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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朝军制平议兼评王曾瑜先生的辽金史研究 【 内容 提要】王曾瑜金朝军制是迄今为止有关金朝军事制度最为全面系统的 研究 成果，本文充分肯定了此书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毫不隐讳其不足之处。本文认为，20世纪的辽金史研究之所以始终比较沉寂，在各断代史研究中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其根本症结就在于史料太少，而且由于没有新史料的重大发现，无缘形成学术新潮流。因此，21世纪的辽金史研究必须从上下、左右两个方向去寻求突破，王曾瑜的某些研究成果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关键词】辽金史兵制 书评 王曾瑜承蒙王曾瑜先生送我一部他的新作金朝军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仔细读过一遍之后，萌生了写篇书评
2、的念头。但想到今日 中国 学术界书评的庸俗化、操作的程序化乃至语言的格式化，总觉得不应该循规蹈矩。为了征得王曾瑜先生的理解和同意，动笔之前先给他去了一信，提出我的两点想法：第一，这是一篇纯学术性的严肃的文字，不含任何庸俗的成份，为了进行独立而又客观公正的评述，书评写好后不打算送他过目，并由我自己找地方发表；第二，我不想专就此书论此书，准备连带对他的辽金史研究做一个综合评价。结果我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答复：欢迎任何批评。这就是本文的缘起。一首先应该说明的是，史学界一般习惯于用“兵制”一词来指古代的军事制度，这是中国 历史 文献 中的一个惯用语。王曾瑜先生则主张按照 现代 军制学的规范用语，改用“军制
3、”一词，并以此命名他的这部著作。对此我是不以为然的。既然是以历史时期的军事制度为研究对象，不妨沿用当时的称呼，故本文一般情况下仍用“兵制”一词。好在这两个名词并无任何歧义，对我们讨论的 问题 不会有任何 影响 。本世纪以来，有关金朝兵制的研究在金史研究中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日本学者箭内亘的辽金乣军及金代兵制考，1其中第四章金代兵制之研究系对金朝兵制的专题研究，该文最初发表于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2册（大正五年，1916年），这是日本学者研究金朝兵制的发轫之作。但箭内氏的关注点主要还只限于猛安谋克军制，此外兼及统军司和招讨司。其后，另一位日本学者、20世纪最杰出的金代历史学家三上次男，在他19
4、37年出版的金代女真研究2一书中，又对猛安谋克军制做了相当细致深入的探讨。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在此领域所涉及的问题显得更加狭窄，长期以来，有关金朝兵制的研究课题仅限于辽金元的乣军，而相对于金朝兵制来说，这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擦边的问题。80年代以后，青年学者刘庆虽曾一度涉足金朝军事史，但主要还是研究一些外围的问题，没有深入到制度的层面。王曾瑜先生的金朝军制，是迄今为止有关金源一代军事制度最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它的问世，改变了中国学者在这个领域内长期以来无所作为的状况。金朝军制一书给我的总的印象，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史料搜集之完备，二是内容结构之条理。史料匮乏是辽金史研究一道永恒的难题，仅仅局
5、限于辽金本朝的史料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便有赖于宋代文献。如果要说研究金朝兵制多少有一点便利之处的话，那是由于宋金两国间曾发生过长期战争，宋代文献中所保存下来的相关材料还算是比较多的。王曾瑜先生对宋代史料极为稔熟，在史料的占有上显示了他惯有的优势，这一因素奠定了本书的学术价值。穷尽史料是研究辽金史的基本前提，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一切都将无从谈起。当然，“穷尽”也是相对而言的，如果说本书在材料的运用上还有什么不够周备之处的话，我想可以指出以下两点：首先是作者对元代文献利用还不充分。要想对金末兵制的复杂性有更多的了解，元朝史料实在是很有帮助的，我们从元史研究者的某些论著中已经充分见识过
