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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黄宗羲的文统观文统观在儒家学者那里往往是道统、学统思想在文学领域的延伸和继续。黄宗羲在宋明儒学史的视野中，确立起王阳明心学的正统地位，并自任这一学统的继承者。基于此，在文学领域颇具才情和开拓精神的黄宗羲以浙东甬上一地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复续文章之统的实践活动。既有的学者立场和正统观念，使得黄宗羲在文统问题的表述上，更多地以儒学的思想价值为主导文学发展的历史和作品的审美价值相应地不免有所屈就和回避。张敏杰（1976）,男，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思想史。（北京100089）在清初一系列的讲学活动中，众弟子眼中的黄宗羲，“上穷六经之源，下泛百氏之海？二十一史之林，
2、旁猎方技诸家之圃”1（卷3）o这样一位治学精深的大儒使得后起的士子们在治学乃至诗文撰述上有所依凭和折衷。与文统相关的论题、话语在黄宗羲那里表述得颇为集中，同时在黄宗羲的门生弟子中间亦有积极的回应。在清初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黄宗羲的文统观念，对探讨黄宗羲的文学思想显得至为重要。黄宗羲在清初可以称得上归庄所谓的“积而为道德，蕴而为经术，发而为文章”2（卷5）的人物。黄宗羲本人擅长诗文撰述，同时他对众弟子的诗文创作也有殷切的期许，希望他们能在时风众势当中别开生面，改变浙东一地衰败的学风文风。自康熙六年起，黄宗羲在浙东甬上一地开展一系列的讲学活动。自讲授的内容来看，除儒家心性学一一主要是其师刘宗周的
3、“慎独”、诚意”之学外，就是经史百家，旁及天文、地理、算术以至测量推步之学。同时，引导甬上诸弟子“共与文章之事”，致力于浙东一地的“斯文蔚起”，也可列为黄宗羲的讲学主旨。众弟子中间纷纷以“五经季兴”、“复续文章之统”相鞭策勉励，师生间在文学思想观念的大格局上形成一种难得的良性互动。1（续卷3）黄宗羲极为推重李邺嗣的文章，并希望他能担当起振兴浙东文统的重任：今日古文，其学将绝，方藉杲堂（李邺嗣，号杲堂）之力，使诸贤或左或右，则斯文之统自在浙东。今杲堂年才五十，从此主盟吾道数十年为银公元夫，夫文章之道，其有不兴起者乎?3（上册,P676-677）但在李邺嗣看来，“今日浙东古文，自当推梨”1洲第卷3
4、）o黄宗羲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得到众弟子的认可和推崇。正如陈之问在给黄宗羲的寿序文中称许的那样：“学在天地，有宗有翼，宗之者一人，翼之者数十人，所谓后先疏附也。”3（上册,P600）黄宗羲就是所谓的“宗”，众弟子即所谓的“翼”。师生之间的劝勉、鼓励和推重，说明在甬上讲学中实际存在一个由黄宗羲领导的复兴文章之道的实践活动。其实早在明末，黄宗羲致力于举业之时，曾对浙东一地的文章作品加以择选：“戊寅（崇祯十一年）、己卯（崇祯十二年）之际，余与越中知名士数十人，事子刘子于讲舍，退而为东浙文统之选。”3（上册，P3）此时的黄宗羲一方面追随刘宗周研习性命之学，一方面进行“东浙文统之选”，与明末的年轻士子一样以
5、文章名节自命。此时的黄宗羲正“心力旁溢”3（下册,P404）,还没有专心致力于研习学术。这些文事活动不脱晚明文士结社标榜的习气，内容不出场屋时文。这一时期所谓的“文统”，与明清易代之后在新朝之下进行的承续文章之统的活动，在思想内涵上显然有所不同。鼎革易代的政治现实，天崩地解的思想氛围使得士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了质的改变，有识之士不再沉湎于昔日的科场文事活动，治学取向开始重新定位。此时的黄宗羲，教导士子认识到场屋之外复有大事可为，应当冲破世俗羁绊，在问学过程中做到“淳之为道德，流之为文章，溥之为事业”3（上册，P399）o诗文撰述不是一再遭到贬斥的玩物丧志，而是儒者的分内之事。黄宗羲倡导的复续文
