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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氏文通研究百年综说 （注：此文名为“百年综说”，就 内容 而言说于近20年略于前80年，前80年的文通 研究 成果请参看马氏文通读本、马氏文通评述及马氏文通与 中国 语法学。）一马氏文通出版至今，已整整一个世纪了。19世纪末叶，清政府极端腐败，当时的中国，“其见欺于外人也甚矣”（马建忠拟设翻译书院议）。帝国主义的坚甲利炮，轰开了闭关锁国的中国之门，也震醒了中国人民，尤其是他们当中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马建忠作为当时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之一也在探索 科学 救国的道路，他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在于掌握知识的载体汉语太难，难的原因是“隐寓”在汉语中的“规矩”（语法规则）没有被揭示出来。这就使得国人“
2、积四千余载之智慧材力，无不一一消磨于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这样，要想与“达道明理之西人相角逐焉，其贤愚优劣有不待言矣”（文通后序）。马建忠精通拉丁语、希腊语、 英语 、法语等多种西方语言，又对中国古籍和中国传统语文研究有深厚功底，长期从事中、西语之间的翻译工作从而具有较为明确的语法观念，更重要的是他把撰写语法著作视为 发展 民族文化、振国兴邦的良策之一。加之马建忠还有一位同样精通西方语言、著有拉丁文通、并多年从事双语教学和翻译工作的哥哥马相伯可与商酌切磋。所以，经十余年的勤求探讨，马建忠终于完成了三十余万言的马氏文通。如果没有马建忠，中国语法体系的建立，恐怕会更晚一些。语法著作一经出现，随之
3、而来的便是对语法著作的研究与评论，这种研究与评论，姑且称之为语法学批评。百年来的中国语法学批评，几乎是以对文通的评论为主线的。把这成百上千篇（部）的评论文章和著作汇集起来，真可称得上“文通学”了。文通既是第一部汉语语法书，也是中西方文化开始结合的产物，因此它首先受到主张 学习 西方先进文化的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的热情称颂。即使对文通多所指责的书或文章也都对它的价值和开创之功给予肯定。杨树达马氏文通刊误序云：“自马氏著文通而吾国始有文法书，盖近40年来 应用 欧洲科学于吾国之第一部著作也。”缪子才说：“鄙人对于马氏文通，钦其精博，谓作者心境极虚灵，而眼界极宽阔也。”（注：马氏文通答问，1931。
4、见马氏文通研究资料。）比较文法称文通“是第一部沟通中西之大规模的创作，所谓不废江河万古流”。文通出版后的十多年里，因其“文繁而征引旧籍多，今贤所束阁者，故不独喻之者寡，即寓目者亦已少矣”。（注：介绍严复为马氏文通要例启蒙所作的序。）可见文通曾一度受到冷落。语法学界真正对文通进行学术研究和评论，盖始于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而且这些评论，除了指责它以文言文为研究对象外，主要是批评它机械模仿西方语法。这类批评，时断时续，绵延达半个多世纪之久。正如邢庆兰师所说：“较文通晚出的一些文法书，不管是讲古文法的也好，讲国语文法的也好，每出一部，几乎都要把文通骂一顿。”（中国文法研究的进展）陈望道也说：“二三
5、十年来，忆了千千万，恨了千千万对于马氏文通体系的千万忆恨缠结也就从这一部书的出版时候开始。”（一提议和炒冷饭读后感）文通长期被批评为“简单模仿”、“生搬硬套”等，推其原因有二：其一，文通确实模仿了西方“葛郎玛”，这是作者在后序中公然声明了的：“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马氏有许多地方模仿对了，如词类划分、句子成分的设定等都大体正确；也有些地方则模仿得不够恰当，如把“其”、“所”、“者”单独列为接读代字，是照搬西语的关系代词。如：“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按马氏的 分析 ，“其出人也远矣”是个形容词子句，“其”是联接代名词，等于英语的who， “圣人”直接“从师而
