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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位文化讨论再认识 康健摘 要: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讨论,学界一直将其概括为西化派与中国本位派之间的论争,但是详细研究当时知识分子参与讨论的文章及表达的观点与思想,里面传递了更深的思考与更开阔的思路。这次文化讨论中知识分子对于民族认同与文化选择的理性思考既超越了之前文化论争中复古与西化的极端,也摆脱了简单的文化折中主义,是以本民族特色、本国国情为出发点,提倡在固有文明与西方文明之外建设一种全新的民族新文化,这是人们对于中国文化问题认知的进步,也对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产生了重要影响。Key:中国本位;文化讨论;民族文化观:G04 文献标志码:A :1002-
2、2589(2017)10-0188-021935年1月,王新命、陶希圣、黄文山等十位大学教授联合署名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宣言反思了当时社会流行的复古与西化的文化思潮,倡导了一种以“中国本位”为核心的新文化观。宣言一出,各地纷纷召开文化座谈会,报纸、杂志、名流学者、政客纷纷发表文章参与讨论,相关文章多达150多篇,讨论持续半年之久,在整个社会引起广泛思考。这次文化大讨论是鸦片战争以来人们对于文化的古今东西问题争鸣激辩的延续,是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之下,知识分子对于民族认同与文化选择的理性思考,促成了以民族为本位的新型现代民族文化观的初步形成,在
3、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道路上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一、五四以来文化价值判断与取向的理性思考对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位文化讨论,学界曾批评其为国民党文化统治政策立言的意识形态,并将其概括为中国本位派与全盘西化派之间的论战,但详细研究当时参与讨论的人员以及发表的相关文章,这次讨论虽有政治背景,但更是对于文化问题的深入思考与理性分析,参与讨论的不仅有以十教授为代表的中国本位派和以陈序经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还有胡适等理性西化派,吴景超、潘光旦等溫和中间派,讨论中各方各派就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如何创新中国文化,如何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等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体现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对东西文化价值判断与取向的理性
4、思考。不可否认,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加强对全社会思想控制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本位文化讨论能在全社会激起文化讨论的大波澜,肯定离不开南京政府的支持。十位教授以学者的身份,通过民间的名义打出中国本位的文化大旗,正好配合了国民党当时力倡的“新生活运动”与三民主义宣传,这不排除为国民党提供意识形态支持的可能性。但是,十教授的身份背景非常复杂,有为国民党摇旗呐喊,充当国民党文化宣传口舌的,也有具有独立见解,以国家危难、民族利益为使命的。另外,十教授的“宣言”在文化领域一石激起千层浪,支持者有之,批评者有之,一时间引起人们关于文化问题更广泛、更深刻的讨论,这已经超过国民党所能控制的范畴,导致陈立夫在文化
5、讨论中明确宣示“训政者,亦即文明建设之工作也”18,强调必须以“三民主义”为文化工作最高指导思想,以“建国大纲”为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可见,中国本位文化讨论实际上是背离了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文化建设最高原则的初衷的。虽有政治背景,但十教授的“宣言”却重启了人们对于文化问题的思考,引起各派名流学者的积极回应,形成了五四以后又一次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大讨论。中国本位文化讨论之所以能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共鸣,造成轰动效应,除了国民党的暗中推动,更有其深层的时代因素与文化背景。西学东渐因受制于道器、体用、本末之说,并没有给遭遇丧权与屈辱的近代中国带来一线生机,在民族生存危机面前,国人的民族观与文化观出现激烈冲
6、突,陈独秀一句“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国情等鬼话来捣乱”2道出了新文化派将西方文化视作现代文明的代表与救世良方的普遍心理。虽然,陈独秀也并未完全否定固有文明,并未彻底放弃传统文化,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还是传递了一种只有以西方文明代替中国文明才能实现救亡图存的观念信号,当然,这种文化判断与选择的盲目性就容易造成民族特征的消失与民族精神的沦丧,这也是十教授为代表的一批知识精英所担心的,因而,宣言开篇即提出在文化的领域,已经“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31。另一方面,一战后西方世界的破落与萧条引起学界一股告别西方,寻求救国新路径的浪潮,东方文化派的兴起、科玄论战、中国
7、社会史论战等都体现了思想界对于西化的质疑以及复归传统的要求,加之20世纪30年代日本加紧侵华的背景,知识精英们普遍意识到 “目前最为迫切的不是谈文化等问题,而是如何求得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复兴”4196,如何认识民族文化与民族存亡关系的重要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此时的文化讨论已经告别了全盘西化与文化复古的极端,既不主张割裂传统,也不主张盲目学习西方,而是开始采用一种“世界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中国的固有文明,重新思考中国新文化的更生,这实际上体现出五四以来思想界对于古今东西文化的价值判断与取向进入了一个新的方向。此时的知识分子基于时代的考量开始重新审视民族文化与民族复兴的关系,是在继承前人基础上的一
8、种历史进步,在关注文化的时代性与变革性的同时,强调文化的民族性与独立性。二、以中国为本位还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讨论中,持批评态度的人们大多将十教授提出的“中国本位”等同于“坚守中国固有文化”而大加批判,但仔细研究宣言,十教授强调的是“中国本位”,而并非“中国文化本位”。何为“中国本位”?宣言提出,即“此时此地的需要”36。这里其实体现了一种不同以往的文化诉求,那就是建设符合中国当前需要与民众当前需求的民族新文化。当然,这种对“中国本位”的解释不甚明确,为了回应当时的批评与质疑,十教授不久后又联合发表了一篇我们的总答复,此文将“中国本位”具体概括为,“充实人们的生活,发展国民
9、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5183这一解释仍稍显泛泛而不够具体。于是知识精英们纷纷提出自己对于“中国本位”这一概念的基本思考,不但丰富了“中国本位”的含义,同时也启发了关于中国文化走向的新思路。吴忠亚认为,我们要建设新的文化少不得要实行西化,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何在西化中保持“中国本位”,他提出一个“民族自觉心”的问题,就是在“欧化之先,我们必须要经过理智的判断,自主的选择,真正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态度去采取人家的长处”,“有了这种民族自觉心,我们在模仿人家的文化的时候,总不至忘却我们是一个独立的民族”595。刘敖是系统分析了“本位” “中国本位” “中国本位意识” “中国本位文化”几个概念,
