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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闻叙事与意义的构建对“新闻1+1”一则报道的话语符号学分析 2011年3月23日，央视“新闻1+1”播出的题为药家鑫：从撞人到杀人的节目在饱受批评之后，似乎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因该节目的播出遭受舆论广泛批评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教授在此事件过后，也在媒体上对此次节目之所以遭受批评的原因做出了反思。然而这一反思仍然未能触及到问题的核心所在。换句话说，该节目的期待效果和实际效应之间巨大的反差表征的不仅仅是当事人所谓的时间差（李玫瑾教授认为，此节目的制作及播出原本应该是在当日法庭宣判之后，未曾料到节目制作完毕，而法庭却未能最后宣判，节目却必须如期播出，因此引发了一系列不必要
2、的误解），而是有着更为重要的问题暗含其中。此问题一方面因时间差而起，另一方面，却是节目制作过程中话语构成的根本“硬伤”。如若不能意识到后者的严重性，同样的错误极有可能还会再次出现。出于以上考虑，有必要对这一期节目的话语构成及其意义做以分析。一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任何一段话语（文本），无论其时长多少，内容为何，均属“叙事”。而“叙事”的过程及其意义的完成，与叙述者（节目制作者）的立场有着内在的联系。也就是说，叙述者的价值立场决定着叙述内容的价值倾向。如詹姆斯保罗吉( James Paul Gee)在话语分析导论：理论与方法一书中指出的： “叙事是最重要的意义解读手段。人们常常把自己关心并尝试理解或
3、解决的问题编码于叙事之中。”编码的过程，自然是一个编码者将自己的价值倾向融人话语并生成意义的过程。反之，对读者（观众）而言，由语码及其组织（文本）来理解编码者的价值立场，无疑是一种十分正常的意义解读方式。但有时在编码者的立场和读者的解读之间会出现十分重大且难以弥合的意义分歧。造成分歧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读者的“误读”；另一方面，极有可能是编码者在编码过程中未能很好地将自身的价值立场融入文本，使得误解得以产生。对“新闻1+1”在2011年3月23日这一期节目而言，意义“分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先来看看该期节目的基本构成。该节目由开篇的解说词（对案件的描述）和正文（专家对该事件的重要方面进
4、行解释）两部分构成。解说词内容如下：（画面：2011年3月23日上午9:30，药家鑫：一念想到了害怕以后无休止会来找我。）开车撞倒行人，不但不施救，反而六刀刺死伤者。药家鑫撞人杀人案今日开庭。（画面：法庭询问：你因为什么问题被刑事拘留？药家鑫：故意杀人罪。）他中规中矩，他内向平和，他是学钢琴的大学生，（下划线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却为何成为暴力杀手？（被采访者西安音乐学院教师：交通肇事怎么能演变到最后去杀人？大家觉得是特别不可理解）他是谁？为何对生命如此冷漠？为何会如此有恃无恐？（画面：被采访者药家鑫邻居：（药家鑫的父亲）再没有上班。记者：没上班，他自己做生意？被采访者：也没有做。）被害者留下
5、幼儿，行凶者终落法网，两个家庭就这样被普通交通肇事击碎新闻1+1今日关注：药家鑫，从撞人到杀人。对此段文字稍加分析，不难看出，该节目主要关注并力图解决以下问题：药家鑫为何会从撞人者转变成为杀人者。对此问题的回答，又涉及几个子问题：其一，一个中规中矩、内向平和的学钢琴的大学生为何会成为暴力杀手？其二，他是谁？为何对生命如此冷漠？其三，（他是谁？）为何会如此有恃无恐？这三个问题，看似散乱，实际内在联系甚深。前两个问题关注的是药家鑫心理转变的原因，第三个问题关注的则是造成这一转变的外在因素。此三者结合在一起，自然而然地构成对一个人心理转变及其内在外在动因的解释。这一安排，初看之下，并无问题。然而，考
6、察当时舆论的主要关注点，不难发现这几个问题的现实所指。当日，舆论之所以会把同情的目光投向被害人，是与网上对药家家庭状况的说法密切相关。这种说法，大致是将药家鑫与“官二代”“富二代”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在这样一种社会地位的“巨大”反差之下，舆论才十分强烈地把同情给了身处“底层”的被害人。舆论的“叙事”倾向已然十分明显，“新闻1+1”关注这一问题也属正常（或许节目制作者也有回应此问题的初衷）。但接下来节目正文中对该问题的解释，以及此一解释和舆论的基本倾向之间的反差，使得原本“平和”的叙事，不可避免地有了价值倾向。仔细思量开篇解说词中下划线的部分，不难看出，“新闻1+1”节目的制作人，无
