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媒体的文化自觉意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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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影视媒体的文化自觉意识分析 吴群摘要:本文对影视业者长期缺乏文化自觉意识提出了批评,并阐发了影视媒体和影视作品理应具备的文化自觉意识的构成要素,强调媒体应具备明确的文化身份自觉和责任意识,将作品建立在人类一切知识成果和智力成果之上,自觉地参与和影响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进程,致力于新的社会建构和人文建构,以期实现对中国历史性的现代化改造。关键词:文化自觉;文化身份;启蒙意识;知识自觉;社会建构一、引言:“文化”之于影视的尴尬对于影视业者来说,被思想界、文化界,甚至报刊界的人士批评“没文化”已经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事实上,在影视业者的组织环境和企业文化中,埋头于操作实务是工作常态,而谈论“文化

2、”或“文化自觉”确实不是一件经常被鼓励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一个媒体所能够达到的高度,取决于它文化自觉的程度。而对于一个创作团队来说,决定其水准的,首先不是它的专业水平,而是它的整体思维能力。“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在20多年前提出的一个社会学概念,近年来,在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背景下,常被思想界、文化界人士所提及。但是,在媒体功能与媒体行为的研究语境中,何为媒体的“文化自觉”,则还是一个尚未被深入探讨的问题。另外,影视媒体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具有大众文化的普遍特点,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激烈的批判与围剿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被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和相关理论

3、的兴起所淹没。那么今天,讨论作为大众文化的影视媒体的“文化自觉”,其所指与意义究竟为何呢?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对媒体的文化自觉意识、创作过程中的文化自觉体现,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二、媒体人的文化自觉首先是一种身份自觉笔者从三个层次来探讨媒体的文化自觉问题。所谓媒体的文化自觉,首先是媒体人自己的身份自觉,即媒体人应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身份和职业身份,深刻领悟这种身份的功能、内涵与责任。身份自觉本质上是一种责任自觉,是指媒体人对我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历程和未来前景有着充分的认识和高度的责任意识。媒体人的身份自觉应该如何具体阐释?一位已故资深媒体管理者曾经提出这样的标准:“严肃的传播者,理性的媒体人

4、,博雅的文化人。”事实上,这是媒体人的一种文化上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在这个阐释中,“理性”二字尤其值得人们深刻理解,因为“非理性”、“反智主义”正是目前媒体环境的重要特征。而媒体的文化自觉的行为,正是应该从“理性”开始,致力于新的社会建构和人文建构。提出媒体人的自我身份意识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一方面,我国媒体的公共性与市场性并存,公共利益与市场价值存有偕步的可能,但更多则是潜在的张力与冲撞。在市场诱惑面前,面对每一个公共议题,媒体的选择与取舍为何,均关涉其自身文化身份的意识问题。另一方面,網络媒体和自媒体蜂起,公共发言主体的平等化,民众言论空间的民主化和扩大化,信息传播的伴

5、随性和碎片化,网际交流的隐蔽性和随意性,在带来历史性的人类跨越的同时,也伴生出诸如反智、民粹、低俗化、反伦理等等群氓现象和舆论场的混战局面,并因此反衬出传统媒体的“精英意识”之积极一面。媒体的自我文化身份的“精英化”,因其无关现实利益分配的收益,因此不应处于伦理劣势,备受指摘,相反,媒体文化身份的自觉意识和责任意识,是维持社会舆论生态平衡与社会心理健康的重要一环。三、文化自觉意味着行为自觉文化自觉的第二个层次,是行为自觉。媒体人的行为自觉是自觉地参与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自然不可避免地要参与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但是作为一个“严肃的传播者,理性的媒体人,博雅的文化人

6、”,媒体人如何自觉地参与、怎样参与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进程,就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而“参与”,首先应建立在“认识”的基础之上,也即“理性”地认识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状况。今日之中国,正处于大家常说的“社会转型期”。但是,这个社会转型,其实并不是从42年前,也就是大家经常认为的改革开放开始的,而是从180年前,也就是1840年开始的。如果我们超越政治史和事件史的视野局限和认识局限,可以发现,从那时开始,中国就进入了一个漫长的目标为“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期,开始了一个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新的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形态的再造过程。直至今日,这个过程还在进行中。在这个社会转型期间,

7、一切社会形态都被重组,一切价值体系都被重估。中国当代媒体正是立身于这样一个历史的坐标系中,作为媒体人,自然也必须具备足够的历史视野和历史认识,才能够真正发挥媒体的历史作用。因此,媒体的文化自觉,在媒体行为上,主要应体现在以下方面:1,批判的自觉。自觉地批判、淘汰社会落后的观念、现象、组织、机制,揭示转型社会诸多社会矛盾、社会现象的成因、逻辑、趋势。2,建构的自觉。自觉地吸纳其他文化体系的新鲜血液和我国传统文化的有机养分,致力于新的社会建构和人文建构,引导民众,主张愿景。3,阐释的自觉。梳理、解读、阐释、揭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逻辑与可能存在的历史局限。4,反思的自觉。反思、争鸣,抱着开放的心态

