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国家公务员押题一《申论》

2022年国家公务员押题一《申论》 姓名:_____________ 年级:____________ 学号:______________ 题型 选择题 填空题 解答题 判断题 计算题 附加题 总分 得分 评卷人 得分 1、(解答题)(每题 100.00 分) 给定资料 1.文物保护一直是众多全国政协委员关注的话题。在2015年全国上，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和部分委员分别提交了涉及文物安全工作的提案。文史委的提案提出，北京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清时期的太庙和清陆军部、海军部旧址存在火灾隐患亟待解决。后来，调研组结合提案督办，重点考察了这两处文保单位，并与相关部门座谈，探讨加强文物安全工作的途径。 在调研中，太庙东北角的小院一片“棚户区”景象让调研组大吃一惊：狭窄的院门里，聚集了好几十户人家，各种简易的临时性建筑一座挨着一座，通道狭窄到仅容一人通过，头顶上电线纵横交错，有的房间堆满了煤块或生活杂物。脏乱的景象不仅与庄严宏伟的太庙格格不入，还因大量无序用油、用气、用火、用电和大量易燃物的无序堆放造成严重火灾隐患，而通道之狭窄更让救援几乎不可能。 __“文物保护要先救命，后治病。”__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王太华强调。 记者近日走访发现，清朝陆军部、海军部旧址被脚手架围了起来，上面挂的横幅写着：“修缮文物古迹旧址，功在当今，利在后世。”门口保安告诉记者，修缮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此处文物谢绝游客参观，只容院内居民出入。 在太庙东北角，小院院门红墙上贴着大大的“囍”字，拥挤杂乱中透出一丝喜庆的气氛。一位居民正在整理墙角的花坛，准备用鲜花给红墙中的“棚户区”增加一点亮色。随处可见的防火告示和灭火器提醒着人们，在这里生活容不得任何闪失。 监督性调研有力促进了“救命”工作的开展，从源头“治病”则需进一步努力。早在2011年，全国政协委员单霁翔就曾联合40位政协委员提交提案，呼吁解决太庙等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隐患问题。当时北京市相关部门也曾制定了搬迁安置方案，但一直未能落实。 北京市东城区文物局有关负责人坦言，目前文物法律法规不完善，面对当前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实际可操作性不强。此外，文物保护部门与其他部门管理权限未能有效衔接，使文物执法及管理工作中出现各种难以落实的问题。 其实，对于北京存在安全隐患的文保单位，从国家相关部门到北京市都做了大量督促整改和修缮保护工作。近几年北京市先后投入近3000万元资金修缮太庙的文物建筑，完善安防设施。在同样存在人口密集、私搭乱建问题的清朝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调研组看到，西洋风格的主楼大门前已搭起了施工架，据悉，这里其他古建筑也将相继进入维修改造。这些扎实有效的保护措施也得到了调研组的赞赏。 在调研组一些委员看来，消除火灾等文物安全隐患是首要的“救命”措施，对此，调研组委员建议加强文物执法，发现违法线索及时处理。除了“救命”，委员们还希望政府相关部门从源头“治病”，完善法律法规，健全责任体系。 2.我国是文物保护任务极其繁重的文物大国。当前，虽然已经建立起包含《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文物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在内的文物保护法律体系，但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是，这些法律法规在执行中存在不少问题短板，经常处于“弱势”地位，文物保护的形势依然严峻。 以汝州市的汉墓遭破坏为例。为了保护这些汉墓，汝州市的文物保护单位做了不少努力，但这些努力都敌不过某些行政部门甚至个别领导干部的一句话。项目建设指挥部一位值班工作人员就说：“望嵩文化广场是市里的重点工程，工期要求很紧。有上面领导拍板，施工队才敢挖墓葬坑的，文物局也左右不了，只负责把墓砖拉走。”原本是文物保护的重要职能部门，却在现实中“只负责拉砖”，文物保护单位的“弱势”可见一斑。 近期，又一则长城被毁新闻见诸媒体。据报道，甘肃明长城遗址遭农田“啃噬”。这段位于景泰县城东七八公里外的明长城修建于公元1599年，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开始，就遭到严重破坏，成为断断续续、高低不一的“土垄子”，有些地段甚至成为附近农场住户围起的羊圈、堆草的院墙。2006年5月，该段长城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8月，甘肃省政府在明长城景泰段设立了保护碑，确定将长城墙体两侧以外20米内纳入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外延50米，但保护效果不佳，现状令人忧虑。 当前文物修复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文物维修专业仍属“冷门”，尽管国内已有近三十所大学开设有文物修复专业课程，但实际上生源难招，这从其录取分数线偏低而报考者稀少可见一斑；而民间掌握修复技艺的老艺人许多年事已高，部分技艺面临失传风险。 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北清东陵半年之内两次被盗，引发社会关注。国家文物局督察司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清东陵两次被盗暴露出地方政府的文物安全责任意识不强，责任追究不到位等问题。下一步，国家文物局将推动各地，特别是文物资源丰富的地区尽早将文物安全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 文物市场持续火爆，巨额利益的诱惑，或许是盗墓猖獗的“内生动力”，但这并非清东陵这样的文保单位屡被“光顾”的必然理由。具体到清东陵，短时间内两次被盗，当地政府部门显然难辞其咎。特别是，第一次文物被盗之后，很快又再次出现类似事件，个中原因值得深究。正如国家文物局督察司负责人指出的，当地在后续处置上至少存在三个“不到位”，责任追究不到位，案件调查不到位，整改措施不到位，这才导致盗墓案一再发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物保护利用作出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并对各级党委和政府提出了要求：“要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并对当下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成效与压力作出客观评价，”近年来，我国文物事业取得很大发展，文物保护、管理和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但也要清醒看到，我国是世界文物大国，又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文物保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3.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建设现代特色城市的基础。