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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地方保甲与惩治秘密教门之关系初探1 清代下层社会秘密教门盛极1时。自元末白莲教形成以来，这些秘密宗教结社组织不断衍生演化，辗转相传，名目繁多。秘密教门往往以“强身”、“求福”、“避劫”为辞，教人礼拜念经，打坐运气，而教主与骨干则多借此“烧香惑众”，敛财渔色，以至发展到策划武装暴动，对正常统治秩序构成某种程度的威胁。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多以“邪教”名之，称其“最为风俗人心之害”。按清初思想家颜元的说法，是“世间愚民，信奉妖邪，各立教门，焚香聚众”，“种种异名，旋禁旋出”，以致“上廑国家之忧，下坑小民之命”。1嘉庆时有人则将秘密教门与“悖逆”相等同，说是“邪教特借烧香念佛，以聚众敛财，其初志即
2、怀不轨，观其所传经文灵文，大抵悖逆之词，徒党渐多，则必乘机起事。故自汉以来，若张角、韩山童、徐鸿儒等，未有不反者也”2。鉴于此，清朝历代统治者均严定律例，屡申禁令，意欲“净绝根株”，以免“养痈遗患”。在惩治秘密教门的过程中，清代自大臣、地方督抚，以至州县官员、乡地保甲，都被动员起来，正如清末宗室祥亨所说，希冀“苦口婆心，时时以正人心、息邪说为己任，1邑如是，天下亦如是；1日如是，百年亦如是”3。他们在其中各有职责，起着不同的作用。本文专就清代地方保甲与惩治教门的关系作1初步探讨。 （1） 保甲制度是清代控制基层乡村社会的1项基本制度，由前代及清初实行的里甲制逐渐演变而来。明代里甲以完成封建赋役
3、征收任务为主，兼及社会治安，故里甲长多由丁多粮足者轮值，又称“里甲正役”。清初战事稍定，为稳定和维持国家运转的所需要的赋税来源，顺治102年谕令“各布政使严饬该道府，责令州县，查照旧册，著落里甲，逐1清厘”4，开始恢复明代的里甲制度。然而，随着康雍时期赋役制度的改革，尤其是康熙5101年公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初年完成“摊丁入地”后，里甲制的赋税功能越来越弱化，而自明代以来固有的弊端却日益显现。清政府遂决定将里甲组织的赋役与治安两项基本职能进行调整，开始推行以治安为主旨的保甲之制，将人丁与地亩分离，逐步完成了从里甲制到保甲制的演变。5康熙4107年，“部臣议奏，弭盗良法无如保甲，宜仿古
4、法而用以变通”，乃议行保甲之法：“1州1县，城关各若干户，4乡村落各若干户，户给印信纸牌1张，书写姓名丁男口数于上。10户立1牌头，10牌立1甲长，10甲立1保长，若村庄人少，户不及数，即就其少数编之。”6基本奠定了有清1代保甲制度的基础。又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推行和乾隆2102年的大规模厘整，保甲制度逐步成熟，不仅行于内陆腹地，而且渐及边疆地区。7 清代保甲的主要功能，在于维护地方治安，有时也兼及赋税钱粮等杂役。清朝文献通考中说：“地方1役最重，凡1州县分地若干，1地方管村若干，其管内税粮完欠、田宅争辩、词讼曲直、盗贼生发、命案审理，1切皆与有责。遇有差役所需器物，责令催办；所有人夫，责令摄管。
5、乡约、里长、甲长、保长，各省责成轻重不同，凡在民之役，大略如此。”8戴炎辉在清代台湾之乡治认为，清代保甲长实质上成了“在官人役”，起着驻乡差役和连接县衙皂快壮班的作用。对于编查保甲的主要目的，清代官方也在文告中言之凿凿，屡称编联保甲即为“弭盗安良”、“以靖地方”。康熙4107年明确诏令，编查保甲主要是为了加强对乡村百姓尤其是流动人口的控制，保甲长对他们有责“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而面生可疑之人非盘诘的确不许容留。客店亦立籍稽查，寺庙亦给纸牌。月底令保长出具无事甘结，报官备查，违者罪之”。乾隆2102年，乾隆帝对保甲又大加整饬，严令实行，“每户由该地方官岁给门牌，书家长姓名生业，附注丁男名
