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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4理论界富有创见的50个名家观点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政治No.11- No.29 经济No.30- No.42 社会No.43- No.52 文化No.53- No.60政治类No.11- No.2911. 俞可平：国家治理是“用”而非“体”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个总命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体现了制度建构的两个核心内容，即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以往，我们很多领导干部很少关注治理现代化概念，其实在政治学界国家治理现代化一直是这些年的热门话题。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大都跟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关，比如说现在老百姓最头疼的是环境污染，首先是空气（雾霾）、水污染、土壤污染，还有教育、医疗、治安，等等
2、。这些问题就是治理的问题。如果把所有的治理问题上升为体制的问题，就会给我们自己造成很大的被动。治理，更多的是工具理性，不是价值理性;用传统的术语来讲，是“用”而不是“体”。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教授、博导（浙江日报，2014年11月28日）12. 厉以宁：改革要啃下利益集团和制度惯性两块“硬骨头”改革遇到的“硬骨头”是什么？实际上是两个大问题。第一个，利益集团。利益集团认为改革有损于他们的利益，因此有各种不同的反应。第二，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是有制度惯性，也叫“路径依赖”。老路走惯了，走新路总是这儿也不合适，那儿也不合适，走老路总是最保险的。这两个问题都需要在改革中解决。利益集团问题首先应该以中
3、国未来前景、中国未来的发展作为我们考虑的问题，利益集团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服从大局的，需要改，但是我们也看到改革过程中对他们的实际利益部分应该从整个局势来考虑，不要因为一些利益集团的反对或者阻挠而使改革出现障碍，这就需要有决心。至于路径依赖问题，同样是需要一种勇气来改革。因为人都习惯了，需要有观念的更新。所以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手段跟决心，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导（新华网，2014年3月6日）13. 燕继荣：反腐是党也是国家任务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至今，不可能再靠腐败提供动力机制。过去的发展是在既有体制下寻求新动力，政府对经济起主导作用，导致政府和企业捆绑得非常紧密。很多
4、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经历过这样一段时间，初期往往都有比较严重的腐败，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腐败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很多发达国家在经历一段时期的发展后，都重构原有秩序。现在中国也面临这种情况，这不单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任务，也是整个国家在建设和转型中要面对和解决的。现在的反腐败基本还属于党的建设范畴，是党的纯洁性问题，从长远计，需要把党建的任务变成国家的任务，这样才能称得上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反腐败不仅是党的建设，也是国家制度的任务。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财新网，2014年7月23日）14. 谢春涛：所谓“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伪命题所谓“党大”还是“法大”其实是一个伪命题，甚至是一个陷
5、阱。如果说党比法大，那就是承认法治、依法治国都是虚假的了，法就不存在了;如果说法比党大，那好像党的领导又出了问题，难以实施了。事实上，我认为不存在这样的对立关系，宪法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但是我们也强调党要带头执行，带头遵守，所以我认为不存在谁比谁大的问题。明确“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对党的自身建设意义重大。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导（求是网，2014年11月13日）15. 江平：中国“大政府”易导致市场混乱市场秩序在中国之所以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有一个问题就是政府管的头太多，我们的“大政府，小社会”的情况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治理。所谓的“大政府，小社会”，我理解这个“大”有两大，一个
6、是政府权力过大，二是政府的人过多，这样就造成了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大政府。我们不能够期望政府在市场秩序的所有领域里都实行代替当事人保护自己权利的做法，所以应该彻底改变公权力和私权力在市场管理方面模式的做法，使得更好体现了政府在市场秩序管理方面的限度，它的限度应该是最低的。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终身教授（网易财经，2014年7月30日）16. 任进： “依宪治国”与西方国家“宪政”有本质区别“依宪治国”，不同于西方政治理论中的“宪政”，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语境和话语体系中，从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宪法实施意义上，对党领导人民依照宪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
7、会事务的高度概括。对“宪政”的理解，需要注意两种倾向：一是按照西方“宪政”的含义，来套解我国坚持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的提法，把“依宪治国”与“宪政”混为一谈;二是简单认为“宪政”的概念只是西方宪法理论的专利。实际上，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它的理论基础出自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实践，与西方宪政理论本质上是不同的。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教授、博导（人民网，2014年10月31日）17. 王占阳：新权威主义是必要的历史过渡新权威主义有两大特征，一是有权威，特别是有强势领导人;二是有现代化取向的改革开放。没有权威，就没有新权威主义。没有改革
8、开放，也没有新权威和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实质上是必要的历史过渡。在新权威主义改革与渐进性民主改革可以直接衔接的并不遥远的未来，着力实现这种转变，使国家一举走上稳健的、渐进性民主化的路道，这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新权威主义改革的历史价值，最大限度地巩固和发展这种改革所取得的一切具有长久历史价值的重大成果，更能对中国的民主化、现代化事业做出历史性的伟大贡献。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人民论坛，2014年3月上）18. 李永忠：用改革的办法让更多官员收手仅仅以高压态势让腐败官员永远收手是不可能的。与其被动等待节点和拐点，不如主动试点。30多年前，改革开放的节点在哪里，谁都不知道，但邓小平在沿海边画了几个
