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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合法性审思 摘要：“区域高等教育”作为本体的存在究竟是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问的是区域高等教育仅仅是指地理位置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还是真正在功能上与区域经济社会文化互动发展的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现实表达。对事物“合法性”的考量，必须兼顾价值层面上的“应然”状态和功利层面上的“实然”状态。区域高等教育“合法性”其实是对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合法性存在的“政治论”哲学的生动叙事。区域高等教育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包括大学必须走出“文化滞后”陷阱，与政府、社会三方关系更具建设性；大学的“区域意识”是区域高等教育产生的前提；差异性是区域高等教育的生命力；区域高等教育的存续必需一个权威性、自律性的中介
2、组织；软实力是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高校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是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关键词：高等教育，区域高等教育，大学，合法性，知识生产模式“区域高等教育”作为本体的存在，究竟是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换一句话说，区域高等教育仅仅是指地理位置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还是真正在功能上与区域经济社会文化互动发展的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现实表达？高等教育“合法性”（Legitimacy）的疑问，究其本质来说，就是关于高等教育为什么而存在问题的考量。这个问题，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困扰着学界。换言之，高等教育的“合法性”一直存疑。因此，区域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审查，既是对高等教育合法性的一般性在“空间”上的延续，
3、同时也是对“区域”高等教育合法性之“特殊性”的梳理与检视。一、高等教育“合法性”的追溯“合法性”问题原本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包含“正当性”和“证成性”两个维度1。德国学者韦伯是合法性研究的集大成者，他批判了理性建构主义的“合法性”过分关切“应然”状态，认为“合法性”对价值追问应该遮蔽，因为“价值”发端于人的主观情感，与“合法性”所追求的“事实存在”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合法性”应该是对“现实的差异进行阐释”2，从功利的经验主义场域出发，审视事物的“实然”状态。哈贝马斯融合了理性建构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论调，认为理性建构主义价值上的“有效性”（正当性）与经验主义的“事实性”（证成性）是一体两面，一
4、个事物的两个方面3。概言之，对事物“合法性”的考量，必须兼顾价值层面上的“应然”状态和功利层面上的“实然”状态。关于高等教育的“合法性”问题，不仅仅只是存在于人们对于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的省思，它同样是对高等教育本体存在的“有效性”与“事实性”的持续追问。从中世纪的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创办伊始，高等教育的合法性讨论就一直存在。中世纪的博洛尼亚是意大利北部联系欧洲大陆的一个枢纽，冠绝一时的罗马法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了博洛尼亚吸引大批的外籍学生，并建立大学的合法性基础，而在巴黎，经院哲学的创始人以及传授雄辩术和逻辑学“令人兴奋的老师”阿伯拉尔的存在，聚集了大量远道而来的追慕者。此后，为了同圣母院教
5、士争夺合法的知识传播权，有关“合法性”缠斗一直延续。“合法性”问题大概是贯穿大学发展历史过程的根本性命题，也正是因为对这一根本性命题的追问与不懈审思，大学在不断回答高等教育“何以可能”、“何以必要”的生存命题时，得以不断调整自己的理想、职能和功用，并保持与时势发展的高度契合，才会时至今天，大学绵延千年依旧保持旺盛生命力。高等教育的合法性是指一个社会中的高等教育机构如何获得社会合法的地位，如何得到政府与社会的认可4。中世纪的大学为满足社会对“传教士”和统治阶层人才的需求，徜徉在中世纪故弄玄虚的经院式哲学以及对宗教的虔诚之中，合法性囿于“象牙塔”的“闺阁”里；欧洲文艺复兴后，大学开始为自由教育服务
6、，把自己的合法性依附在“博雅教育”的人文氤氲里；洪堡的柏林大学让高等教育存在的合法性同时寄生于知识的传承与发现上；美国的“西进运动”催生的“赠地学院”确立了大学服务社会的存在哲学。高等教育作为“后发外生型”科学，其合法性一直植根于社会需求和时势变迁之中，有一个不断发展丰富的进程。按照布鲁贝克的话说，大学“合法性”存在的依据就是“认识论哲学”和“政治论哲学”。在20世纪，人们对大学的需要已经仅次于政府，希望大学成为“社会的主要服务者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5。大学在现代社会里，确实已经成长为人们美好生活的必需品。但是即便如此，大学也不应该把自己视同“全能战士”，与社会“零距离接触”，而只能像德雷克
7、博克所言，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6。二、区域高等教育“合法性”观照如今，大学的规模、价值取向、社会角色等都呈现出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是历史和地理的产物。事实上，每一所中世纪大学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结为大学建立的时间、大学建立的条件、大学所在的城镇和地区的社会和政治环境”7。区域高等教育“合法性”其实是对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合法性存在的“政治论”哲学的生动叙事。阿什比研究得出，自19世纪自然科学走进大学殿堂之后，大学便开始了自身的变革，英、法、德等国家的大学即使保有共同理想，但是它们也根据所处社会环境调整了自己的模式，形成了各自鲜明的民族特色8。如果我们把“大学自治”视作高等教育“认
8、识论”哲学的核心要义的话，那么，一直以来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自治的态度，就像布鲁贝克所说的“月亮的盈亏”一般不断变化着。这种变化不仅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或者区域特征（包括民族的传承、地理的性状）。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作为高等教育存续的“合法性”依凭和根基的一个重要方面，很自然也成为区域高等教育发生与发展的理论基础。首先，区域高等教育“合法性”观照从理论逻辑层面上看，多元现代性和高等教育生态学理论是其存在的基础。学者朴雪涛提出，多元现代性理论核心观点是反对西方文化中心、反对同质化以及文化霸权和话语暴力，而阿什比高等教育生态学理论强调的是，任何类型的
