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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论文：清代前期对商品流通基础设施的投入问题 经许多学者证明，清代前期的商品流通无论在数量方面，还是在规模上都较以往各朝代有了很大的，为其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对较完善。可是，对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则研究不够。徐建青的研究【1】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还有多方面设施建设没有涉及。一般来说，为商品流通服务的基础设施涵w面十分广泛，本文将探讨为商品流通服务的（路、河、桥、渡船）、交易（集市、货栈、铺房、旅店）、保安（巡船、巡役、航行标志、救生桩、救生船）三方面设施建设的投入问题。一在交通设施建设中，全国主要路、河、桥，由政府投资建设。政府把修建路、河、桥，作为各级官员的职责，顺治元年、雍正三、
2、七、八、十三年、乾隆十五、十六、二十六、二十九、四十一、四十五、五十五年、嘉庆四年，分别下达修理、维护的谕令。【2】( 卷932工部桥道)道光八年重申：“各省要路桥梁，间有损坏者，地方官查勘应修之处，详报督抚奏明修理。”【3】（卷146，道光八年十一月乙巳，P242）由于当时所建道路多为土路，修理起来较容易，各地官员大都能较好地完成。“惟良有司知道路、桥梁，皆王政之大，以时加意，无令病涉，庶有济焉。”【4】( 卷19，津梁) 康熙十四年，黄梅县受到洪水灾害，道路被损坏。知县李成林向黄州府申请修路，获得批准。府下拨银谷，李成林同县丞楼自新“分头督率，惨淡经营，仍捐赀，并设法募助，四阅月，工乃告成
3、。”此役“共雇募人工四万有余，约工价一千二百两有零”。为使官道无坑陷之患，李成林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令民“运沙一斗，给粮一升”，不到一月，百里官道铺沙完毕。李成林得到政府奖励，纪功一次。【5】 河道的疏挖，在道光年间是十分繁重的工程，当时黄河经常泛滥，堵塞运河、淮河，严重了官方漕运，商品流通的运道，以及农业生产。“近年例拨岁修抢修银两外，复有另案工程名目。自道光元年以来，每年约共需银五、六百万余两。昨南河请拨修堤建坝等项工需一百二十九万两。又系另案外所添之另案。而前此高堰石工，以及黄河挑工耗费，又不下一千余万之多。”【3】(卷145，道光八年十月乙未，P226227)各地区的道、河、桥则基本上
4、是民间（包括官员以个人名义的捐助）捐资修建。民间修路的方式多种多样，有“公买义路”；“捐地为往来通衢”；【6】( 卷之10，人物) 或捐廉、捐银修筑，并在道路旁边设有茶亭、路灯等设施。【7】（康熙五十七年七月十三日贵州巡抚黄国材奏，7辑，P390）【8】（卷11，风俗志）以陕西省桥梁为例，雍正时期共修建30座，其中官建只有一座。知县等各类官员修建的有11座，这中间可能包括官员用公款建筑，即政府出资的情况。即使把11座桥梁都算作政府出资，在全部桥梁中也不占多数。而民间投资自建、修建的桥梁占绝大多数。【9】（卷1617，关梁一关梁二）“与明代相比，清代民间捐修的数量明显增多。”“民间捐资恐怕已成为
5、地方交通事业的主要力量。”【1】在各地方志中，普遍反映出这种情况，有的占该地区总数的一半以上。政府规定在各地的河流沿岸设立渡船，“以渡南北往来文报、差使”，史书称为官渡。渡船、渡夫、修船经费由地方政府支付，如有损坏，也由地方政府修补。乾隆“六年，更造一次，由司库给领银一百六十余两。嘉庆十八年，改由阳曲等十县摊捐。”【10】（卷39，工制水利五通省官渡处所）民间捐建的渡船，在一些地方志中称为“义渡”。四川万县“湖滩上义渡，乾隆初年张灿若募设。”“黄连咀、陈家坝、担子坝三处义渡，嘉庆年间陈大方、大中、杨学儒等捐设，历数十年就废。道光年间陈光烈、光党等，倡募置业，三渡复兴。”【11】（卷12，地理志