6、数，出注所往，入稽所来，有不遵照编挂者治罪”，保甲长由“士民公举诚实识字及有身家者，报官点充，地方官不得派办别差，以专责成”，切实协助地方治安事务，如查报盗窃、“邪教”、赌博、窝逃等项，“嗣后务宜慎重遵行，不得仍前玩视”9。 保甲制成为清代地方专职治安的准政权组织，是长期历史演变的必然结果。中国封建社会历来强调乡治，因为以“天下之治始乎县”10的知县1职而言，往往事多政繁，“掌1县之政令，平赋役、听治讼、兴教化、厉风俗，凡养民、祀神、贡士、读法，皆躬亲厥职而勤理之”11。而实际上，县官及其佐贰数人不可能对广大辖区内的基层社会进行有效的直接控制，往往得借助乡绅、宗族、保甲等势力才能顺利完成纷繁的
7、赋役、文教、治安、诉讼诸事。自秦代商鞅行什伍之法以来，乡治1直受到朝廷和各级官吏的重视，元明以后更为强调其维持治安的功能。元代行于北方的里社制，已偏重治安。明代中后期，正是鉴于社会治安状况急剧恶化的现实，地方官员如王阳明等才极力于里甲之外另外推行保甲，以专职稽查奸宄，维持秩序。清代入主中原后，在强化社会治安、维护统治秩序方面的需要更为迫切。在清初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为镇压反抗势力和稳定社会秩序，曾推行了1段时间的“总甲法”12。隶属于兵部的“总甲法”旨在维护社会稳定，弭盗安民，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其实也在起着类似保甲的作用。但这1历史进程，直到清代稳固并完成赋役制度改革后，才最终顺理
8、成章地浮出水面。此后保甲（有的地方虽仍以里甲、总甲等称之，但就其职责而言已成保甲）遂成为清代控制基层社会的重要手段，监督、惩治包括秘密教门在内的所有“奸宄”行为，成为保甲的主要职责。 （2） 封建统治者试图利用基层组织来防治“妖言邪术”，至少可以上溯到元明时期。元至元2108年（1291）颁行的“至元新格”里规定，身处基层的社长，对各类 “妖言妖行”负有“诫谕”、监督之责，“诸假托灵异、妄造妖言、佯修善事、夜聚明散，并凡官司已行禁治事理，社长每季须1诫谕，使民知恐，毋陷刑宪”13。大德5年（1301），元廷又以段丑厮“妄造妖言，扇惑人众”1事，训饬地方各官排门粉壁晓谕：“仍令社长、里正、主首各
9、处官司、肃政廉访司常加体察，毋致愚民冒触刑宪。”14及至明代，开国之君朱元璋在大明律中制订了“禁止师巫邪术”的专律，严禁各类秘密教门，明确规定“里长知而不首者各笞410”。对此，明律集解附例中解释说，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烧香惑众”，“非1人1家所为，（里长）无不知之理”，明知而不举首，故应处以笞刑示儆。15明神宗时陕西巡抚王权量因“白莲教盛行”，上奏强调要以保甲乡约来加强惩治，“为今之计，惟有严保甲以缉奸宄，明乡约以消左道”，明神宗曾“嘉纳其言”16。 清承明制，地方保甲在查禁秘密教门方面的责任，以律例而言完全抄袭了明代上述律文，同时又做了进1步细化。清代规定，对所辖地方诸如盗窃
10、、“邪教”、赌博等违法之事，及面生可疑、形迹诡秘之徒，牌头、甲长、保正都要及时查报，如有玩庇要负连累之责。17由于清代“邪教”问题突出，查拿秘密教门1直是清代保甲的1项重要任务。在现存的巴县档案内，有多条签充保长（或客长、场长）的执照，其中都有要求其稽查“邪教”的内容。如乾隆3103年（1768）给保长陈朝林等的执照称：“仍不时稽查啯噜匪类、赌博娼妓、邪教端公、私宰私铸，以及外来面生可疑之人，许尔密禀，本县以凭究治。倘敢受贿容隐，查出1并重究。”18这在嘉道年间更为明显。据叶佩荪所言，“夫地方大害莫甚于邪教，大约在乡村僻远之地结会烧香，妄言灾福，敛钱聚众，煽惑愚民，遂至远近效尤，所关非细”，亟
