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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都赋撰年疑案新断_历史学论文 谁是谁非，暂且勿论。我们先排列出尽可能多的原始材料，必要时以按语略加相关说明。材料一，晋书左思传曰：“造齐都赋，一年乃成。复欲赋三都，会妹芬入宫，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及赋成，时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谢班、张，恐以人废言，安定皇甫谧有高誉，思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而序之曰：观中古已来，为赋者多矣。相如子虚，擅名于前；陈留卫权又为思赋作略解，序曰：余观三都之赋，言不苟华，必经典要，品物殊类，禀之图籍，辞义瑰玮，良可贵也。有晋徵士故太子中
2、庶子安定皇甫谧，西州之逸士，枕籍乐道，高尚其事，览斯文而慷慨，为之都序；中书著作郎安平张载、中书郎济南刘逵并以经学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悦玩，为之训诂。其山川土域、草木鸟兽、奇怪珍异，佥皆研精所由，纷散其义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藉二子之遗忘，又为之略解。只增繁重，览者阙焉。自是之后，盛重于时。文多不载。司空张华见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及思赋出，机绝叹伏，以为不能加也，遂辍笔焉。”（注：晋书左思传，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
3、海书店，1986年，第2册，总第1522页。）按，关于左思创作三都赋的情况，上引唐修晋书本传记载最为完整、详细。左思产生这一创作欲望的时候，正当其妹入宫。构思结撰十年，其间担任了秘书郎，访问过张载。赋成以后请皇甫谧为序。其后，张载、刘逵、卫权等分别为作注解，加之张华赞叹不已，于是都下竞相传写，洛阳一时纸贵，以至于使陆机为之绝倒。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正史人物传不惜篇幅，详叙一篇作品产生的始末，包括创作欲望、命题构思、资料准备、设计谋求创作的环境与条件、访问专家、冥思苦吟情形、赋成求序细节、学者专家的热情，以及读者的轰动效应和文坛上的巨大影响等等，如此泼墨如云地交代来龙去脉和戏剧性情节，确实不多见。
4、然而左思荣幸非常。太康“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只有左思事迹入于晋书之文苑传。材料二，世说新语文学曰：“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思意不惬。后示张公。张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思乃询求于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叙。于是先相非贰者，莫不敛衽赞述焉。”（注：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246-247页。）按，这里提到的两个人物值得注意。一是皇甫谧，一是张华。皇甫谧卒于太康三年(282)，时年六十八岁，晋书有传。他的著作很多，本传谓“谧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又据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卷四著录，皇甫谧撰有南都赋注。以此可以看出，皇甫谧也热衷于诗赋
5、创作，尤其对“京都”题材的赋作感兴趣，那么，左思三都赋撰成以后向他求序，原是在情理之中的。张华(232-300)在平东吴、建殊勋以后不久，受到自以大族出身为荣的荀勖的忌恨离间。于是，“（太康）三年春正月甲午，以尚书张华都督幽州诸军事”（注：晋书武帝纪，见二十五史，第2册，总第1256页。）。正月甲午日即正月十八日。张华虽然功著，但当时朝中实际地位不算很高，尤其在受武帝冷落的时候。皇甫谧确实是个大名士，武帝尝借与他两车之书，而他一生却是自甘寒素，数辟不就，数征不起。如果说史载之事，即左思赋成后示之张华，而张华建议左思询求高名之士如皇甫谧者之事属实，那么在时间上看，这只能是太康三年(282)正月十
