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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法视角下的“钓鱼执法”现象评析案情简介2009年9月8日，上海市民张军的“长安福特”等红绿灯时，一名30多岁男子声称“胃痛”，要求张军搭载一程。上车后，该男子主动提出，“我给你10块钱”。张军表示，“私家车，不收钱”。随后，“长安福特”应男子要求，转弯后停下，七八名身穿黄绿色制服的执法人员包抄上来。张军被执法人员强行押入一辆面包车，“长安福特”遭到扣押，男乘客则不知去向。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认定张军为“非法营运”，并处以1万元的行政罚款，交付罚款10天后可取回扣押车辆。张军认为自己是“被钓的鱼”，并把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告上法庭，要求其撤销行政处罚并承担诉讼费用。同
2、年10月14日晚在浦东，司机孙中界本是好心搭载路人，却被认定非法营运，遭遇钓鱼式执法，18岁司机孙中界愤而断指自证清白。此类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思考。相关概念“钓鱼执法”，英美叫执法圈套（entrapment），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从法理上分析，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这种行为如果运用不当将致人犯罪，诱发严重社会问题。案例评析根据上述案例，“钓鱼执法”违反了行政法的以下基本原则：1、“钓鱼执法”的依据违背了合法行政原则行政法要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
3、、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行政法规定:“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和收集有关证据。”上海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取证方式与我国依法行政严重违背。 2、“钓鱼执法”的行为违背了行政合理性原则行政法告诉我们行政主体在执法时不应该为达到执法“任务”而忽略了公民对执法机关的信任，行政机关在面临社会生活中各种复杂的情况，要做出适当的处理方法。因此法律赋予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但不是任意裁量，在一定法律范围和幅度才能行驶这种权力，同时根据行政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
4、要遵公平公正原则、比例原则。”钓鱼执法”正是违背了行政合理性原则。3、“钓鱼执法”的过程违背了正当程序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具体要求为行政公开、听取意见、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和回避，目的是为了达到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的过程和结果可以被社会公民所认可接受。我国行政法规定，“在行政处罚程序中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纵观”钓鱼执法”过程，4、“钓鱼执法”的结果违背了诚实守信原则诚实守信原则是指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应依诚实及信用之方法，这不仅是私法的要求，也是公法的精神，作为一个民主、法治的政府，行使权力时必须用一种诚信的方式来管理社会，在”钓鱼执
5、法”过程中个别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不惜违背政府的公信力引诱守法公民违法而从中取得非法利益，并且利用圈套证据，这明显与诚实守信原则相违背。案例小结行政执法部门为了保护具有营运资格的人员和车辆合法权益，对非法违章载客的社会车辆进行整治，出发点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整个执法过程采取了不正当的取证手段，某些行政机关更是利用职务便利违法行政，其幕后有着经济利益的诱惑，已经歪曲了执法本身的意义。其社会危害要远远大于对非法违章载客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如果这种现象任意蔓延，将会挑战人们社会道德底线，使得社会的信任危机也自然会加重，互助友爱的美德将在“钓鱼”中失去生存的土壤。（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对此也有严格限制，日本法律禁止执法者为了取证，诱惑当事人产生违法意图，因为这是国家公权侵犯了当事人的人格自律权。）因此，行政执法不仅需要事实正义，也需要程序正义。加紧行政程序立法，将行政执法权牢牢限制在程序正义的笼子里，“钓鱼式执法”才会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