6、这一点。3其次是作者对于金代考古材料似乎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本书引用的石刻材料基本都出自清人的金石学著作，严格说来，仍应归入文献史料的范畴。一般来说，宋史研究者对考古材料都不大经意，那是因为宋代考古材料的重要性与文献史料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研究宋史可以不怎么理会考古材料，但研究辽金史却不行。不过这样提出问题，对于作者来说恐怕近乎苛求了。在金史诸志中，兵志是写得比较差的一种，有关金朝军事制度的许多问题都没有交待清楚。研究金朝兵制，难在一头一尾。金初兵制兼用女真旧制和汉制，尤其是女真制度的成份，由于留下来的记载太少，研究起来倍感困难。其中如早期猛安谋克制度就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至于勃极烈制
7、度，更是金史研究中的一大难点。而晚金的军事制度，难就难在复杂多变，头绪不清。金朝后期，由于猛安谋克制度的崩溃，以猛安谋克军为主的军事力量已完全无力抵御蒙古的军事进攻，因此在整个蒙金战争时期，金朝兵制中出现了很多权宜性和非制度性的内容。比如为了战事的需要，自卫绍王以后经常增设各种临时性的军事机构，在考古工作者历年发现的金朝后期官印中，即包括大量的都统印、副统印、提控印、副提控印、万户印、行元帅府印等等。4金代后期官印一般带有千字文编号，而从某些都统印、提控印的字号来看，编号已达五六百之多，可见将帅之冗滥。1996年初，从西安市的一处建筑工地内一次就出土了279方金代后期官印，其中绝大部分是属于各
8、种非常设的军事机构的官印，有些铸好之后还未曾启用。由此我们不难想象金末兵制的复杂性。金朝军制一书首次对金代兵制的演变始末作了系统的梳理，总的来看，线索是比较清楚的。从中央军事机构和军区设置沿革，到武装力量体制、军队编制、签军募兵制度、军事装备、后勤和军费、军法和军政等等，结构相当条理，显示出作者对头绪纷繁的金朝兵制有一个很好的总体把握。从书末附录的金朝都元帅府和枢密院长贰年表中，还可以很方便地检索金朝各个时期中央军事机构的组成情况，比起万斯同的金将相大臣年表和黄大华的金宰辅年表来，这个年表的内容要详细得多，不仅包括历任都元帅、左右副元帅和枢密使、枢密副使，还统计了历任元帅左右监军、元帅左右都监
9、和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的任职情况，并且均有详细的资料出处。说到此书的不足之处，一个问题是，尽管叙述显得很有条理，但某些章节多少有点堆砌史料、平铺直叙的感觉。另外，此书给人的总体印象似乎比较平淡，这主要还是受到史料的限制。老实说，在不可能发现更多新史料的情况下，金朝兵制的研究很难取得什么重大的突破性成果。本书作者已经尽力而为了。除此之外，对本书某些具体问题的结论我还存有不同看法，想在这里提出来与作者商榷。当然，这些问题很难断言此是彼非，只是表达我个人的观点，聊供作者、读者 参考 而已。本书第五章金军编制指出金朝猛安谋克军共有六级编制，这一章的内容还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过，5作者在本书自
10、序中也特别提到这个问题，认为这是一个创见。但我觉得这个问题还值得考虑。所谓六级编制，其史料依据是三朝北盟会编卷三的下述记载：“其官名则以九曜二十八宿为号，曰谙版勃极烈（大官人）、勃极烈（官人）。其职曰忒母（万户）、萌眼（千户）、毛毛可（百人长）、蒲里偃（牌子头）。勃极烈者，统官也，犹中国言总管云。自五户勃极烈推而上之，至万户勃极烈，皆自统兵。缓则射猎，急则出战。”又曰“队伍之法：伍、什、百皆有长，伍长击柝，什长执旗，百长挟鼓，千长则旗帜、金鼓悉备。伍长战死，四人皆斩；什长战死，伍长皆斩；百长战死，什长皆斩”云云。6但是从金朝方面的大量记载来看，猛安谋克军只有万户、千户（猛安）、百户（谋克）、五