6、问”。这样分析，“巧则巧矣，但恐不合于说汉语的人的心理”。（要略）此外，把“皆”、“多”、“凡”等定为约指代字，“是受了法语语法的 影响 ，因为法语的tout（皆，凡），plusieurs（多）在用作主、宾语的时候都算作代词”。（注：王力中国语言学史。）还有，为汉语立“次”，是套用西语“格”的范畴。（注：文通模仿失当处，请参看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及拙文正确评价马氏文通的模仿与创新。）从这个角度说，人们批评文通模仿，可以说是事出有因、言之有据的。 问题 出在不该不分对错地一概反对模仿，不该以偏概全，把它局部的不适当模仿夸大为全部语法体系的机械照搬，甚至将文通贬称为“拉丁文法汉证”。更不该用他的模仿来
7、掩盖他的发明与创新。文通除了在一两处明言是“华文所独”外，还阐发了许多汉语独有的语法 规律 。关于宾语前置，文通指出：“凡外动字状以弗辞，或起词为莫无等字，其止词如为代字者，概位乎外动之先。”如“不我击”、“不已知”。（269，658。此数码为马氏文通读本页码，下同。）还指出有例外，如“弗为之”、“不击我”。（272）文通说：“询问代字凡在宾次，必先其所宾，不先者仅矣。”如“吾谁欺”、“谁与嬉游”。（132 ）又说：“凡止词先乎动字者率间之字。”如“何古之法”（424）。 对仅见于左传的介词宾语前置的“私族于谋”（谋于私族）、“室于怒，市于色”（怒于室，色于市）（438）等几个句式，马氏也没有
8、忽略。此外，文通对古汉语各种被动句式作了全面论述（275284）；对分数表示的各种 方法 考察也极为精细（220221）。兼语式也是由马氏首先提出的。凡此种种，都是马氏虽未明言但确实属于“华文所独”的，也是无从模仿的。其二，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国人对外国的东西知之甚少，存有一种自发的排拒心理，甚至将这些东西视为异端邪说而要加以“打倒”。细读某些对文通的批评文字，可以看出作者并未读完全书，至少是未深入读懂它。他们引来作为批评目标的，不过是文通例言中“此书系仿葛郎玛而作”或序言中类似的几句话。其实，“马氏之书，有 理论 先后自相矛盾者；有理论不误而例证说明与之相抵牾者；（案：也有序中所
9、说原则与书中所述不同者。）有例证轶出理论之范围者；有马氏误而宜从他人之刊正者；亦有马氏自成体系，不能谓之误，而刊正者未悟其旨者读者宜一一究心，然后乃能有得”。（注：见孙玄常马氏文通札记。）如果不了解文通的这些特点，只看他的声言，而不看他对语言事实的具体分析；只看局部，而不通读全书，就去进行评论，那就难免出现偏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些问题，马氏常徘徊于模仿与汉语特点的确认之间，比如对“犹”、“若”“如”后面的名词、代词或名词性词语，马氏说“以为止词，或为表词亦可”。（313）诸如此类，也常令人不解从而加以究诘。不过，有些问题分析起来的确可此可彼，颇为棘手。就是到今天，我们仍然有不少这样的困
10、惑，何况是百年前“筚路篮缕以启山林”的马建忠呢？朱德熙先生汉语语法丛书序说：“马氏文通往往因其模仿拉丁文法而为人诟病。其实作为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汉语语法的书，能有如此的水平和规模，已经大大出人意表，我们实在不应苛求于马氏了。只要看文通问世二十余年以后出版的一批语法著作，无论就内容的充实程度论，还是就发掘的深度论，较之文通多有逊色，对比之下，就可以看出文通的价值了。”这段话可以说是对前期文通研究和评论工作的小结。二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外文化交流愈益频繁，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势必给学术研究带来新的生机。国外文化先进的东西逐渐被引进和吸收。在这种 时代 背景下和文化
