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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母校，我人生的指路明灯忆我的母校陕甘宁边区米脂中学 文/马良骏我的母校是著名的米脂中学。她自1927年4月13日创办以来，即迎着历史的风云，伴随着社会的剧烈变革，艰苦创业，几经波折，兴旺发展，先后为民主革命、抗日战争和新中国的建立输送了大批知识青年、热血志士。在她的怀抱里，成长起了如老一辈革命家刘澜涛、马文瑞、常黎夫、朱敏、尤祥斋；省部级领导左琨、马谦卿、崔国荃、杨桂山、李森桂；将军高本宗；教育家杜岚、物理学家高锦岳、作家贺抒玉、文艺理论家艾克恩等一大批国家的栋梁之材。母校，在传播新文化、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伟业中作出过重要贡献。我为自己能与这样的学校结缘而倍感骄傲。我是1942年进入米脂中学
2、学习的，那时我才十四五岁。从我的家乡、米脂和横山交界的一个叫玉华山的穷山沟沟里和李森桂等同学来到米中校址坐落在盘龙山上的李自成行宫。与家乡小学那小土窑洞相比，这儿是古松遮天，青石铺地，从山脚到山顶一层层的宫殿式建筑，像一条蛟龙腾空而起。我们就坐在最高层的一间宫殿里，在皇上住过的地方上课，心灵倍感震撼，又充满了自豪。在家乡，只有个别男孩子才能上学。而这里，是陕北惟一、全国也不多的男女同校的学校。我这个来自穷乡僻壤、浑身长虱子的小男孩，竟然也依规矩，和县城里的女生同桌学习，一起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心里充满了好奇。在这里，我大开了眼界。我第一次过上了集体生活；第一次见到了镜子等许多从未见过的新鲜东西；
3、还上了自然课，用显微镜观察精虫的活动，接受了自然科学的启蒙。在这儿虽然生活艰苦，吃的是土豆和小米黑豆钱钱饭，菜也很少，但是我心里充满了自豪和崇高。因为在这里，我接触到了革命和文化，接触到了过去我感到高不可攀的革命人和文化人。我们的校长马济川是著名民主人士，社会声誉极高，毛主席和中央机关在杨家岭所住的窑洞，就是经他做工作，庄园主人自愿把庄园贡献给了革命事业。建国后，他担任了甘肃省的教育厅长。我们的训育主任高云屏，毕业于北京大学，英俊潇洒，风度翩翩，却又平易近人，他不但给我们代英语课，还在课余给我们讲做人的道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早就是一名共产党员，建国后担任了国家计委副主任等要职。我们的班主任吴
4、老师，是马校长去延安千挑万选请来的投奔边区的青年知识分子。他满腔热血，从南方来到山沟沟里参加革命，长相清秀，擅长音乐，给全校代音乐课。令我十分难忘的，是我来校不久，就由吴老师带领，参与了我校学生驱赶反动县长高仲谦的运动。当时米脂属于国共势力交汇地区，国共两党表面合作，暗地较劲，争夺人心。高仲谦笼络一帮狗腿子，搞破坏合作的特务活动，我校师生便开到县政府里，把他请出来，和他开展面对面斗争。他拒不交待问题，吴老师便指挥大家唱起了他用陕北民歌前沟里下雨后沟里晴改编的歌子向他示威：前沟里下雨后沟里晴，如今的世事说不清，特务分子县衙里坐，就是高仲谦这个狗杂种！迫使他不得不交待了问题。后来他看到待不下去，便
5、灰溜溜地不辞而别了。令我难忘的，还有高中部同学们演的现代戏。我也是在这里，第一次看了兄妹开荒、穷人恨、小放牛等现代戏。我记得高中部一个叫杜金玉的女同学，嗓子特别好，人长得也漂亮，后来她进了绥德剧团。我到延安参加工作后，有一次她来延安在广场演出，我没看到人，只听声音，就知道是她来了。就是在母校这样的环境里，我学习了知识，明白了不少革命道理，迅速地成长了起来。在校期间，我还经历了一些不平凡的事。当时边区开展了整风运动，康生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蓄意把运动扩大化，在学生中也开展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这一天，一个十几人的“抢救队”开进了我们学校。都是我们兄弟学校绥德师范的学生，作为被“抢救”成功的“失
6、足者”，披红戴彩，到我们这儿“现身说法”。我们被集中起来听他们作报告，第一个上台的，竟然是我的同乡和小学同班同学张景秀。他当时也是十六七岁，和我一起考了出来，我到了米中，他到了绥师。从他的讲话中，我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名词，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竟然加入了“复兴社”和“三青团”。他们在台上戴着红花，讲自己交待问题过程中的思想斗争，交待前的痛苦和交待后的一身轻松。台下还给他们送了红旗，上面写着诱人的词句：革命阵营里又多了一名红色战友。在他们蛊惑下，我校几名同学很快也交待了“问题”，也很快被戴上了红花，同时又有一些人被威逼利诱一番，从“失足者”转化为“新战友”，被戴上红花，奖给红旗。一时间，十几岁的娃
7、娃，人人自危，都怕自己莫名其妙地成了“失足者”，又莫名其妙地羡慕那些戴红花者的荣耀。没过多长时间，全校不少同学都交待了“问题”，红花红旗满地飞，学校成了一片红海洋。我当时有幸没有成为“失足者”，却被指派去执行特殊的“任务”。那一天，我和我的同桌，一个叫柳青青的女同学，被指派去县政府大院，做被集中在那儿“学习”的农民的思想工作，让他们交待参加了什么反动组织，有过什么破坏行动。这些像我的父兄一样纯朴的农民，也不知是犯了哪一条王法，被集中在这儿受罪。我们也不知该如何“规劝”他们。他们面对我们，说他们只懂得耕地种田，什么团什么会，他们连听也没听过。我和青青相视而笑，连我们也感觉到，这样的运动可笑至极。