11、十户（蒲里衍）四级编制。作者以金史越王永功传里提到的“伍长”一词作为五人长的佐证，按越王永功传云：“老妪与男妇憩道旁，妇与所私相从亡去，或告妪曰：向见年少妇人自水边小径去矣。妪告伍长踪迹之。”这里讲述的是越王永功在担任大兴府尹时断案周密的故事，文中所说的“伍长”显然是指民户保伍制下的保长，与军队编制毫无关系。作者又以金史中屡见的“护卫十人长”来证明金军编制中确实存在十人长一级编制，这一证据也很勉强。金朝的侍卫亲军定制仅二百人，设护卫十人长、五十人长、百人长，与猛安谋克军的编制不可类比。总之，如果猛安谋克军确有五人长、十人长两级编制的话，在金代文献中是不可能看不出来的。本书第六章第二节乣军等之变
12、乱，认为乣军就是由乣人组成的军队，其成份是女真人之外的游牧民族。我想作者关于金朝乣人和乣军的概念恐怕是不够准确的。辽金元的乣军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很难有一定之说，但金朝的乣军不同于辽朝的乣军，这一点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一般认为，金朝的“乣”大致是指归附金人的北方各游牧民族，然而从金元文献来看，金朝的乣军可能主要是由契丹人组成的。元人所作的圣武亲征录在记载金末乣军之乱时，径称乣军为契丹军，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又本书第七章签军和募兵中，引用了宋使楼钥的这样一条记载：“宿胙城县，途中遇老父云：女婿戍边，十年不归，苦于久役，今又送衣装与之。或云：新制，大定十年为始，凡物力五十贯者招一军，不及五十贯
13、者率数户共之，下至一、二千者亦不免；每一军费八十缗，纳钱于官，以供此费。”7作者以此说明金朝签军（即征兵制）给人民带来的 经济 负担之重。这样理解是否正确呢？金朝前期确实是以签军制为主流，大定八年（1168年），世宗与参知政事魏子平就继续实行签军制还是改行募兵制的问题进行过一次讨论，“上问曰：戍卒逋亡物故，今按物力高者补之，可乎？对曰：富家子弟呆懦不可用，守戍岁时求索无厌，家产随坏。若按物力多寡赋之，募材勇骑射之士，不足则调兵家子弟补之，庶几官收实用，人无失职之患。上从之”。8根据金史的这一记载，世宗采纳了魏子平的建议，决定以募兵制代替签军制。上引楼钥的记载，是他在大定九年（1169年）十二月
14、随贺正旦使汪大猷出使金朝途中从金人口中听到的消息。根据这种说法，从大定十年开始实行的“新制”，是按每户物力钱的多寡征收免役钱，凡物力钱达到50贯者即纳80缗免役钱，“纳钱于官，以供此费”，即以此免役钱供募兵之用。这条史料正好印证了金史关于世宗朝已改签军制为募兵制的记载，把它描述的内容理解为签军制是不对的。二王曾瑜先生是宋史学界实证史学的一员健将，他的学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史料娴熟。宋代以后历史（辽夏金除外）与先宋历史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这就是文献史料的极大丰富。如果说研究汉唐史的学者史料娴熟是本份的话，那么宋史研究者若能达到史料娴熟的地步就是天才。单就史料的掌握这一点来说，王曾瑜先生
15、可能是超过了前辈学者的。第二，方面很广。在宋元明清史各代的领域内，研究者的分工是越来越细了，很难再有包打天下式的学者。比较之下，王曾瑜先生的研究领域是相当宽泛的。就宋史而言，举凡 政治 史、经济史、 社会 史、典章制度史等等，他都有一定研究；此外，他还涉足于辽金史。宋史学界兼及辽金史者自是不乏其人，不过从涉及的问题来看，一般都是与宋史有关的，亦即属于宋辽关系史或宋金关系史的内容，其出发点依旧是宋史，像王曾瑜先生这样能够完全脱离开宋史去研究辽金史的学者是并不多见的。王曾瑜先生曾多次谈到他对辽金史研究的见解，他极力主张辽金史研究者应兼治宋史，以改变就辽史论辽史、就金史论金史的状况。对此我是深有同感
16、的。本世纪的辽金史研究之所以始终处于不太景气的境况，其根本症结就在于史料太少。近百年来，各个断代史几乎都有新史料的重大发现，先秦史有甲骨文、金文，秦汉史有简牍文书，魏晋南北朝史新近也有吴简出土，隋唐史有敦煌吐鲁番文书，宋史有宋会要辑稿的问世，西夏史有黑水城文书，元史有域外文献，清史有数量惊人的档案资料；惟独明史和辽金史没有重大的新发现。明史研究一直比较沉闷，可能与此有关；辽金史研究的困窘则更能说明问题。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馀录序中说：“一 时代 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辽金史的最大缺憾，就是因为没有发现新材料，无缘形成一个时代的学术新潮流。那么，辽金史研究的出路何在？我以为，它的出路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