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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部总叙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莫简於春秋，莫详於左传。鲁史所录，具载一事之始末，圣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定以一字之褒贬，此作史之资考证也。丘明录以为传，后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贬，此读史之资考证也。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就史书应该遵守的规律而言,描述事件应该尽可能简略,而考据求证则应该尽可能详尽,没有比春秋描述更简略,没有比左传考据更详实的了.鲁国史书中记载了每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孔子通过这些描述判断其中的是非,然后才能用一两个字暗寓褒贬.这就是写史书需要考证的.左丘明撰写左传,后人阅读事情的始末,判定是
2、非,然后才能理解字里行间暗寓的褒贬,这就是读史书需要考证的.如果没有这些事情的记录,即使是孔圣人也写不出春秋；如果不知道这些事迹,即使是孔圣人来读春秋,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对其中的人物有所褒贬.儒者好为大言，动曰舍传以求经，此其说必不通。其或通者，则必私求诸传，诈称舍传云尔。司马光通鉴，世称绝作，不知其先为长编，后为考异。高似孙纬略，载其与宋敏求书，称“到洛八年，始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代。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编次为草卷，以四丈为一卷，计不减六七百卷。”又称“光作通鉴，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儒者喜欢大言,动不动就舍弃史传来求读经典,这样必然是不通的.有些人能读通,也必
3、然是私下里阅读史传,然后假称没有借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后世称为绝作,却不知道它的前身先是长编,然后是考异.高似孙纬略,记载在他的与宋敏求书中,说到洛八年,才完成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个朝代.关于唐朝的文字尤其多,按照年月依次编辑为草稿,把四丈作为一卷的话总数不下六七百卷.也有人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一件事情要援引三四个出处才编纂成,用了二百二十个人所著的各种杂史和参考书.李焘巽岩集亦称“张新甫见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按焘集今已佚，此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述其父廷鸾之言。）今观其书，如淖方成祸水之语则采及飞燕外传；张彖“冰山”之语则采及开元天宝遗事，并小说亦不遗之。然则古来著录，于正史之外
4、兼收博采，列目分编，其必有故矣。李焘巽岩集中也说张新甫曾经看到洛阳有资治通鉴的草稿,塞满了两间屋子.（李焘的这本集子现在已经失传了,这里是根据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转述他父亲马廷鸾的话.）现在看这本书,例如“淖方成祸水”的话是出自飞燕外传,“张彖冰山”的话则出自开元天宝遗事,还有一些小说也没有落下.但是从古至今的著录,在正史之外兼收博采,分配目录,必然有缘故.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次曰“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者也。曰“史评”，参考
5、论赞者也。旧有谱牒一门，然自唐以后，谱学殆绝。现在总括各种书籍,分为十五类,开头的是正史,也就是大纲.其次是编年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都是参考纪传的.还有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这些都是参考各种传志的.史评的是参考各种评论的.过去还有谱牒这一项,但是从唐朝之后,谱学就几乎没有了.玉牒既不颁於外，家乘亦不上于官，徒存虚目，故从删焉。考私家记载，惟宋、明两代为多。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於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其中是非颠倒，颇亦荧听。然虽有疑狱，合众证而质之，必得其情。虽有虚词，参众说而核之，亦必得其情。玉牒不对外颁布,家
6、乘也不上报,只有虚目而已,所以删掉.私家记载,只有宋明两个朝代最多,因为宋明两个朝代的人都喜欢议论,议论有不一样的意见就产生了门户之分,有了门户流派的区别就有了朋党,有了朋党就会产生恩怨,彼此有了恩怨,得志的时候就在朝廷上排挤意见不同者,不得志了就用笔墨文章来报复,中间难免是非颠倒,迷惑视听.但即使有疑问和曲解,有大家的力量考证对质,也一定能得到正解.即使有虚假的言辞,参考大家的说法来核实,也一定能了解到真情.张师棣南迁录之妄，邻国之事无质也。赵与时宾退录证以金国官制而知之。碧云騢一书诬谤文彦博、范仲淹诸人，晁公武以为真出梅尧臣，王铚以为出自魏泰，邵博又证其真出尧臣，可谓聚讼。李焘卒参互而辨定