7、论有意还是无心，实际上已经较为明显地表明了自己的价值倾向。何以见得？“他中规中矩，他内向平和，他是学钢琴的大学生。”这一对犯罪嫌疑人的描述，已经离舆论所认为的杀人凶手的“形象”相去甚远。再加上对药家家庭情况的“低调”处理，足以完成对此案件强烈的社会反响的“消解”。如果再加上节目正文中的进一步解释， “叙事”已然完成，“倾向”昭然若揭。这样的处理方式，就不能怪观众“误解”了。二有了以上的分析作为基础语境，接下来李玫瑾教授与主持人针对以上问题展开对话的用意及其“立场”，就不能不令人怀疑了。先看她们如何对上文所述的三个子问题进行解释。解说：药家鑫的疯狂让全社会迅速聚焦到这个有些文弱的年轻人身上，而人
8、们惊奇地发现，他是一位来自西安音乐学院的在校大三学生，并且在老师和同学眼中中规中矩、内向平和，从来没有做过违反校规校纪的事。被采访者（西安音乐学院教师）：交通肇事最后怎么能演变得最后就杀人，大家觉得是特别不可理解。在今天的庭审现场药家鑫的辩护律师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中，就包括报纸对药家鑫递交悔过书的报道，上学期间的十三次奖励，被告人校友、同学及邻居为他求情的四份请愿书，请求法庭给被告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法庭询问：你现在怎么认识你自己的行为？药家鑫：我非常后悔，我对不起张妙，对不起她的家人，也对不起我的父母。以上段落，是对药家鑫犯罪前后的表现的说明。这一说明单就表面而言，似乎是和本案关系不大，但考
9、虑到“叙事”的完整性，由以上说明构成的背景来理解犯罪过程，自然很容易使得观众意识到：嫌疑人的犯罪，不过是一念之差，既是一念之差，就不能过分苛责。有了这个说明为基础，再把一念之差的“念”字引向嫌疑人的早年教育，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主持人：您是搞犯罪心理学的，您从目前得到的关于这个孩子的报道，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年轻人？李玫瑾：首先说非常遗憾，我觉得他是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的它本来是一个很轻的事情，为什么却做出了这么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药家鑫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心理的发展过程缺失了很多东西李玫瑾：平时这种家庭心理上的东西给予孩子的东西非常重要。而
10、我们看到药家鑫从小到大父母只是让他练琴，甚至把他关到地下室去让他去练所以人在这种情况下，他有一种被迫的和强制的这种背景，他往往会变得冷漠下来，这种冷漠他可能会练得很好，但是什么都不当回事了。所以我觉得他缺少的是一种心灵上的交流在观念和交流的情感方面我认为他有缺失。主持人：药家鑫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外表很温和，而且是一个平静的孩子，但是在外表平静和温和之下，他的心理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看看他在庭审上是怎么说的。药家鑫：从小到大我生活几乎除了学习以外就是练琴，妈妈陪我练琴李玫瑾教授和主持人将话题引向药家鑫的成长过程，以此作为进一步分析其心理变化的基础。这一理解方式，无疑可以辨识出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基
11、本原则为基础的知识背景，弗氏理论的适用性我们姑且不论。单就话语层面而言，李教授的分析和药家鑫的自我陈述的并置，不可避免地会给受众这样一个印象：李教授此刻正在有目的地对药家鑫的问题进行心理分析（这是该节目制作的初衷，应该也是节目制作人希望达到的效果）。作为犯罪心理学研究专家，李教授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对犯罪嫌疑人所作出的心理分析及其结论，自然而然地秉有“权威性”。问题是正是这种权威性，引发了公众极大的质疑甚或不满，将李教授的分析视作为“为嫌疑人开脱罪名”，称李教授是“著名犯罪漂白专家”也大有人在，以至于公众怒火中烧，纷纷口诛笔伐。这个结果，不惟李教授深感冤屈且百口莫辩，恐怕也是节目制作人始料之所不