9、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双重作用的产物9。高等教育从它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文化中汲取源源不断的滋养，每一个国家即使在同一个时期，在诸如大学自治、学术权力等大学某些特质上的追求也不尽相同。弗莱克斯纳在现代大学论序言中说：“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大学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期望大学只适应一种单一的模式是很荒谬的。”10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时代高等教育也会再次在“合法性”上寻求新的契合点。新中国建国之初，时任教育部的马叙伦就批评说，旧式教育“是旧政治旧经济的一种反映，是旧政治旧经济借以持续的一种工具”11，新中国当然需要“新教育”，它既不能是“旧教育”的延续，也不能是翻版别人的制度和模式框架，而应该
10、走出旧式文化以及异域文化和制度的场域。其次，区域高等教育“合法性”观照从实践逻辑层面上看，高等教育服务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为自己焕发了生命力、赢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区域经济社会的状态也是高等教育“区域”合法性的物质基础。从“区域高等教育”的内涵来看，它首先应该是一个地理概念。由于区域自然、历史等方面的“元”因素及其派生出来的社会、经济等“次生”因素的影响，高等教育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地理“区域”特征。比如，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等等。这种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区域不均衡性经过不断的社会自然演进，特别是在追求共性发展的精英高等教育时代，被社会选择得区
11、域性越来越突出：“东强西弱”的分布格局十分明显，“国”字号大学和“双一流”建设重心集中在东部地区。事实上，“区域高等教育”更是一个文化概念。从“文化”层面上去探讨“区域高等教育”可以从更深层面推动高等教育的区域发展，是“弱势”区域高等教育摆脱传统依附性发展路径的有效方式。否则，仅仅从“地域”的地理区间考虑高等教育“区域”性，其意义将大打折扣。董云川教授认为，只是从区域的地理属性上去看待区域高等教育，是一个“伪命题”12。他从“西部高等教育”来阐释“区域高等教育”这个概念，认为有“形式”和“功能”二元存在。区域高等教育的“形式”意旨与本文所说的“地理”概念殊途同归，这个意义上的“区域高等教育”本
12、体似乎是真实存在着的，但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没有实质性意义。值得关注的是，把“区域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加以审思，在“功能”上去发掘高等教育与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发展的互动状态，在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引领与传承上真正支撑区域的发展，滋长高等教育的“区域”意识，这应该才是“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本体面目，是实质意蕴之所在。三、区域高等教育存在与发展的基础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相互融合、密不可分，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很显然也应与区域经济社会相互协调，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高等教育发展过分超前或滞后都非善事，只有高等教育保持
13、适度超前的发展方略才会比较有益于社会经济健康发展。”13如何保障“经济社会”与“高等教育”之间发展的“健康”协调，是“区域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必须面对的课题。20世纪末，随着全球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客观上需要高等教育与所在区域融合互动，世界上众多国家的大学通过服务地方，支持社会不断取得区域财力、物力的支持，进而弥补政府日益降低的财政性拨款，区域高等教育的话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1997年，英国政府继1963年颁布的罗宾斯报告之后，再次颁行一份综合性高等教育政策性文件，即学习社会中的高等教育。该文件不仅专门用一个章节“高等教育的地方和区域角色”描述高等教育的区域发展问题，还列出了一份“高等
14、教育与区域”的支持性报告。尽管，“地球村”似的现代生活催生高等教育在国家乃至全球角色都在发生重要变化，但无论是区域社会，还是高等教育自身都日益期待着“充分发挥各区域高等教育比较优势，区域间联动发展、相互协同、共同进步的区域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态势”14。那么，区域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什么呢？（一）大学必须走出“文化滞后”陷阱，与政府、社会三方关系更具建设性普林斯顿大学一位教授在与失去灵魂的卓越的作者、哈佛大学的刘易斯对话中说道：“你班上最成功的学生是一名辍学者”，言下之意，大学的教育正在与学生未来的发展背道而驰。其原因可能很大程度取决于大学校园里的“文化滞后（culture lag）
15、”现象。奥格本（Ogburn，W. F.）在社会变迁中对“文化滞后”给出了这样的定义：社会变迁过程中，物质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大多数时候要先于制度观念变化，这种文化迟延现象所造成的文化“堕距”就是“文化滞后”15。今天，大学校园的“文化滞后”是对社会变革的疏离和对社会需求的罔顾，执念大学的“象牙塔”情结，固守着培养自然人使命，不屑培养“机器人”的时代命题。大学应走出“香帷闺阁”，在与区域社会充分互动中，彰显自身价值。但是，“文化滞后”有时候让人读不懂今天的大学，“高等教育内部人士每提到州政府都会产生负面印象除了提供无条件的资助外，任何政府力量的介入对于合法的院校来说，最终都是一种破坏”16
16、（P166），这种完全对立大学与政府、社会关系的观念已经非常不能契合大学未来的发展，反而是对大学“合法性”的戕杀。一所大学要真正发挥其对于现实经济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就必须重新审视自己，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就像弗兰克纽曼（Frank Newman）所言，大学“真正的需要不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自治，而是为了使大学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更具有建设性16（P152）。政府、社会与大学的关系应该逐步远离“文件治理”和“项目治理”的模式，通过政策引导、信息咨询、评估评价、拨款问责等与大学形成互动多赢的关系网络。大学应在与社会、政府互动中提升自己的“附加值”，亲近区域，创建学习社区（Learning Communities），不再梦想专业教育能为一个职业提供足够的知识，而学生对大学的期待越来越聚合到“及时式教育”（Just in time Education）17。因此，每一个社区未来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