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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析三国演义版本传世四川广安花桥中学校兰新华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其流传与存世、传木与原作，相当一部分作品在有 心人眼中都存在着疑虑和争论，三国演义就属这样。一、残叶的时代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木？一一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 残叶。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木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 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木的残叶。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 靖八年。这就有了三种
2、可能性。可能性一：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 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之后的人。可能性二：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 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可能性二实际上派牛于可能性一。可能性三：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保持着原先的面貌。因此， 残叶必然出于嘉靖元年至八年之间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甚或是嘉靖元年 之前的某个刊木。最早发现残叶的沈津认为，残叶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魏安的看法和 沈津略有不同。她一方面指出，残叶“虽然仅存五百余字，但从版式及字体来看， 好像出于一个很早的刊木，其刊行年代很有可能是早于任何现存版木”；另一方 面，她又说
3、，“三国演义到嘉靖元年才有刊本问世，残叶大概是出于一个嘉靖 间的刊本，可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或其直接子孙本”。关于残叶的刊行年代，我基木上同意沈津的判断。魏安还说，残叶“或许就是刘若愚所记录的经厂木”，“我认为上海残叶 可能就是司礼监刊木的残叶”。张宗伟也说，“我同意魏安的推测：上海残叶所出 的版木可能就是刘若愚记录的经厂木。”二、残叶与嘉靖壬午木在嘉靖壬午木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三第九节。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嘉靖 壬午木为每半叶九行,每行字。这个差异是相当明显的。残叶有句读，嘉靖壬午木也有句读。但是，二者的句读不同。一共五个句读号。“
4、上岭”二字之后是个读号，位于“岭”字和“却” 字的中间。其他四个是句号，都在该字的右下侧。而嘉靖壬午本只有三个句号, 没有读号：二者句读的不同，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木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 了札当然，不能排除一种例外的情况：子木在抄录、翻刻母木的时候，文 字没有改动，句读却作了调整。残叶和嘉靖壬午木，不但行款不同，句读不同，文字也有不同。文字的不同，同样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木，也不是嘉靖 壬午木的子木。三、残叶与周曰校刊本以上说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木的比较。周曰校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同属于一个版木系统。周曰校刊本和残叶之 间有没有母木或子木的关系呢？周曰校刊木现存三种：甲本、乙木和丙
5、木。甲本是个残木，没有残叶 那一节；丙本文字基本上和乙本相同，一一姑且不论。仅以周曰校刊本乙本与残 叶作比较如下：在周曰校刊木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九节。残叶和周曰校刊木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 而周曰校刊木甲木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乙本、丙本为每半叶十三行， 每行二十六字。文字虽有出入，毕竟是细微的。这不妨碍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 刊木属于同一个版木系统。四、残叶与叶逢春刊本试再比勘残叶和叶逢春刊木的文字。叶逢春刊木和嘉靖壬午木、周曰校刊木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版木 系统。因此，残叶和叶逢春刊本文字歧异的程度，要远远地大于嘉靖壬午本、周曰 校刊本。在
6、叶逢春刊木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五节。五、残叶与余彖斗刊木余象斗刊木，甲木封面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桂云馆余文 台新绣”，并有余象斗识语；卷首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 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版心题“三国”、“三国志传”。书末有木记：“万历 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乙本卷首题“新刊京木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 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版心题“全像三国评林”。和叶逢春刊本 都属于闽刊木的行列。余象斗刊木的修订和出版都在叶逢春刊木之后。因此，它和残叶的关 系比叶逢春刊木更为疏远。这从下列两个独异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因此，存在着下述两
7、种可能性一一可能性一：余象斗刊本的底木是叶逢春刊本。它沿袭了底木的“交” 字和“无处寻”三字，而把“每”臆改为“没”。可能性二：余象斗刊本的底木是残叶。无处寻”三字和叶逢春刊本相 同，只是偶合。它重新组合了残叶的“没寻处”三字，又在其间添上了一个“无” 字。但从总体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极小。六、“十二”与“十三”之谜在对残叶和嘉靖壬午木、周曰校刊木、叶逢春刊木、余象斗刊木的文 字作比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残叶“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嘉靖壬午木作“这厮有十三从人”，叶逢 春刊木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余象斗刊木亦作“适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 木则同于残叶。在它们之中，有“十二”和“十三”
8、的异。因此，遂有可能产生 两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 五人，再加上士卒七人以及孙策木人，一共十三人。第二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 五人，再加上士卒八人，一共十三人，并不包括孙策在内。残叶的“二”和嘉靖壬午本的“三”，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的改 动都是在木版上进行的。相异的是，残叶把“三”改成了 “二”，嘉靖壬午木则 把“二”改成了 “三”，正好相反。不难看出，残叶原文持第二种理解，改文持第一种理解；嘉靖壬午本 原文持第一种理解，改文持第二种理解。若问：“十二”正确，还是“十三”正确？ “十二”和“十三”，哪一
9、个符合书中叙述的实际？这就要从上下文的叙述来判断了。因此，“十二从人”是正确的，“十三从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第 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是错误的。七、残叶的启示 残叶的出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残叶被用作陶渊明集的前后衬叶，这个事实反映了，在当时某些 人的心目中，和正统的诗文集比较起来，三国志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并不受 到真正的重视，它们显然被认为是所谓的闲书，只有阅读的价值，而没有保存的 价值。这个事实还反映了，在当时，三国志演义是一种易得的印刷物。它被 大量地印制，适应着市场的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畅销书。和 它相比，陶渊明集之类的书籍的需求量要小得多，印数要少
10、得多。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更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通俗小说创作 和出版的“空白”，祛除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伟大作品在人们心目 中产牛于明代中叶的疑惑。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人。 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生前却没有出版的机会。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的作 品方才得以公开出版。为什么作者生活于明初，他们的作品却迟至明中叶方有刊 木问世？为什么作者牛活的年代和作品出版的年代相隔得这么的遥远？其间，只 有手抄木流传，还是印刷业普遍不发达？明代，在嘉靖元年之前，到底有没有三 国志演义、水浒传或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品创作和出版？这，一度成为困扰在 当代学者们心头的谜团。一部分学者对此一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举出的书中的个别的 证据，用以证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 否认它们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不妨称之为“明中叶说”。也有很多学者维护传统的见解，坚持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 分别出于元末明初伟大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的笔下。这可以叫做“元末明初说”。 但是这些学者又苦于一时举不出具体的、坚硬的证据。因为残叶有两个。除了三国志演义残叶之外，还存在着水浒传残叶。两个残叶的存在无疑成为“明中叶说”不得不面对的反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