12、及。这又是为何？三如前文所述，当李玫瑾教授将药家鑫心理分析的视角引向其童年生活时，在受众看来，她实质是在完成对该案中一个重要问题的焦点的置换，即将药家鑫杀人的行为置换为一个社会问题。因为，一个自幼被迫练琴的孩子童年的“不幸”几乎是人尽皆知的，李教授为了说明这一点，还特意举了郎朗的例子，意在表明：这种童年的“不幸”及其在成年之后的心理影响所引发的问题，不该由“孩子”自己承担，而是应反思的社会问题。这个判断，依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原也没有多大问题。李教授据此作出的断言，似乎也不应引发公众的怒火。然而为何公众不能谅解呢？李教授事后也曾对批评自己的人进行过反批评，理由便是：这是一个寺业的问题，非
13、此专业的人士，不能妄加评论。然而，当公众知晓了李教授曾是轰动一时的马加爵一案的分析专家，并读到李教授对马加爵的心理分析结果之后，怒火更是难以平息。李教授对马加爵的论断是：马加爵的杀人行为“与贫穷无关、与歧视无关，应该对此血案负责的，不是社会而是马加爵本人。”彼时李教授义正词严，为何到了药某这里，非得把个人问题置换成社会问题呢？以马加爵事件为参照，公众自然会得出如下结论：李教授是在为药某开脱。考虑到马加爵家庭的贫困和坊间热议的药家鑫“富二代”、 “官二代”的身份，李教授为后者开脱的原因，明眼人似乎一看便知。事实是否如公众所猜测的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公众从此事读解到并引发热议的，似乎就是这样一
14、种情状。如果说李教授将药某的个人问题置换成社会问题稍稍还能让公众“谅解”的话，李教授接下来对药某为何在看到受害人记自己车牌号而从随身包中（这个细节也十分重要。一个中规中矩、 “外表平静温和的”大学生，为何会随身携带刀具？惜乎李教授此时正陷入自己的专业分析之中，无暇顾及此细节，否则的话，或许结论就大不一样了。）拿出刀具，连捅被害人六刀，其中一刀致命的解释，就实实在在地令公众不能“谅解”了。了解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人此时大概会想起法国作家加缪的名作局外人中莫尔索的经历，莫尔索曾犯过和药家鑫同样的“错误”，但就没后者那么幸运，他向被害人连开四枪的做法，最后成为法庭判决其有罪的重要证供。主持人：李教授给
15、本台记者提供了这样的一个采访清单，其中列出了您关心的问题。我发现您有这么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说问药家鑫，你拔刀去刺向那个年轻的女人的时候，她会有喊叫、乞求、呻吟，那么在这种声音中你共扎她六次，现在回想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心理和心态一您为什么要提这样一个问题？从刚才听了他从小长大的这个过程，您对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解释？李玫瑾：我现在看到这一段，我突然就明白了，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就经常叫“强迫行为”，强迫行为呢就是什么，就是他做的这个动作往往不是他的一种兴趣动作，而是一种机械的他在做。那么这个动作呢往往它会变成一个替代行为，所以我现在突然明白什么了，就是你刚才问我的这个问题也是我要问药家鑫的问题
16、，他拿刀扎向这个女孩的时候，我认为他的动作是在他心里有委屈，在他有痛苦，在他有不甘的时候却被按到钢琴跟前弹琴的一个同样的一个动作。他这个动作实质上是属于一种当我不满的时候，我弹琴本身是来发泄我内心的一种愤怒或者情绪。因此，当他再遇到这么一个不愉快的刺激的时候，他看到一个人被撞伤了，而且她记他的车号，他这个刀的行为实际上类似于砸琴的行为。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教授的这一“解释”是最令公众无法接受也不能容忍的。即便对李教授所谓的“专业”一无所知的人也能判断出此一说法的牵强之处。如果再加上节目中多次谈及的药家“普通”的家庭状况，公众大致是可以重构该节目的“叙事”及其价值倾向了。仅就话语层面而言，该节目的叙事（叙事也是一种解释）可以重构如下：一个普通家庭的外表平和、中规中矩且深受周围人好评的孩子，有着与很多学习钢琴的孩子一样的严厉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