6、义局）因此官渡、义渡均不收渡钱。江西“至渡钱一项，除向系官渡、义渡不取钱文者仍照旧外，其余民渡，凡内河小港准取钱一文。”【12】（卷1，渡船条规）乾隆八年湖南也规定：“官渡渡夫不许需索钱文、米谷，民渡小船亦不许多勒渡钱。”【13】（卷2，兵律关津，江河渡口无论官渡、民渡，不许冒险多载。凡遇空手过渡，每人止许取钱一文，挑负货物、行李，每人取钱二文，多索从重治罪，刊刻禁约，竖立渡口）对民营渡船，政府限定渡价、载人量，进行管理。从笔者见到的史料看，广东的情况与大部分省不同。广东全省的渡船，都向乘客收钱，政府向渡户收取渡饷。乾隆时详定章程：“各府州县所属地方，设立渡船。征收渡租谷，咨报充饷。如有应设之
7、处，先由该管州县勘明该地方实在情形通详，候奉批准。示召年力壮健，熟识风色、水性之人，承充渡户。一面取具供结，并铺户、渡邻保结。由州县加结申府，转缴藩司详院，饬府给帖开摆。不准一人兼承数支，网收渔利，及霸埠批租，私顶私摆情弊。”【14】（卷3，户例下税饷各省渡饷）有时也让附近村民摊纳，如靛行渡，“昔被豪右占踞。雍正元年，奉抚宪禁革，勒石永为官渡。其渡饷，归附近乡村摊纳。”【4】（卷19，津梁）在交易设施建设中，设置市场进行交易，需要征收一定的商业税，因此城镇市场多为政府设置。集市也以政府设立为主，民间捐助设立为辅。各地乡村中的集市，有部分是前代遗留下来的，也有相当部分是清代建立的，大概是先有民间
8、形成的交易市场，后由地方政府承认，并对其进行管理，征收商品交易税。也有由政府强制官员捐资建立的集市，这类集市应视为政府行为。但与修建路、桥等设施不同，如果集市只占地而没有店铺等设施，也就不需要投资了，“在北方，村镇的定期市都是在道路上，或者和道路相连的广场上举行，为此特别建筑房屋，似乎都是没有的。”【15】（第3卷，P96）“北方市集各有定期，边境之人络绎趋赴，各赁坐地，陈货于左右，交易者权其值而与之。”【16】（卷之1，地舆志集市）民间自行设立，或者由某人捐资购地设立的集市，被一些地方志称为“义集”、“义市”，但这些义集、义市并非全都是民间的捐助行为，也有地方政府的官方行为。 民间设立集市，
9、有一人、一姓独自设立的，广东四会县牛皮墟，乾隆四年由“邑人龙彬业创设”。【17】（编2下，墟市）道光年间揭阳永兴市，由“桐坑乡林姓辟建”。京溪园墟由“长滩乡陈姓辟建”。下乡市由“林姓乡人建”。【18】（实业志6）也有一族人同共设置的，据邹氏族谱记载：“乾隆戊戌岁之十一月十八日始议，一唱百和，众心一齐，而十九日即起一墟，赴集如云。”“胜公子孙曾侄孙礼崇公子孙御祖”，“为本乡之水口新起公平墟，老少欢悦，但各齐心踊跃，各出自己粮田以作墟场，其建造店宇并小庄，皆照八股均派。”嘉庆七年又规定，“各人自造之店屋，各人自己递纳地租交众，及小庄租钱交众。”【19】还有居民共建的，琼山县永都市，“乾隆初年由永都
10、西堡十七村居民，购地创建。”会文新市，“道光七年坡口屯、徐家屯、圣鹿都公建”。【20】（卷5，建置志六市）民间设置市场要经过县、府两级政府的批准，“场市例不许轻设，如果该处为乡民贸易之要地，自应该约地方人等公同报勘”。【21】（P201）如果民间设市取利，则属违法，政府禁止这类行为。【22】（雍正七年十二月初八日刘师恕奏，15辑，P258259）货栈、铺房，基本上没有政府无偿投资建设的，地方政府作为经营者，或建铺房出租；或出租土地供民间建铺房。“查得张家口堡旧有市圈房屋，商贾贸易其中，岁征课银向供抚赏，于是檄行道臣程绍孔备查。该堡原额官房一百九间半，除披塌外，现在房一百四间半，每间岁该课银陆两
11、，共银六百二十七两，见今催征。”【23】（顺治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冯圣兆揭帖， A2，B1009）乾隆年间，巴县有租官地置铺房，缴纳地租状纸四张。某人租“官基空地，进深一丈，自置铺房，每年纳地租银陆两叁钱”余，按季缴纳。【24】（P295296）民间出租铺面房屋，属于经营性，如乾隆二十八年，巴县城内临江出租铺面房四十一间，租银七百三十七两五钱；通远坊出租铺面房四十四间，租银一千零二十九两九钱；洪崖坊三十间，租银六百八十八两二钱；定远坊二十八间，租银七百九十二两四钱；临江厢二十二间，租银二百五十四两一钱；定远厢九间，租银三百零六两四钱。【24】（P316318）也有民间捐助的铺房。“齐齐哈尔官房二十