11、须“专责牌甲邻佑”以“禁奸”19。故天理教事件后，4川巴县在牌示中说：“兹查巴县地方辽阔，良莠不齐，稽查难周，诚恐左道异端西洋、白莲、红阳、8卦等教，以及啯匪、盗贼、流痞、棍徒混入其间，窝娼、窝赌、逃凶、逃遣、私铸、私贩、邪教、书符、赌具，种种恶习，实为地方之害。若非编联保甲，严密稽查，洵为戢匪安民良法？”20显然，查拿“邪教”成为此时编查保甲最紧要的急务。 在清代君臣看来，保甲无疑是惩治“邪教”的法宝，在教门案发后所谓“严查户口”，其意即在“以诘奸邪”21。因为保甲深入到每村每户，强制要求人人互相监督，则“民间户口生计，人类良莠，平时举可周知，惰游匪类，自无所容，外来奸宄，更无从托迹”22，
12、尤利于查处防范带有秘密色彩的“邪教”问题。所以河南巡抚田文镜在雍正5年提议“令各属明借查点保甲，而暗则察访邪教，则其人平时作何生理，与何等人来往，家中有无别项举动，乡保邻佑当无不知。从此稽查，或可根究”23。而直隶总督周元理在乾隆3109年更上奏指出，只要大力推行保甲之法，互相稽查， “则邪教不禁而自绝”24。对此，乾隆皇帝1针见血地指出：“清查保甲，原系弭盗诘奸良法，地方官果能实力奉行，何至有邪教传播纠众滋扰之事？”25嘉庆帝后来降旨申谕各级官吏：“嗣后各直省州县官到任后，先周历村庄，稽查保甲，将境内有无邪教申报该管上司。如访有萌蘖，立即查拿究办，毋稍玩泄。”26稽查保甲以查究“邪教”成了为
13、官伊始的首要大事。乾嘉之际，以编查保甲来惩治“邪教”更成常用之法，如浙江平湖知县王凤生因其在任1年内以保甲查办“邪教”，屡有奇效，“自是4境肃然，未尝佥1差出1票以扰吾民，是则保甲之为功不浅也”27，因而他盛称保甲“既本于古，尤宜于今，实为整顿地方，提纲挈领之要务”28。道光时的黄育楩进1步指出，保甲“固不仅为禁邪计，而禁邪之要道备于斯矣”，以致他总结性地断言“严禁邪教，莫善于保甲”29。 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清政府每欲对“邪教”加以惩治，尤其在影响较大的“邪教”案发之后，要求严查保甲以禁“邪教”的呼声总是不绝于朝，几成惯例。康熙5106年，河南爆发“白莲教”案，山东巡抚李树德上奏善后之法，称“
14、其余无知愚民，奴才檄行各属严查保甲，仍令不时开诚晓谕，使其改邪归正，各安生业”30。雍正朝，清代开始主动查禁“邪教”，候选知县于存轼即上奏建议：“以小民之听信妖言，责之推行保甲，请饬下各省督抚详酌法制，定例通行。”31雍正102年，江西按察使凌燽提出加大对乡保失察“邪教”的处分，以督促其实力奉行，“地方官严加查禁于未犯之先，责成乡保，为防微杜渐之计，庶愚民不致阴为煽惑”32。他在江西查禁罗教时，在“传示”中1再声称，凡查出私习罗教者，“不行首报之邻佑总甲人等，均照律杖1百”。在“再禁斋教惑众”告示中又说：“自示之后，如仍有设斋立教诱惑愚民，及愚妄之徒归教崇奉者，该保地立即密禀地方官严拿，按法律
15、治。保地徇隐，1并连坐。”33乾隆101年，云南大乘教案发，御史马璟上奏请饬令当地严行保甲，户部随之议准：“行令直省督抚转饬所属，将现行保甲门牌册籍，实力稽查，其有倡为邪说，敛钱作会，以及来往无定、行踪可疑之辈，乡保不得徇隐，地方官立时查究。”34乾隆3109年山东王伦以清水教起事，直隶总督周元理上奏请行保甲，乾隆对其议高度赞赏，命令他在直隶立即施行，将辖区内属员的政绩、升迁与奉行保甲、纠查“邪教”是否有效直接挂钩。随即，乾隆又令廷臣“将周元理原摺抄寄各省督抚，令其严饬所属1体切实妥办，不得仅以虚文覆奏了事”。嘉庆5年正月，鉴于乾隆末年以来的教门起事已糜烂5省，刚掌柄不久的嘉庆即特下谕旨，称“
16、向来保甲1法，原系比闾族党之遗制，稽查奸宄，肃清盗源，实为整顿地方良法”，其法在于简而易遵，切而可久，地方官因公下乡或审理词讼时应“随意详诘”35。随后他又多次下令，认为对保甲1事，“务须饬属实力举行”。尤其是嘉庆108年天理教事件之后，嘉庆以蒙“汉唐宋明未有”之羞，决心加强对“邪教”的惩治。他下令各臣工条奏保甲之法，以便择优采用推行。时有鸿胪寺少卿叶绍楏将其父叶佩荪生前所拟保甲事宜稿进呈，嘉庆以为简要易行，命在全国推行，各省发1册翻刻刷印，州县“1体效照办理”。此后嘉庆连续多次下谕，要地方官员实力执行保甲，1体严查，仅止习教的责令具结改悔，形迹诡异的匪徒拿获后重加惩罚，“俾闾阎永臻宁谧”。在其多次严促之下，京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