8、所幸的是，那一段令人困惑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党中央迅速纠正了整风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被打成特务的师生们都得到了甄别平反，我们才来自wwW.lW5u.coM又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这一次整风运动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从总体上，却给我们学校带来了一种崭新面貌。首先是教学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学以致用，急用先学，从一般性的全日制中学向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的干部学校转化。我们不再学英语、自然等课程，大大加强了政治学习。记得那一次，全校同学到东街小学集中三个月学习，吃住都在学校里边，集中学习了共产党宣言、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矛盾论、实践论等革命理论著作。这一次集中学习，使我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
9、们懂得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亲自尝一尝；我们懂得了什么叫辩证唯物主义：不能搞极左极右，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最凶恶的反动分子。学习，使我们心中充满了革命激情。我们懂得了真理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必胜的道理，知道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当时边区经济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毛主席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学校积极响应，投入了生产自济活动，大搞勤工俭学。我们在学校后山开地种菜，种土豆，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为了更深入、更直接地投入边区大生产运动，我还每周两次往返一百六十里路，去绥德县供销社取回来棉花，交给女同学们纺线线。线纺好，我又送回供销社，按等级收回工
10、费，把这些钱全部交给学校供办学之用。大约是1943年的四五月间，贺龙将军从延安去晋西北开辟抗日根据地，途经米脂，我校师生奉命前去欢送。我们手捧鲜花，列队欢呼。看着贺龙将军骑在马上那伟岸的身影和严峻的脸庞，看着一队队战士朴实的笑脸和严整的军容，我别提有多激动了，心也跟着他们飞到了抗日前线。从那以后，我的心便再也不能平静，一心向往革命，向往早日为革命出一份力。到了1944年，我和同班同学张智、低我们一级的张学民同学一拍即合，决定立即出走，到延安去参加革命。但是又觉十分茫然，不知该去找谁。张智说他有老乡在延安，可以帮忙。于是我们三人便在一天上完课后，不辞而别，踏上了步行去延安的路。到了延安，张智没找
11、着他的老乡，我们一切都没有着落，只好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去找边区民政厅。听了我们的来意，民政厅同志十分热情，说正是用人时候，你们走时不打招呼不对，但是来了就来了，先住下，吃饭。我们先在宝塔山下的招待所住了下来，随即分配了工作。我和张学民分配到边区银来自WwW.lw5u.Com行总行工作。张智因喜好文艺，不愿到银行，便先去了一家纺织厂，后辗转上了鲁迅艺术学院。一切安排好了，我才给母校写了封信，不久便接到班主任吴老师的回信，除了鼓励我们好好工作外，还严厉批评了我们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弹指一挥，这些事情过去近七十年了。这些年来，我一心一意跟党走，不管在什么岗位都尽职尽责。解放战争期间，我在边区银行陇东
12、分行工作时，还遭遇过马步芳的骑兵部队，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牺牲了好几个。我不管走到哪里，都不忘母校给我的教诲，是她，给了我最初的文化启蒙；是她，引导我建立了革命的人生观，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还忘不了我的恩师和同学们。和我一起参加革命的同学，张学民一直在银行系统工作，现已离休；张智在西安市音乐家协会工作，创作过很多音乐作品，不幸已英年早逝；别的同学我参加工作后还偶有接触，但我的同桌、和我一起做社会工作的柳青青同学，自我擅自出走一别，便再也无缘相见，也不知她现在何方，境况如何。但我相信，她，以及其他全体同学，都会像我一样，一辈子为党的事业奋斗，快乐而充实地生活。在此，我向他们送去遥远的祝福。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