6、章之统，首先有鲜明的地域认同，并以之为基础进行建设。在黄宗羲及其弟子论述文统的话语中东”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关键语汇。浙东这一地理地域概念较宽泛有时虽不以“浙东”或“浙河以东”出现，但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涵，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例如黄宗羲曾就自己的家乡余姚而提出过余姚的文章之统：吾姚文章之统，代不乏人。隋唐以上，归之虞氏；有宋则孙季和、高九万为杰出；元末明初，作者林立，郑彝、方九思之徒，集皆不传,其最著者为岑静能、宋无逸，虽有集亦皆残缺失次。寥寥百年，木斋、阳明起衰，而同时声应气求者，则有冯雪湖、倪小野先生；又寥寥百年，则有孙文融、叶六桐嗣其传。吾姚称文章渊薮其可考见者亦仅如此。然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7、岑、宋、谢、冯之后，未闻有以文章显者。而阳明三世而绝，文融无子，六桐孙曾零落。3（下册,P531-532）余姚位于浙东地区，文章统绪虽然代不乏人，号称文章渊薮，“其可考见者亦仅如此。家乡文学的兴衰、文章之士的荣枯让黄宗羲不禁惋惜近世人才不济文风不振，由此，有必要在新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接续前贤留下来的文章统绪。其次，黄宗羲在浙东一地开展的复续文章之统的实践活动有独特的思想底蕴一一具体而言就是以王阳明、刘宗周一系的心学思想为基本立场。浙东甬上诸子在学术上基本上都以黄宗羲为直接师承，上溯至刘宗周、王阳明。同时，这一文学领域的实践活动与黄宗羲开创的研经读史的新学风，尤其是经学经术研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明
8、代余寅、屠隆的就文论文的主张在浙东甬上一地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经过黄宗羲近20年的引导，“甬上诸君子皆原本经术出为文章，彬彬然有作者之风者不下六七人，余、屠云雾，忽焉开霁”3（上册,P3）。这里的“原本经术”是对前朝游谈心性、束书不观的学风的拨正，但又不是传统宗经思想的简单重复，而是具有黄宗羲学术思想的鲜明特质。其中最关键的是在穷经过程中做到深思自得。由此，黄宗羲突出强调文学主体自得于心的修为过程近年以来，浙东风气一大变，略举如郑禹梅、万贞?a俟、一、陆姜友棠、周弘济、裘殷玉、谢莘野诸子，要四人才皆称心所出掩。”3（上册,P97）虽说是主张承续，瑕瑜不文章之统，但文学形式和审美趣味等问题在黄宗羲
9、那里却是次要的，主体的心性情感、道德意蕴的自由发抒则是第一位的。这是黄宗羲作为一名儒家学者在文学思想领域中的基本立场。既然是对文章之统的复兴和承续，那么前朝文统是怎样一个发展脉络呢？它的特质是什么呢？如何做才能使复续文章之统成为一种可能呢？黄宗羲自言曾阅读宋元文集数百家，总结经验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承学统者，未有不善于文，彼文之行远者，未有不本于学。”黄宗羲分别从儒学家和文章家的角度加以论述夫考亭、象山、伯恭、鹤山、西山、勉斋、鲁斋、仁山、静修、草庐，非所谓承学统者耶？以文而论之，则皆有史汉之精神，包举其内。其他欧、苏以下，王介甫、刘贡父之经义，陈同甫之事功，陈君举、唐说斋之典制，其文如江河，
10、大小毕举，皆学海之川流也。其所谓文章家者，宋初之盛，柳仲途、穆伯修、苏子美、尹师鲁、石守道渊源最远，非泛然成家者也。苏门之盛，凌厉见于笔墨者，皆经术之波澜也。晚宋二派，江左为叶水心，江右为刘须溪。宗叶者，以秀峻为揣摩；宗刘者，以清梗为句读：莫非微言大义之散殊。元文之盛者，北则姚牧庵、虞道园，盖得乎江、汉之传；南则黄?b卿、柳道传、吴礼部，盖出伦华之窟。由此而言，则承学统者,未有不善于文，彼文之行远者，未有不本于学，明矣。3（上册,P59）王阳明和刘宗周在明代儒学发展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这里尤其需要我们关注的是黄宗羲的追问：“周程其元也，朱陆其亨也，姚江其利也，葭山其贞也，孰为贞下之元乎？”儒家