9、圈搞经济特区，敢闯敢试的人去了，试点就成功了。因此，在保持高压反腐的态势下，有几项需要尽快推进：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地方试点;二是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的改革;三是积极稳妥处理腐败呆账和存量，化消极为积极，变阻力为动力;第四是组织和动员广大民众广泛有序参与，反腐败毕竟是人民战争，人民是主力。这样的反腐败才能成功。制度反腐专家、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南风窗，2014年10月上）19. 王长江：意识形态管理要让人说话意识形态管理毫无疑问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部分。意识形态管理是要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意识形态的作用就是要引导人们，给人们以积极向上的力量，在有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上形成共识，形成
10、一些应有的价值观和精神面貌，因此应该是鼓励人说话的。治理好意识形态有相当的难度，重要的是让整个社会尽量达成共识，而不是在中间制造分裂。另外，意识形态又要解释现实，因此必须大力推进理论创新。我认为，要管好意识形态，很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导（凤凰网，2014年11月11日）20. 许耀桐：不能简单地对党政“一把手”分权、限权由于党政“一把手”权力过大，全国不少地方纷纷出台了条例规定，对“一把手”的权力进行分权、限权。这些都是对的、好的。对的和好的就在于，权力归位了，回到正确的位置上。但是，仅仅在党政“一把手”权力的分权、限权上做文章，还是很不够的。决策
11、权的问题通过对“一把手”的分权、限权是解决了，那么，还要同时解决执行权的问题，归根到底，要有人做事情的，必须落实分工负责。更重要的，还有监督权的问题，必须解决长期以来监督乏力的老毛病。改革应该是配套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6期）21. 李慎明：国际金融危机孕育着社会主义的复兴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典型的全球性的产品生产相对过剩、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危机。当前仍未见底的国际金融危机根源究竟是什么，各种观点都在解读，但只有马克思所揭示的最为本质和最为深刻。目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推迟多年、推迟多次不得不爆发的危机，
12、这些被推迟的巨大的破坏性能量，远未被释放出来。世界左翼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复兴植根于全世界内财富占有与收入分配急遽两极分化的丰厚经济沃土。辉煌与苦难相伴。当今仍未见底的国际金融危机愈是深化，人们便愈是觉醒，社会主义便愈是复兴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环球网，2014年10月13日）22. 郑必坚：邓小平打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新战略道路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产生，最根本的还是面对中国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这两个大局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大变动，邓小平经历了艰难战斗、进行了深刻反思。在这里，没有什么一帆风顺，没有什么轻而易举，更没有什么一蹴而就。邓小平的一生是辉煌的，
13、而其中最辉煌的一段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为起点的最后20年。在这20年中，他为党和人民作出了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拨乱反正，领导全党正确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同时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二是改革开放，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成功打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战略道路，并在这个伟大进程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人民日报，2014年8月21日）23. 公方彬：转型中国必须赋予最高决策者更大权力法治不仅是削权和分权，还应当包括授权和赋权，只有科学分配权力，才能走在民主法治的正确道路上。权力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而是社会影响力和组
14、织力。权力不存在有无，只存在分配和运行科学与否。科学的制度就是规范和有效使用权力。国家制度采取分权制衡，还是集权或适度集权，取决于人文生态与特定阶段、特定集团或社会对某种权力模式的适用度。基于文化传统形成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及其制度原因，满足现代民主承载能力，中国民众需要进行至少一代人的训练，并且是以更大的推行力度为前提。由于转型期较为漫长，同时矛盾尖锐，问题复杂，没有超强的驾驭力和引导力，很难实现有效和平稳转型。所以，当下中国要求“新设计师”编织好约束权力的笼子，就必须赋予其编织笼子的实力，保证将政治优势化为组织优势。国防大学教授，（上海经济，2014年第12期）24. 李君如：建构中国的国
15、际话语体系须处理好五大关系要建构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必须处理好五大关系。第一，处理好中国话语与世界认同的关系。不要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而要让人了解中国、谈论中国、认同中国，要增强文化软实力。第二，处理好中国故事与中国问题的关系。从讲中国故事开始，让更多的人听明白，听进去。第三，处理好中国历史与中国人世界观的关系。讲中国故事必定会谈及中国历史，建构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要努力开掘中国历史这座富矿。第四，处理好中国文化和文明对话的关系。弘扬中华民族独具魅力的文化，同时要知道各国文化是有差异的，我们要向世界讲明白，建构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不是搞“文明冲突”，而是要促进文明对话。第五，处理好中国语言和外
16、文翻译的关系。这是技术性问题，但在建构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中非常重要，不容忽视。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中国新闻网，2014年12月28日）25. 汪玉凯：基层干部薪酬适度上涨势在必行，但绝不是“齐步走”未来我国仍需加强对公务员薪酬制度的完善和法律保障工作，通过法律途径保障公务员薪酬合理的调整，构建公务员薪酬调整的长效机制。其次，对于公务员队伍当中哪些人最应该涨工资，哪些人暂时不涨，这取决于我们公务员考核的机制，由这一机制所产生的结果来决定到底哪些人的薪酬该上升。可以明确的是，公务员工资上涨绝不是“齐步走”，吃大锅饭。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人民网，2014年11月20日）26. 韩震：民主是一种妥协真正的民主模式应该让社会各种力量进行协商，以便达成利益的妥协和平衡，而不是进行零和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