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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年以来的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 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增长过程，进入了周期的上升阶段。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局部过热的苗头和一系列不稳定、不健康因素。调控既运用我国以往几次宏观调控的成功经验，又根据新的情况有所创新，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并同深化改革紧密结合，注重实效，标本兼治。基本背景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增长过程，出现了一系列新特点和新问题。从年开始，经济增长率持续保持在高水平上；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进入了周期的上升阶段。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局部过热的苗头和一系列不稳定、不健康因素。主要是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快，银行贷款增速偏高，引起煤电油运供应紧张，能源、原
2、材料价格上涨。粮食产量连续四年下降，市场粮价大幅度上涨。分析其背景，主要是消费结构升级拓宽了产业发展的空间；改革的推进使市场主体的活力逐步增强（好的企业，例如民营企业增多）；市场环境逐步改善等。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来自市场的内生性因素不断增强，需求自主增长能力明显提高。消费结构升级速度加快，拉动了产业升级。居民在住、行等方面购买活动的旺盛，拉动了住宅、汽车等产业加快发展，进而对产业链条发生了辐射面十分广泛的拉动，带动了产业结构变化和升级。以信息生物产业为先导，住宅、汽车产业为支柱，传统产业全面改造为基础的产业升级主线越来越清晰。产业升级步伐加快带动了城市化进程加快。伴随着城市产业和基础设施
3、建设发展速度加快，农村非农产业和劳动力向城市加快转移，我国城市化进入又一个活跃时期。年间，城市人口比重年均提高个多百分点，比年间的年均速率提高个多百分点。城市化为产业升级创造了必要的环境，与产业升级形成了相互推动的关系。经济结构转换的能力明显增强，产业自主发展的水平提高了。这一发展背景下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的剧烈变化以及体制机制问题形成的低成本扩张。新一轮经济较快增长也是产业结构剧烈变化的过程。此次增长起源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房地产、汽车产业的迅速发展。房地产、汽车作为代表消费升级方向的终端产业，与食品、轻纺、家电等传统的终端产业比较，对重化工业和能源运输产业的需求要大得多。年与
4、年比较，钢材产量翻了一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从产业联系的角度看，住房、汽车是终端产业，重化工业是中间产业，能源、运输是基础产业，相互之间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房地产和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必然对钢铁、水泥、有色、石化、机械装备等重化工业产生巨大需求，打破终端产业和中间产业原有的供求平衡；重化工业的加快发展也必然对煤、电、油、运产生巨大需求，并打破中间产业和基础产业之间原有的供求平衡。新一轮产业结构失衡导致新的市场供求缺口，并引起价格上涨，形成一些行业利润丰厚的发展空间，刺激相关产业迅猛增长。重化工业、能源运输产业都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其加快发展必然导致投资高速增长。可以认为，这一轮投资高增长在很
5、大程度上是对新出现的市场供求矛盾的适应性调整。在原有的产业均衡被打破、新的产业均衡尚未形成时，必然出现由结构剧烈变化导致的一些方面的迅猛发展。从体制和机制角度看，由于约束和补偿机制的缺陷，导致了低成本扩张，加剧了扩张的力度。第一，土地开发成本很低。土地通常以协议方式转让，不能通过市场化交易反映真实地价，征地、拆迁补偿标准不健全或不能严肃执行，一些地区甚至以零地价进行招商。第二，资金使用成本很低。扩大内需背景下，银根宽松，资金价格很低，而在经济升温、货币需求增加、物价上涨以后，利率却没有变化。第三，环境和资源的使用成本很低。环保和资源利用方面缺少必要的准入标准和补偿标准，建设项目几乎不计环境、资
6、源的使用成本。我国矿产资源税目前还是按照实物量征收，在煤炭等资源价格大幅上涨时，对资源开采的补偿明显偏低；而且煤、电价格脱节，资源型产品价格的上涨没有相应传导到最终产品。凡此种种，难以形成相应的替代、节约资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经济运行和投资扩张成本低的背后，潜伏着一系列体制缺陷，如政府干预过多，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尚未完全确立，市场机制不健全，价格不能反映生产要素的稀缺性，投资风险约束不到位，等等。综合起来看，是经济增长空间扩大和经济活动成本偏低的矛盾：一方面，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产业升级和剧烈的结构变动，形成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新的增长内容使工业化与城市化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加快，这些都
7、形成新的巨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土地、资金、资源、环境等方面的使用成本又很低，容易导致不计成本、忽视效益的低水平扩张，不利于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妨害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因此，经济增长中出现的问题，本质上是结构、体制和增长方式问题，是结构矛盾和体制缺陷的综合反映。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供求紧张，并导致粮价和食品价格较快上涨，其原因和背景则与年期间有了很大不同。年，我国粮食产量突破万亿斤；另一方面，城乡居民的粮食消费量则趋于稳定。全国人均粮食消费量从年起持续减少，其中城镇居民人均粮食购买量从公斤年逐步降低到年的公斤年；农民原粮人均消费量也保持在年的公斤年的水平上。到年城镇居民人