城市特色是指一座城市的内涵和外在表现明显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个性特征。一座现代化的城市，除了要有时代气息外，更要有历史文化传统，成为这一城市的特色与记忆。比如提起苏州，就会使人想起那里众多的古典园林建筑；提起杭州，就会想起西湖、六和塔；提起北京，就会想起故宫；提起海口，就会想起骑楼古街。对于一座城市来讲，文化遗产就是自己的品牌和个性，就是财富，就是创造与建设现代特色城市的基础。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建设特色城市有着更加迫切的现实意义。 文化被誉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这一点已经成为许多大城市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均衡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根据《中国文化遗产蓝皮书（2008）》的统计结果，“十五”期间全国文物系统财政拨款仅占同期GDP的0.018%，而同期全国文物系统对国民经济贡献占GDP的0.143%，文物系统对国民经济贡献是同期财政投人的8.1倍，即文物系统财政投入1元给国民经济所带来的产出为8.1元。实际上，文化遗产事业绝不是财政的包袱，而是社会、经济效益兼备的事业，利在当代，益及后代。在许多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城市，由文化遗产带动的相关产业已经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在城市化迅猛发展的浪潮中，很多城市的总体规划往往沿用单一中心的规划布局和传统的城市扩张模式，使城市中心区功能过分聚集，城区的扩展出现“摊大饼”趋势。不少城市规划设计手法抄袭趋同，追求大体量的建筑物、大规模的建筑群，导致城市面貌千篇一律。 文化局相关领导表示：要通过实施区域规划，确保城市在功能定位方面做出战略性调整与部署，注重保持和发扬城市特色。将城市文化内涵注人城市品牌之中，形成城市文化上的品牌差异。 一些城市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对旧城区古建筑大拆大建，使文化遗产及其环境遭到破坏。一些城市的发展仅仅注重经济功能而忽略其中应有的文化质量，仅仅注重物质结构而忽视文化生态和人文精神，将旧城中的居民全部迁出，把民居改为旅游和娱乐场所，使历史文化街区失去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也失去了文化遗产原真性。专家强调在实施重大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中要重视保护与利用的结合，深人挖掘文化遗产潜在的文化内涵、社会价值和对城市发展的积极意义，使文化遗产融入人类现代生活，发挥更大作用。” 文物保护不是单项孤立的工作，而是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的系统工程。相关部门应该视文物为珍宝，利用好文物，让文物活起来，在保护中留下文化印迹，把其内在的精神传下去。如此，才能更好地书写社会进步与保护文物共同发展的美好画卷。 4.文化遗产的作用不容小觑，只有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才能在融入全球化浪潮的同时成功保留自身的传统文化内涵，才能不断强化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激扬民族精神，振奋民族意志，增强民族自信心。 意大利不但是目前世界上被收人《世界遗产名录》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拥有全世界大约60%的历史、考古及艺术资源，而且具有高度的全民保护意识、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先进的保护技术，其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和实践方面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意大利政府于1975年设立了负责全国文物保护工作的最高机构——文化遗产部，遗产部下设出土文物、艺术品、古建筑等18个保护局，直接管理全国各地的重要遗址、考古区、古迹、文物和博物馆藏品等工作。文化遗产部下属的研究中心是意大利中央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其中，国家编目中心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意大利中央政府每年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拨款约占整个国家财政预算的1%到2%，用于文物古迹的保护经费高达20多亿欧元，而且逐年增加。在此基础上，各大区及省、市政府也有地方拨款。此外，意大利还积极争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日本等国际力量的援助。灵活的经济政策，使大量的文化遗产得以保存。如意大利奥利维蒂计算机公司赞助了米兰圣玛丽亚教堂里达?芬奇名画《最后的晚餐》的修复工作，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意大利政府很早就意识到发动公众积极参与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在工作中注重公众利益、公众服务，保障文化遗产社会教育、拓宽公众参与遗产保护渠道、重视遗产保护民间组织建设。遗产景区门票一直保持在较低的价位，并在不同时期，对不同人群实行门票减免。学校会组织学生参观文化遗产，并在参观学习后，进行考试。这使意大利人从儿时起，就树立起“爱惜文物、保护遗产”的观念。不仅如此，意大利政府还积极策划不同形式的文物宣传和推广活动。 科学家们利用高科技手段，将现代医学技术、光学、化学、电子技术等用于文物修复。目前，意大利的三维测量、形态勘测与数据采集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建筑表面保护中应用的纳米技术、历史建筑砖瓦墙面的装饰和保护修复技术都已相当成熟。 日本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起步极早，几乎是世界上最早从政府层面提出保护文化遗产的国家，体现出该国对其国家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一个直接的表现就是国家层面的相关法律制定早，而且不断修订、完善，最终形成了健全的、操作性极强的法律体系。 1871年，即日本明治四年，我国清朝同治十年，日本就已颁布了《古器旧物保护法》，之后又出台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诸多法律：1897年制定了《古社寺保存法》，1919年出台《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方法》等等。 日本对文化遗产进行了系统分类，其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其首次将无形文化财，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政府保护体系，成为保护对象。1954年《文化财保护法》修正案，充实了有关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制度，此次修订后，民俗文化遗产从一般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