始一东京帝国大学。不久之后，京都帝国大学追随其后，与之并驾齐驱，由 内藤湖南主讲。由是而开创了各自独特的史学体系，形成了日本史学界的“白鸟史学” 与“内藤史学”

6、，并造就了东京派和京都派两大史学流派。东京学派是指东京大学培养出来的学者。1904年东京帝国大学设立支那学科，1911 年改为东洋史学科，白鸟库吉主讲东洋史。白鸟本人的研究重点是西域史，对学生的培 养很重视西方语文的训练。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于1908年设立的“满朝历史地里调查室”， 也是由白鸟库吉主持，清史研究专家稻叶俊山、东洋史学家池内宏、东洋史学家津田左 右等都在这里担任过研究员。服务于日本军国主的侵略的需要，东京帝国大学和满铁调 查部曾对中国社会经济、历史、地理、文化等各方面进行过很多调查，并根据天皇赦令， 于1941年11月26日创设了东洋文化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创立之初，专以研究中国古

7、代的兵要地志、社会民俗为其任务，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提供必要而可靠的情报，同时也 研究一些“支那哲学”，以巩固日本天皇的统治。京都学派是指京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者。1907年京都帝国大学开设史学科，先后聘 请了内藤湖南、桑原骘藏担任东洋史学的讲授工作。当时的内藤湖南由于不是东京帝国 大学出身，仅以讲师身份应聘，主讲东洋史概况（中国古代史）、清史。1909年9月， 内藤湖南晋升为文科大学教授，自此时起直至1926年退休为止，主持东洋史学第一讲 座，经常讲授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文化、中国近代史、清史、中国史学史、中国目录 学以及一些史学课程，并多次在各种学术集会上作有关上述领域及近代中国文化、日本 史、

8、朝鲜史、中日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专题演讲，其后，陆续发表上述领域的论文多篇。 内藤湖南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关系也很密切，他曾担任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的顾问，到我 国东北做过调查，为日本参谋本部编写间岛问题的历史资料，主持满蒙存书的刊行 等等。可以说，他对东洋史的研究，同样也是和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联系在一起的。但 就整个京都学派来看，政治色彩比战前的东京学派要淡一些。内藤湖南自幼学汉字、汉 诗、汉文、儒家经典、汉学基础很好，这一切对于他后来提倡尊重中国文献，倡导“训 诂之学”，形成京都学派的学风，有很大关系。由此，他所培养的学生也都具有较高的 中文水平。京都大学的人文科学研究所同样是日本研究中国史的重要单

9、位。1939年8月，京都 大学设立人文科学研究所，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基地。当时分产业基地，、社会及教育、 文化交涉史三个部门，专任研究人员维持五、六人左右，其余都由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 法学部、经济学部和农学部的教师兼任。1948年11月日本改革学术研究体制，把东方 文化研究所与西洋文化研究所并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于1949年1月开始活动， 重建之后的人文科学研究所分为日本、东方、西洋三大部，东方部以研究中国历史、文 化为主，每一部下再设若干研究室。最初为11个室，1959年增至12个室，1969年增 至14个室，分为：日本思想室，日本文化室，日本社会室，中国社会室，中国思想室， 东洋考

10、古学室，西洋思想室，西洋文化室，西洋社会室，文化交流史室，历史地理室， 艺术史室，科学史室，社会人类学室。重建之后安部健夫，贝土冢茂树、冢本善隆、桑原 武夫、森鹿三、河野健二、林屋辰三郎等人先后担任所长一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各位学者在中国学术史、交通史、风俗史、历史地理学、考古 学以及敦煌文学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如失野仁一、小川琢治等。而在这些出类拔萃 的学者中，有三位不能不提及到，因为他们被称为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三大创始人：狩野 直喜、桑原骘藏和内藤湖南。狩野直喜于1892年考入东京大学文科大学古典讲习科，师从岛田充礼等著名汉学 家，在导师的指导下接触清朝的乾嘉考古学，奠定了坚实的汉学功底

11、。他的研究内容主 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是敦煌学、中国思想史以及明清小说和戏曲。在1909年敦煌 文书被发现后，狩野直喜先后前往英法俄等国图书馆和博物馆搜寻抄录能看到的敦煌文 献，从敦煌文献出发对中国文学史进行考证，开创了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关于中国古代史 的研究范式。回国后的狩野直喜举办了多长关于敦煌的学术报告，日本的东洋史学界在 他的影响下开始研究敦煌学。在京都大学执教期间，他还专门开设了 “中国戏曲史”等 课程，在讲稿中引入汉文训读法，修正了以往不能训诂考证中国戏曲唱词的弊端。狩野 直喜以弘扬清朝考据学为己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借鉴欧洲汉学研究方法，对当时的 日本乃至国际汉学界都产生了深远的

12、影响。桑原骘藏被认为是日本汉学界的一大异类，他对中国人非常的蔑视，经常在著作中 甚至是在课堂上公开侮辱讽刺中国，而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却是中国交通史个中国风俗史， 因此他被成为“一个最讨厌支那的支那学家”。桑原骘藏于1896年在东京大学毕业后考 取了本校的研究生，在那克通世的引导下开始了专业化的东洋史学研究。他的著作东 洋史要在国际学术界影响深远。东洋史要一书在阐述中国古代发展史时，突出了 古代中国同周边民族的互动关系，通过世界的角度研究中国的历史，以外国来间接说明 中国。桑原骘藏以其精湛的考证功夫震惊了国际汉学界，为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广大弟 子树立了正规的学术榜样。日本东洋史学届一直流传着“东大

13、的白鸟，京大的内藤”以及内藤湖南是“京大的 学宝”这样的说法，足可见内藤湖南在京都学派中的学术地位。他一生颇具传奇色彩， 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在京大和大阪担任了二十年的评论员和记者，在职业生涯的 后二十年才从新闻界转入学术界。内藤湖南的研究领域博大庞杂，精湛细致，在敦煌学、 满蒙史学、中国史学史、中国绘画史方等领域颇有建树，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个理论 为近世说和文化移动中心说。内藤湖南通过对中国各时期重新的划分，证明中国从宋代 开始出现平民主义倾向，力图向世人说明中国的文化在宋代以后开始发展为发达的文化， 但是这样的高等文明却导致中国的政治经济都困难重重，而使中国走出这一衰弱境地的 唯一解

14、决办法正同他的理论“文化中心移动说”密切相关。内藤湖南多次表示文化中心 的移动可以跨越国界和民族，因此日本要做好完善的准备，振兴中国的文化。他的两个 理论都为日本军部服务，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础。即便如此，内 藤湖南的学术成就在世界范围内是跨时代的，也是不容小视的。总结处于汉文化圈内与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关系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对中 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达到空前的高度，这与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各学者对学术研究的促进 是密不可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京都学派和诸位学者在战时出于本国利益曾为侵 略战争服务，但我们仅从学术成就层面来讲，他们依然值得我们关注，不容忽视。参考文献1钱婉约日本中国京都学派刍议M.北京大学报2000 (5)2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M.中华书局20073刘 正京都学派M.中华书局20094钱婉约论桑原骘藏的中国学M.国际汉学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