11、氛围中，作为对一个世纪前中外文化结合产物之一的文通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语言学界前辈们以其高深的学问和学术上的远见卓识导夫先路，把文通研究引向更科学的轨道。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中说：“人们常说马氏文通是硬套西洋语法的。但是我们应该深入研究文通的内容，然后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本来，在语法学的初期，以西洋语法作为模特儿来研究语法，是不可避免的事。”又说：“有许多人都批评他照抄西洋语法，这其实是没有细读他的书；又有许多人批评他不合理论（即不懂语法理论），其实是所见不广，用英语语法的眼光来看马氏文通。”吕叔湘先生以他博古通今、兼通中西语言的学识和敏锐的学术眼光，充分看到了文通在汉语语法研究
12、中的意义和价值。他说：文通在今日仍然不失为一部重要的著作除开创之功不可泯没外，正在于著者自己不意识到其中的矛盾而让它尽量呈现。继马氏而起的语法学者大都看到了文通内部的矛盾（不管看到的多或少），把容易解决的解决了，把难于解决的掩盖起来。他们的体系看起来比文通干净、完整，但是不如文通更能刺激读者的思考。马氏文通之可贵，就在于它充分提供矛盾，我们现在读文通主要也是为了揭露矛盾，通过这一揭露，更深入地探索这些矛盾的根源，了解问题的本质，提到方法论的高度来研讨。这样就有可能把我们引导到解决汉语语法体系问题的正确道路上去，马氏文通也就在这个意义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也许是马氏本人所始料不及的吧。（注：见孙
13、玄常马氏文通札记。）1980年，吕先生为商务印书馆重印马氏文通写的序中，再次向读者推荐文通，说那是“因为我们还可以从它学到些东西”。他指出了文通的三大优点：收集了七千到八千个古汉语例句，迄今没有哪本书超过它；不以分类和举例为满足，力求找出规律。有许多重要的古汉语语法规律由它首次揭示出来；分析语法，常常涉及修辞。同时也指出它运用术语不当、某些词归类欠妥、既用“词”又用“次”，叠床架屋、句与读车翏轕不清等缺点。为了给 社会 提供一部更具可读性的文通，从1978到1984年间，吕叔湘先生指导并与笔者一起完成马氏文通读本。1984年，孙玄常马氏文通札记出版，吕先生作了详细校批。在吕先生指导并亲自参与下
14、对文通进行的这长达十余年的“勤求探讨”，使我们对文通的认识更趋深入和全面，应该说文通研究因此而向前进了一步。继此之后的十余年，文通研究又取得了可喜成果。分类简介于下：1.文通作者问题朱星马氏文通的作者究竟是谁一文提出文通的作者不是马建忠而是马相伯后，有学者撰文予以驳正，读本导言也加以引用，并认为“马建忠是马氏文通的作者无可怀疑，但不排斥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其兄马相伯的帮助”。文通作者问题虽不是文通语法体系本身，但问题一经提出，也就不得不切实加以考证和解决。我们研究文通为何而写、如何写成的、体系怎样等，都必然会联系到作者的经历、思想、学识等。如果文通与我们研究的作者根本无关，这种研究岂非近于荒唐？
15、所以在读本导言发表后，仍有学者继续研究文通的作者是谁以及与作者相关的问题。许国璋先生谈到三点，证明马建忠是文通的作者：其一，朱星说马相伯是文通作者的依据是北京图书馆藏马相伯传记资料，而资料里一处谈到“兄弟二人合作文通”，另一处谈到“相伯著拉丁文通，供初学者用”。其二，朱星说，相伯“言语间露出（文通）是他写的”。相伯所指的是拉丁文通，而朱星不知有此书。其三，相伯大半生都在修道院生活，汉学功底不深，学养不够，难以写出马氏文通这样的书。当然，马建忠在写作马氏文通过程中，“兄弟之间商量必定不会少，而拉丁语法术语译文之订正，相伯 自然 会根据己编拉丁文通乐于答问。”（注：见许国璋马氏文通及其语言 哲学 注。以下引述文通研究成果只提有代表性的论点，不作全面介绍；只引作者姓名，论著题目见“ 参考 文献 ”。）王宪明近年发现了中国近代著名进步思想家严复为马氏文通要例启蒙一书所写的序，从而为马建忠是文通作者提供了又一证据：“独亡友丹徒马眉叔少习拉体诺（案：即拉丁语）、法兰西语，又极嗜往训，淫于故籍，则于是有文通之作。”蒋文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