10、认为做好“认识自己的工作”(即检讨本民族固有文化的优缺点及特质)、“认识他人的工作”(即探索欧美各国实情及文化本质)、“比较认识的工作”(即衡量各民族文化盛衰兴亡的因果法则及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存能力),树立独立自强的“中国本位文化意识”,并踏实做好教育、出版等文化工作,才能取得本位文化建设的实绩。这些观点表现出知识分子开始跳出华夏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以及“中体西用”论的文化观,以一种宏大的视野来审视中国文化在世界历史文化长河中的处境与地位,既强调文化发展的创新性与时代性,又兼顾文化发展的继承性、民族性与独立性,此时的认识虽没有科学理论支持,但已经超越了之前的西化论、折中论、调和轮、化和轮。“中国本
11、位”的提出,实际上对于中国文化建设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那就是对于古今东西文化判断选择的价值标准到底是什么?有人注意到中国与欧洲美洲国家不同,因而其他国家的文化未必适合中国,同样中国也不是16世纪、18世纪的中国,因而我们过去优美的文化也未必适合现代的中国,建设中国文化要把握住时间和空间的重心,以此为根据来提出中国文化建设需要的内容。这实际上体现了知识分子们对于文化选择的一种新尝试,不以过去的辉煌或现在的成就作为文化优劣的标准和文化判断选择的依据,而是根据中国现实国情与需要来继承和扬弃传统文化、选择和吸收外来文化。这种新型民族文化观对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转型的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三、开拓近代文化
12、转型的新“视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讨论中不乏具有学术价值的新观点、新思考,体现知识分子对文化问题的思考目光更远、眼界更宽,不仅开拓了人们的文化“视界”,更为近代文化转型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资源。其一,唯物史观的运用。作为马克思主义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受制于紧迫的政治形势并没有直接参加30年代文化讨论,但讨论中仍可见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的身影。比如,李立中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为切入点,对于文化的本质、中国社会盛行的各种文化思潮、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等问题做了详尽阐述,他指出,“某某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结构建立或灭亡,则与它适应的文化,抑或速或缓随之产生或消灭”,在分析批判
13、中国社会流行的复古文化、基督教文化、启蒙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思潮以后,他认为本位文化宣言“正是辩证法认识论的展开”,因为“中国是世界的一环,所以应该而且必须摄取现代文化,中国自有其特殊性,所以对于固有文化亦应该予以批判的保存和扬弃”,所以,中国的文化建设“必须要把握住文化与社会经济结构的统一性。这是主要的条件。其次,文化的实践性、空间性、连续性、民族性,这些次要的条件,亦不能忽略,必须予以严密的注意”3102-103。李建芳援引亚当斯密、马克思、列宁等理论介绍资本主义产生发展过程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认为欧洲文化的发展完全是按着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公式进行,他认为中国从唐宋以后就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条
14、件,但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缺乏强大的国际通商的刺激,而且发展过程极其缓慢,并不像英国法国那样激烈迅速,因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促成中产阶级的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反而使“中产阶级地主化”,导致“秦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走上保守和调和之道”1308-309。这里面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从资本主义产生方式以及经济与社会结构的角度观察文化问题,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角度。其二,对于中国文化建设方向与性质的分析。随着讨论的深入,人们开始关注中国文化建设的方向是资本主义文化还是社会主义文化,并提出许多可资借鉴的观点。李立中认为中国与日本不同,中国不可能实现向资本主义
15、社会的顺利转型。中国现在只是“变质的初期资本主义社会”,而且“中国的资本主义关系为金融资本主义所桎梏,不能更进而得到绝对的发展中国民族工业不能绝对发展,则中国即不能达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中国既然不能进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自亦不能有建设资本主义文化的可能”,那么中国文化建设的任务应当是“在高形态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飞跃到来之前,做积极的准备”3103。张岱年认为,以中国的自身条件及所处的世界环境,中国不大可能完成西方先资本主义化再社会主义化的全过程,当下的中国只能先尽量努力达到西方标准的“工业化”与“科学化”,从而为将来“转入社会主义文化作准备”,而不一定要执着于资本主义6。同时,张岱年还概
16、括了未来中国新文化建设的三项主要工作,即文化整理及批判工作、学术创建工作、普及的文化革命工作6。可以说,这些思考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形成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发。其三,关于文化创新与文化现代化的新思考。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大讨论中,如何看待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如何处理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流、融合、改造等问题,人们观点不一、争论激烈,虽然人们提出的文化自救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是文化自救的最终目标却非常一致,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新与再生。人们将目光投向“现代化”以跳出“西化”的桎梏,不仅思考文化创新问题,更讨论中国现代化问题,此时知识界的想法在广度和深度上超越了之前的文化论争,而且,对于实现文化创新的手段与方法,也提出许多新的观点与思路。西化派的严既澄就主张可以放弃“西化”的提法而代之以“现代化”,同时以“尽量”代替“全盘”的表述5200,“尽量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