8、听取各类社会意见,这是社会在前行过程中的一种必要的多元化探讨,有利于纠偏、纠弊。5,人文的自觉。以人作为衡量一切现实社会问题的最为重要的标尺,以人文的立场关怀当代人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境遇,并维护人性中永恒的价值维度。媒体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自觉地参与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进程,是为了实现对中国的历史性改造,改造的目标,即所谓的“现代性”民主、法治、市场、多元等等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社会理想的实现。当代中国的新闻史,正是在这种媒体的自觉与不自觉中,勇气、智慧、突破与阻碍并存的一部历史,它一直在推动着社会的进步。90年代以来的新闻改革史,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媒体的文化自觉不断强化的历史。例如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

9、说栏目曾自觉地在中国人的话语方式、表達空间和公共议题等方面做开路先锋,也在以网络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公众话语空间获得极大拓展、社会进步获得显著提高的背景下结束了历史使命。央视新闻频道的新闻1+1栏目,他们公开的口号曾经是“一定要嵌入到中国民主进程当中去”,这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自觉,还是一种文化勇气,甚至是一种文化野心。笔者自己带领的北京电视台纪录片创作队伍,数年以来一直在践行“文化自觉”的理念,在影片的策划、制作过程中,自觉地梳理、解读和揭示中国的近现代化的历史和逻辑,建构有关中国近现代化的一整套表述系统。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型纪录片北京记忆梳理了30年来中国的社会进步史、物质增长史、精神变

10、迁史和国民心灵史,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大型纪录片我爱你,中国对60年来的中国社会进行了“封闭开放,约束松绑,计划市场,集中民主,国家个人,公平效率”的社会史梳理,试图穿越政治、经济、文化重大事件的层层覆盖与遮蔽,直接切中大历史观下的核心议题。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大型历史纪录片辛亥则以“近代化”的历史阐述模式替代传统的“革命模式”,回溯中国近现代化的脉络源头,描画出现代中国萌生转型的纷繁图景。这三部作品,构成了一部“北京”语境下的中国近现代化史,深入地描述和揭示百年来几代中国人所亲身经历、目前仍犹未绝的这场国家与国民再造运动。四、文化自觉是一种知识自觉文化自觉的第三个层次,是知识自觉。知

11、识自觉要求影视媒体人在制作作品的时候,应该把自己的作品自觉纳入到更为广阔的知识系统之中去,使作品建立在人类一切智力成果和知识成果之上建立时代的认识坐标,凝聚时代的思想共识,留下时代的思想痕迹。观众是有权利要求这一点的,一个大众传播媒体掌握非常好的传播资源,如果不能够做到这一点,事实上辜负了观众。笔者团队在纪录片的具体策划过程中,这样来实现知识自觉:打通社会人文学科的学科界限,通过对先进的学术观念、方法、成果的学习、借鉴与整合,凝聚共识,形成自己看待社会与历史的观念与方法,形成自己坚信不疑、并且持之以恒践行的一整套创作理念。在创作北京记忆时,笔者提出了“物质生活史”的选材面向,孜孜不倦地表现宏大

12、历史的民间面和生活面,这种追求获得了观众和业界的认可。事实上,“物质生活史”的创作宗旨深受法国年鉴学派“长时段理论”的影响,20世纪下半叶西方兴起的新社会史和微观史学理论也对创作有所帮助。在创作我爱你,中国时,笔者提出了“影响史”的创作观,即不去直击大事件,而是通过大事件在空间、时间上的冲击波,通过社会史意义上的不同代际的人群所受到的影响他们共同的或相似的人生基调、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去刻画和描摹那个看不见的事件及其对于历史的影响。这种创作取向触动了观众的心灵。事实上,这样的创作观受到了目前方兴未艾的传播史、接受史、大众心态史和空间叙事研究的影响。大型纪录片辛亥,则鲜明地提出了以“近代化史观”

13、而非“反封建、反殖民”的“革命史观”来阐述辛亥革命。“近代化史观”是近年来历史研究“文化转向”的一部分,受到了海外史学界和“场域理论”的影响,即,对历史的看待从过去那种本质主义的认识模式转化到一种相对主义的、关系主义的认识模式上来,更多地去考察历史中各种力量之间的复杂影响,各种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的一种合谋、合作、合力。这对观众在当代的时间基点上认识辛亥革命具有启发价值,为辛亥的创作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认识基础和审美取向。笔者团队一直致力于形成自己系统性的创作理念。今天,如果对该创作理想试做总结,可以说,团队一直在努力超越自身的认识局限,努力在大历史的框架和格局中去体悟历史与现实的真实面相,努力呈

14、现历史的宏大叙事的另一面,那就是社会史、民间史、微观史、私人史和心灵史的认识视角和审美追求。五、结语:新的社会建构和人文建构的需求与期待文化自觉意识是衡量包括纪录片在内的影视节目和媒体作品策划水准的试金石之一。近年来,影视和网络作为最为活跃的大众文化传播平台,在塑造国民健康心理、培育国民基础素养、平衡民众舆论生态、锻造大国国民性格乃至于影响政府决策方向等方面,发挥着愈加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面临新的国内国际环境和内部外部挑战。在并非坦途的民族复兴历程中,媒体和媒体人只有具备了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和责任意识,以积极的姿态,奋力致力于新的社会建构和人文建构,才有可能完成其在中国历史转型期的文化使命,也才有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些微痕迹。(作者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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