6、八日以前的事。 材料三，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左思别传曰：“思字太冲，及长，博览名文，遍阅百家。司空张华辟为祭酒，贾谧举为秘书郎。谧诛，归乡里，专思著述。齐王请为记室参军，不起。时为三都赋未成也。后数年疾终。其三都赋改定，至终乃上（止）。初，作蜀都赋云：金马电发于高冈，碧鸡振翼而云披。鬼弹飞丸以，火井腾光以赫曦。今无鬼弹，故其赋往往不同。思为人无吏干而有文才，又颇以椒房自矜，故齐人不重也。”思别传又曰：“思造张载，问岷、蜀事，交接亦疏。皇甫谧西州高士，挚仲治宿儒知名，非思伦匹。刘渊林、卫伯舆并蚤终，皆不为思赋序注也。凡诸注解，皆思自为，欲重其文，故假时人名姓也。”（注：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
7、，1983年，246-247页。） 这一材料，一是涉及到三都赋撰成与改定，二是涉及到三都赋序注到底谁人所为。今查文选三都赋蜀都赋，其有句曰：“金马骋光而绝景，碧鸡忽而曜仪。火井沈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注：文选卷四，中华书局，1977年，75页。）此四句文字与上引左思别传所载相较，显见有所改易。又，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四引张骘文士传所引蜀都赋文字，与左思别传相较亦有改易。可见，三都赋被竞相传抄流播者非只一种版本，应有初稿、再稿、三稿等等。所谓当“齐王请为记室参军”，“时为三都赋未成也”云云，应是从定稿的角度而言。其三都赋改定，至终乃止。撰成与改定，无疑是两回事，但一旦遇见死抠字眼的人，那道
8、理未必于他能讲得通。而如果此君既死抠，又为了成见或是宿怨，那非把大家抠糊涂不行。左思别传之作者究竟何许人，今不可考知。其乃“不重”左思之“齐人”乎？抑亦“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而令“思意不惬”之人乎？未可知也。沈玉成先生尝谓此君“厚诬古人，迹近今日之所谓人身攻击”（注：沈玉成：张华年谱、陆平原年谱中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1992年3期。）。此言得之。再说第二个问题。因为三都赋序注问题，左思别传中又提及张载、挚虞、卫权、刘逵诸人。张载前后三为著作郎，第一次在咸宁年间，第二次在太康年间，第三次在惠帝末、怀帝初。左思移居洛阳以后，一面构思三都赋，一面兼做秘书郎工作。此间张载因受知于傅玄，而起家佐著
9、作郎，这就是说，咸宁以后，左思与张载已是在朝僚友。并且，左思与张载还有一共同之处，即：貌陋至丑。这在世说新语中有所描述。当时潘岳与夏侯湛则因“美容止”被誉为“连璧”，出则同游，洛阳女子萦手于道，投以花果。而左思、张载出游，洛道老妪唾之，顽童掷之。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左思与张载的共同语当更多一些。再一点，张载之父张牧在太康时期及以前，在蜀中任职十数年，为蜀郡太守、益州刺史、西夷校尉等职，关于张载“随父入蜀”，“随父在蜀”，“至蜀省父”，累见述于史传。所以张载旅蜀经历非止一次，其较早“随父入蜀”，“随父在蜀”大约在咸宁后与太康初之前，甚至有比这个时间更早的可能。这就是说，太康三年以前，左思完全
10、可以访岷、邛之事于张载。左思自泰始八年(272)移居京都，到永兴元年(304)举家适冀州，久居洛阳长达三十余年。惠帝永熙元年(290)，陇西王司马泰代石鉴为司空，左思为司空祭酒。张载太康中第二次为著作郎后，此时为太子中舍人，不久，迁乐安相、弘农太守。那么，太康初左思赋成之后，至张载出任地方之前，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张载为同僚两度的老朋友注三都赋，尤其为注其中之蜀都赋，那简直再合情合理不过了。左思别传作者谓张载与左思“交接亦疏”，所言已完全失实。 挚虞是皇甫谧门生之一，在他今存作品中，赋这一体裁占了绝大多数。他对文章体裁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工作，不仅编有文章流别集，且著有文章流别论。据左思别传作