7、之，至今遂无异说。此亦考证欲详之一验。然则史部诸书，自鄙倍冗杂，灼然无可采录外，其有裨於正史者，固均宜择而存之矣。张师棣南迁录的妄言,是邻国的事情,没法对质.赵与峕宾退录用金国官制作佐证就可以知道.碧云騢一书污蔑诽谤文彦博、范仲淹等人,晁公武认为是梅尧臣写的,王铚认为是魏泰写的,邵博又考证说确实是梅尧臣写的,可以算得上是罗圈架了.然后李焘参考几种说法而分辨定论,到现在也就没有别的说法了.这也是考证一定要详尽的验证.所以史部的这些书,除了确实非常冗长繁杂没什么可借鉴的之外,凡是对正史有补充的,都应该选择精华留存下来啊.经部总叙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
8、说而已。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六经经过圣人孔子的编辑删削，成为千秋万代学习的典范；孔子删削、修改经书的用意，如中午之太阳一般明亮圆满，没有需要后人加以补说的地方。后人所能够讨论的，只是解说经书的经注而已。经书自从西汉以后一直传授，迄今两千年，研读经书的儒家学者传承不息，其学风共前后变生出六种倾向。起初是儒者每一经书由一人传授，传给弟子，弟子再传授给下代弟子，不仅音义方面的解释不敢有所改动，即使所授经书的篇章字句，也都虔诚地保守师者的本子。这种学风质朴踏实谨慎严格，其不足之处是过于
9、拘谨。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到曹魏时，王弼、王肃逐渐对汉代儒者的解释持不同意见，这种风气逐渐大起来，儒者们对汉儒之说有的坚持，有的怀疑，历经孔颖达、贾公彦、啖助、赵匡，一直到北宋的孙复、刘敞等人，他们对儒经各自有自己的论点与解释，相互间不相统一，其不足之处是观点庞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如王柏、吴澄攻驳经文，动辄删改之类）至宋代，洛学、闽学相继兴起，理学昌盛，他们抛弃汉唐的经书旧注，只探究经书里的义理，凡是汉儒唐儒的旧注，全加排斥，
10、认为都不值得信从。其学风努力辨别观念之是非，其不足是学风粗蛮（例如王柏、吴澄攻击、驳斥经书正文，甚至动辄加以删削改动之类）。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如论语集注误引包咸夏瑚商琏之说，张存中四书通证即阙此一条以讳其误。又如王柏删国风三十二篇，许谦疑之，吴师道反以为非之类）。经学界的不同学派，纷纷分门立派，依附各派大家的后辈们日益增多，于是便排斥与自己学派持有异见的别家人士，尊崇自己学派为儒学正宗，自宋末直到明代初年，一直如此。其学风是见到经学异见也不动摇自己原来的见解，其不足则是偏袒己家之说（例如，朱熹论语集注错误地引用包咸“瑚琏，黍稷之器
11、。夏曰瑚，殷曰琏”的错误观点按礼记明堂位的记载，正确的说法是“有虞氏之两敦，夏后氏之四琏，殷之六瑚”。）。张存中四书通证就省去这一条来掩盖朱熹的错处。又如王柏删去诗经国风三十二篇，许谦对王柏的做法加以质疑，吴师道反而认为许谦是不对的。）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材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禅解经之类）。5主张坚持自己学派的观点太过分，必定走向偏激，依仗自己的天赋智慧与辨识能力，发表一些偏颇出奇、迥异常理的观点。从明代正德、嘉靖以后，各个学派各自抒发自己的经学心得，其学风的弊端是狂妄恣肆（如王守仁学派的末流皆用狂禅狂禅，意思是没有经学修养功夫却
12、喜欢谈读经开悟的境界，并依此作为其胡言乱语的借口手法来解说儒经之类）。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6空谈义理，主观臆断经书内容，必然荒疏考订经书字词章句的音义方面的学问。于是那些学问渊博的大儒站出来引用汉唐经学家的旧注来攻击理学家们的经学缺陷。我朝初年的那些大学者就是这样，他们的学风实事求是，不作无根游谈他们的不足是考证很繁琐（如研讨一个字的读音、意义动辄要辩说数百字之类）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
13、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但归根结底，上述的六种阶段，只不过是汉学、宋学两家叠相争胜，互有胜负。汉学具有渊博扎实的学问根底，讲究义理的人士把他们看作“识见浅陋”从而轻视他们，这是不足以让汉学学者心服的。宋学在探究义理方面具有其精深玄妙之长，讲究汉学的人士把他们看作“空疏不学”，也是不足以让宋学学者心服的。正确的做法应是，消除门户之见而相互汲取对方学派的长处，那么就能够去除偏颇的某一学派的观念而表彰出公正的道理；公正的道理能够不被遮掩而呈现于世，经学的意蕴也就明晰于天下人面前了。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为十类：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曰孝经、曰五经总义、曰四书、曰乐、曰小学。因为经学不是别的，就是天下的公正的道理而已。而今检验考察众家之说，对其尽力取持平态度，并在各书提要中一一讲明对其所以赞成或否定的缘故。在此将经部类书籍分为十类，即周易类、尚书类、三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