8、均粮食购买量降低到公斤年，农民人均原粮消费量降低到公斤年。同时，猪牛羊肉等粮食转化产品购买量也趋于稳定。其中城镇居民人均购买量保持在公斤左右年，农民人均购买量保持在公斤左右年。年度粮食消费量大体稳定在亿斤左右（由于对社会粮食存量，特别是农民家庭粮食周转存量估计上的差异，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为亿斤）。在此背景下，粮食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形势，我国粮食市场供求关系出现根本性改变，并导致了市场粮价持续下降，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市场对粮食生产的调节作用仍导致粮食产量持续减少。正是市场的这一调节作用，导致了年粮食产量降低到亿斤的水平，人均粮食产量降低到斤，低于年的水平。同时
9、也使粮食供大于求格局得到改变，创造了粮价较快上涨的条件。总体看，这是市场调节下粮食生产适应粮食需求的调整活动，由于市场调节机制以及政府调控职能各自存在的问题，使其表现得比较激烈，波动幅度比较大。粮价和食品价格上涨，成为推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对低收入家庭的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也使政府和社会各界重新认识到农业基础地位的重要，注意加强了城市化进程中对基本农田和粮食生产能力的保护。宏观调控的主要措施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大起大落，国家采取了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和部署。从年下半年开始，中央政府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措施。调控的重点，一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开发和批租；二是银行系统的资金
10、供给。既调控这些要素供给的总量，也调控其投向（明确了控制发展的行业）。由于对非典冲击经济后果的担心，年的调控力度比较温和，而且主要运用经济手段（例如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进行。到年一季度，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方面的投资过热苗头明显，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的问题比较突出。针对形势的变化，中央政府果断加大了调控力度，在进一步强化经济手段调控的同时（两次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并实行差别准备金率制度），开始动用必要的行政措施（冻结土地审批一年，要求地方与中央保持一致，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进行直接审查，对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清查等）。通过法律经济手段，并辅以行政手段，对部分行业投资进行直
11、接管理，有效控制了土地和资金等关键要素的供给，抑制了地方政府的经济扩张冲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企业、居民的自主投资，从而缓解了信贷、投资增长过猛，以及土地开发和城市发展对部分居民利益侵害较多，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加大了对农业、能源运输等基础产业的支持力度，在市场需求和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加快这些产业的发展，经济的薄弱环节得到加强。此外，还加强了煤、电、油、运的生产调度，加快了规划内的铁路、电力、大型煤炭基地建设。经过这些工作，有效抑制了暴露出来的问题，继续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进入年以后，宏观调控措施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进一步增强，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全面分析经
12、济形势的基础上，提出要更加注重保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更加注重把握好宏观调控的重点和力度，更加注重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注意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要求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各项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综合运用财税、货币、土地供给等政策手段，有效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在控制投资反弹的同时，重点稳定房地产价格、控制房地产投资重新过热；化解外贸顺差扩大带来的贸易争端；与此同时，着力进行改革攻坚，在农村税费改革、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股权分置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都迈出了重大步伐，并取得显著成效。这些改革对解决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弊端，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协调性，都有长远和基础性的作用。这次宏观调控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审时度势，主动调控。（）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措施配套，注重实效。这次调控既运用我国以往几次宏观调控的成功经验，又根据新的情况有所创新，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并同深化改革紧密结合，注重实效，标本兼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