11、者语气来逆向推测，挚虞亦曾序注左思三都赋，只是其赋注今已不存。显然，序注大赋，属皇甫门派之学。挚虞研究文章流别，是对其门派之学的合于逻辑的发展与发扬光大。刘逵字渊林，济南人，元康中为尚书郎。永康年赵王伦执政期间，刘逵先后任黄门侍郎、侍中等职，但他对司马伦的态度，大约也像陆机等人一样，阳奉阴违。据晋书赵王伦传：“或谓（孙）秀曰：散骑常侍杨准、黄门侍郎刘逵欲奉梁王肜以诛伦。会有星变，乃徙肜为丞相，居司徒府，转准、逵为外官。”又据晋书傅祗传：“及（赵王）伦败，齐王收侍中刘逵、常侍驺捷、杜育、黄门郎陆机、右丞周导、王尊等付廷尉。”从后来处理结果看，刘逵也没有参与赵王伦篡位禅文的撰制。依刘逵仕履推测，至
12、少在元康年间他与左思是同僚关系。卫权三都赋略解序曰：“中书著作郎安平张载、中书郎济南刘逵，并以经学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悦玩，为之训诂。”张载再任著作郎与刘逵为中书郎，或许同时，皆在太康中，故相与为左思三都赋作注。卫权，字伯舆，陈留襄邑人，魏司徒卫臻之孙、晋武帝卫贵妃兄之子，曾任怀县令。元康初，汝南王亮辅政时，卫权被擢为尚书郎，而此时左思被陇西王泰辟为祭酒。即此可以看出，卫权与左思，既同为皇家外戚，又同在朝堂互为僚友，那么，卫权注解左思三都赋显然也在情理之中。据三国志魏书卫臻传裴松之注语：“（卫）权作左思吴都赋叙及注。叙粗有文辞，至于为注，了无所发明，直为尘秽纸墨，不合传写也。”无论叙文辞如何，
13、也无论注有否发明，总之，卫权撰有三都赋略解序，此为事实，此为左思别传的又一个有力反证。根据卫权三都赋略解序所述内容以及卫权和左思的仕历，又可以看出，先有皇甫序，继有张载与刘逵注，而后有卫权略解及序。卫权三都赋略解序极有可能撰于元康初年其与左思为僚友之时。由以上辨析已不难看出，左思别传在叙事论人方面大有问题，绝非信史。所以严可均指出：“别传失实，晋书所弃今皇甫序、刘注在文选，刘序、卫序在晋书，皆非苟作别传道听途说，无足为凭。晋书汇十八家旧书，兼取小说，独弃别传不采，斯史识也。”（注：全晋文卷一百四十六左思别传严可均注评，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3册，2302页。）材料
14、四，王隐晋书曰：“左思专思三都赋，杜绝人流之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注：初学记卷十二，太平御览卷二百三十三引，见九家旧晋书辑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280页。）按，唐六典十引晋书曰：“左太冲为三都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中。”此晋书是臧荣绪晋书呢，还是别一晋书呢？不得而知。不过，“秘书郎”也好，“秘书郎中”也好，尽管说法有些差异，但左思构思与撰作三都赋期间，曾申请任职于皇家图书馆，此亦为史实。并且，从臧荣绪晋书有关记载看，左思当时心想事成，实现了这一愿望。材料五，王隐晋书曰：“左思少好经术，尝习钟、胡书不成。学琴又不成。貌丑口呐，甚有大才。博览诸经，遍通子史。于时天下三分
15、，各相夸竞。当思之时，吴国为晋所平，思乃赋此三都，以极眩曜。其蜀事访于张载，吴事访于陆机，后乃成之。”（注：文选集注卷八引，转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248页。）按，这里所叙内容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晋灭吴之时，三都赋尚未撰成。其二，左思访吴事于陆机，时间应是太康元年、二年陆机被俘在洛之际。“后乃成之”，这是最有说服力的关键一句，万万不可忽略。正由于左思初访吴事于陆机时，三都赋尚未撰成，陆机在与弟云书中才有“伧父”之讥，谓待其成以覆酒瓮。当然，左思后来修改三都赋的长期过程中，仍然存在再访吴事于陆机的许多机会。 材料六，臧荣绪晋书曰：“（左思）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稔。门庭藩溷，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疏之。征为秘书。赋成，张华见而咨嗟。都邑豪贵，竞相传写。”（注：文选卷四三都赋序李善注引，中华书局，1977年，74页。）按，臧荣绪所叙有一点须注意，即左思“构思十稔”期间被“征为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