11、圣学宗传发展至清初，谁可以继往开来呢？答案不言而喻，黄宗羲颇有自任之意。黄宗羲及其门弟子没有掩饰王学之偏，回避王学末流之弊。他们希望通过刘宗周的葭山之学来补王学之偏，救王学末流之弊：“若葭山之学，则以慎独为本，以困学为准的，而尽验诸躬行，有以补阳明子之偏，其于千古宗传一脉相系，若是之重也。”续卷3）由此，刘宗周在黄宗羲梳理的儒学千古宗传的脉络上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刘宗周在明朝败亡之际以身殉节，门生弟子多归忠节，“海内遂无知其学者（上册，P626）。黄宗羲认为刘宗周之学虽然没有大行天下，但彰显的精神价值、思想品格却可超越盛极一时的王阳明之学。而作为刘宗周的登堂入室的弟子，黄宗羲以倡明刘宗周的葭
12、山之学为己任，他已经把自己融入儒学正统发展的线索脉络之中。周敦颐、二程为元，朱熹、陆九渊为亨，王阳明为利，刘酸山为贞，接下来“贞下起元”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在黄宗羲的诸多表述中，我们不难感受到黄宗羲对儒家学统贞下起元的担当。黄宗羲一方面以王学正统自居，冀望天下世人皆学阳明之学，以阳明之志为志；一方面以葭山之学揭桀的“慎独”、“诚意”来修正王学，并致力于在新朝之下开创新学风。在黄宗羲看来，儒者之学应当经天纬地，大凡今天所谓的学、政治、历史、经济、军事，以及自然科学等都应是士子所当为的：“古今事物，错落高下，不以涯量，帝王之所经营，圣贤之所授受，下而缘情绮靡之功，俱属吾人分内。”3（上册，
13、P399）诗文撰述不再是遭到贬斥的玩物丧志，而是儒者的分内之事。黄宗羲力求整合“文苑”、“儒林”、“文章”、“经术”四者，“复之而为一”3（上册,P646），但心性和词章之间的紧张关系从更深层来讲，即儒家传统中道与经或者说学统与文统之间的张力，依然贯穿在黄宗羲的论述当中。自儒家学者的立场出发，黄宗羲为彰显“学”之于“文”的重要性，甚至提出“不以文为学，而后其文始至”的主张：余尝谓文非学者所务，学者固未有不能文者。今见其脱略门面，与欧、曾、史、汉不相似，便谓之不文，此正不可与于斯文者也。?e溪、洛下、紫阳、象山、江门、姚江诸君子之文，方可与欧、曾、史、汉并垂天壤耳。盖不以文为学，而后其文始至焉。
14、当何、李为词章之学，姚江与之更唱迭和，既而弃去。何、李而下,叹惜其不成，即知之者亦谓其不欲以文人自命耳。岂知姚江之深于为文者乎？使其逐何、李而学，充其所至，不过如何、李之文而止。今姚江之文果何如，岂何、李之所敢望耶？3（上册,P28）王阳明的德行、功业、学问和文章在黄宗羲及其弟子中间有崇高的地位。王阳明“不以文人自命”，但又是“深于为文”的其作品的价值远远超过文章之士。但按黄宗羲在明文案序文的叙述，王阳明所在的时期并没有被列入明代文章的“三盛”之中。所谓的“三盛”，指的是明初、嘉靖和崇祯。王阳明的那些“醇正”之文，在明代文章正宗的历史线索中虽可以称得上掩绝前作”，但与“讲究不遗余力”的嘉靖时期
15、的文章还是有一定的差距。3（上册，P18）刘宗周品行高峻，卓绝伦表，最终绝食殉国。他的文章却并不为世人称道，作品充其量只能如李慈铭所认为的那样，属于“有德者必有言”一类的文字。由此来看，黄宗羲所论定的学统和文统的关系，在付诸文学历史进行考察时，契合度并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以经学经术、心性修养乃至道德信念来统合文学审美、文辞形式和意境意味，这是儒家学者在论述文学问题时所致力的大方向。但这在逻辑上缺少过渡的环节，必然会在文学实践活动中遇到麻烦和困难。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学统中人如朱熹、王阳明的文章和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家的作品都有不朽的历史价值，但内在的根据却是不同的。正如清代四库馆臣所总结的那样：“道学之儒与文章之士，各明一义，固不可得而强同也。”10（卷187）文章正统出自儒家学统，这是黄宗羲作为儒林中人所希望的正如他在与唐翼修广文论文一诗中所言的那样，“艺苑还从理学求”3（下册，P299）。但古文作品主要因文学形式、审美意味而流传后世，而儒家学者的文章作品受到后人的青睐主要在于其中蕴涵着丰富的哲理思想。这两者之间可以有交叉融合的地方，但总体上还是有质的差异。由此，在黄宗羲的思，文统和想中学统之间存在难以调适的紧张关系。黄宗羲对众弟子的期望并不以“作者”为目标：“杲堂（李邺嗣）之文出，世必有以作者许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