12、间，墨尔根官房二十间，皆康熙雍正间兵力捐建，商贩僦居称便。”【25】（第1帙，上，西清黑龙江外纪）此外，还有亭、廊等作为交易用的建筑。广东顺德县悦来墟，“康熙四十七年，里人陈德送出己地建廊。”【26】（卷5，建置略二墟市）乾隆初吴启贤在琼山县雷虎市，捐地“并建约亭。”【27】（卷5，建置六市）嘉庆七年，南海县九江“填塘建亭，摆卖丝斤。”【28】（卷13，建置略五墟市）。旅店的开设，主要是民间的经营行为，捐助的情况很少见。政府对京师开设旅店的地点有严格限制，“奴才看得，九门之内地方，甚为綦重，且外紫禁地方，所关更加綦重，因天下各省之人来者甚多，于外紫禁城内外地方开下榻之店房者皆有。开店之人一心图
13、利，不计善恶，只要见钱，即准留居，遂不辨不肖行恶之人，风气甚劣。奴才愚以为，凡人随意栖止，似属无益，且九门外关厢之地开店者甚多。内外相距又不远，若外紫禁城内外店房皆予查禁，闲荡之人、零星商贩皆令于城外店房下榻，则城内风气似可改观，且良恶之人亦不可妄加栖止。”【29】（康熙五十四年五月初六日赖温奏请查禁店房以端城内之风折，P1008）在保安设施建设中，地方政府设置巡船、巡役，保护往来行旅的安全。雍正十年，清政府命各省在“江河中流要处，一例设立巡船，官兵往来游巡。遇有盗案，照海洋行船被劫例议处。”【2】（卷632，兵部绿营处分例）乾隆时期规定，商人可以雇巡役，巡役由州县管束，并添给鸟枪。“巡役工食
14、仍照例听该商给发”。【30】（户例乾隆17年）商人“雇募巡役，携带鸟枪”，随行保护。【31】（卷200，乾隆八年九月甲午，P571）乾隆年间，江西“赣河一带塘汛亦已设有巡船，为卫护商船。”【32】（卷14，文檄，禁乘危抢货檄乾隆七年八月）湖南在沿河各属设立巡船，“大州县捐备小船四只，中小州县捐备小船二只。各派干捕二名。水手、捕役饭工之费，令于州县自理词讼充公项内拨给。如有不敷，自行捐给。”【13】（卷8，兵律关津，近河各州县设立巡船分地拨役巡缉各章程；卷4，兵律关津，衡耒交界河路设卡拨役巡查，郴属河道设立卡房拨役巡查）嘉庆四年浙江订立“酌拟兵船乘便护送商船，以免盗劫”的章程，地方政府“出示晓谕
15、，如有商船由乍浦、宁波出口，赴温、台一带销售者，即在各海口会齐，随同定海兵船南至海门收口。再俟黄岩兵船往南巡捕，随带至温州。其有欲赴闽省者，即由温州兵船送至北关山，俟闽省舟师巡哨至彼随同前往。南来者亦候过北兵船相随同行。”【33】（卷7，臬政，浙省办理海口营务缉捕各条章程；卷8，臬政，缉捕章程道光元年）道光四年，“孙玉庭等奏，酌设卡巡一折。江苏淮徐等属由桃源至邳宿一带，通京湖路，多系旷野荒郊，自应择要设卡巡防，以安行旅。”上谕“著照该督所请，（委员派兵巡防）所有弁兵薪水等项之用，均准于骆马湖充公租息款内照数动给。”【3】（卷65，道光四年二月辛酉，P33）。巡船大部分由地方政府强制各基层官员捐
16、俸设置，应该看成是政府行为。巡役的雇用和保镖，主要由民间的经营。官民自愿捐助的情况很少。航行标志由官员、民间捐资建设的较多，在一些河段，还有少量滩师、梢公营业。救生桩、救生船，多由政府出资建立，民间捐建的也有，唯独没有政府或民间建造救生船取利的情况。乾隆四十年，在长江三峡江岸，忠州刺吏甘隆滨，沉铁治滩，并在折桅滩南岸的崖璧上，凿刻了“对我来”三个大字，导引舟船过滩。【34】（卷之1，地舆志山川）乾隆五十六年，清政府谕令“各省州县刊刻新旧险滩名目，在两岸插立标记，俾免冒险行走，以昭慎重。”【35】（卷1，地舆志险隘；卷8，政典志救济）早在康熙年间，长江三峡所在的归州就设立了救生船，“康熙丙辰年分巡道李会生、知州邱天英设立每处觅水手六名。每遇覆溺全活甚多。后又添，水手工价照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