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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的冲突与耦合基于信任文化的视角 从功利主义思想对高校管理影响的角度来看，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不信任关系受到工具理性的主导。在高校内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学术群体和行政群体都在试图通过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途径介入到对方的权力范围中，而同时都在建立和发展防御性的策略来应对这种干扰。本来，任何一种管理理念和模式都是建立在对人性不同认识和不同假设的基础之上，对于高校教师而言，其“社会人”的特征非常明显，但在事实上，在由行政群体掌握的学术评价中，又简单地退化为“自然人”的界定，这种人性假设倒退的出现，使学术群体不认为行政群体能从自身的立场出发，也宁愿相信简单的公平，这就形成了
2、学术群体和行政群体都会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工具理性的局面。学校领导人迷信于组织的效率面，忽视组织的人性面，奉科学主义、权力主义和经济主义为圭臬，把学校管理视为脱离人、脱离人际关系的客观存在，以致学校管理的物质化、工具化与效益化。民主、人本、合作、关爱与道德意识在学校场域逐渐消解。8因此，在这种不信任文化氛围中设定的一套标准化的技术体系即使再完善也有其天然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造成工具理性的盛行。而信任文化基础上的开放、包容、自由、平等，恰恰是自觉性、创造力、责任心产生的良好的文化根源倒被忽略了。从中国社会的信任关系对高校管理影响的角度来看，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不信任关系受到私人信任关系差序格局的
3、严重影响。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信任文化的具体内涵和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西方社会的信任是一种团体格局，而中国社会的信任是一种差序格局。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社会信任和组织信任，中国社会的信任历来是一种私人信任和熟人信任的状态，特别是以家庭为单位和核心的强固的依恋和信任关系支配着人际关系的格局。在差序格局的影响下，中国的信任文化明显呈现出家庭内部信任度高、家庭外部信任度低的特征，而在日本，个人与非血缘组织、公司、国家间的双向责任的传统，塑造出了高信任度的社会文化。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缺乏整个社会信任系统的建设、促进和维护，高校自然概莫能外，并且高校内部还形成了基于自身利益立场的不同的小团体。小团体之间试图相
4、互渗透，是想通过广泛深入的接触和交流来建立更广泛的信任。尽管这种更广泛的信任依然是一种熟人信任，但这种同心圆式的信任模型和结构至少可以不断扩展一个具体组织内部信任关系的范围，直至涵盖这个组织。3.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互关系的失序与不信任文化的蔓延当前，高校对学术资源争夺失序是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不信任关系形成的利益方面的重要原因。此前之所以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不信任的社会关系简化为学术群体和行政群体的人际关系，从而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不信任简化为学术群体与行政群体的不信任，正是因为学术利益和学术资源本应是学术权力所应主张和主导的，但在现实过程中，由于“仕而优则学”现象所带来的行政权力争
5、夺学术利益的事情不断发生，加上部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形成了勾结关系，使得学术利益争夺失序。学术权力不相信行政权力对学术资源能够做出客观、公正的分配，行政权力也不相信学术权力具备能够围绕学校事业发展而做出战略选择的公共决策能力。而高校对学术成果评价失序也是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不信任关系形成的重要内部原因之一。学术成果评价不仅涉及如上所述的学术资源分配，比如课题中标；更涉及对学术群体自身能力与价值的评价，比如职称评审。因此，围绕评价的目标、手段、方式，甚至围绕着对大学的本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对大学的基本职能以及教师劳动评价的复杂性等问题，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一直未就学术成果评价的科学性、先进性
6、、现实性达成广泛的共识，一种多元的、分类的学术成果评价体系始终未能建立起来。长期以来的以统一、量化为特征的学术成果评价机制，不仅抑制甚至扼杀了高校对于学术的真正兴趣和动力，也直接造成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冲突，学术权力指责行政权力简单、粗暴，行政权力指责学术权力蜕变、自保。除上述原因之外，学术创造过程失序也是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不信任关系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内部原因。学术创造是学术权力的内在价值追求，其过程应当是独立的、自由的，但在一定的社会空间、资源结构和利益关系中，保持完全的、高度的独立自主性也是困难的和不现实的。就高校内部实际来看，在长期由行政权力主导的体制下，学术权力对行政权力的干预开始出
7、现妥协、适应甚至主动归顺，学术创造过程也出现了失序：数据造假、论文抄袭、署名乱象等层出不穷，甚至造成一些学术人员和学术群体为迎合行政权力的评价不惜制造学术虚假事实的情形，当然也包括为完成行政权力所设定的某种目标而不惜进行的公关行为，而真正的学术创造却往往被忽略。三、高校信任文化生成过程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的耦合根据什托姆普卡关于信任文化的社会生成模型，“理性选择取向的传统版本似乎也忘记了信任或不信任的决定发生在先于此存在的文化背景中，在那里标准的规则推动人们去信任或远离信任。从这种角度看，信任既不是作为计算的取向，也不是作为一种心理倾向，而是作为文化的规则出现”。这种信任文化的发生机制在于
8、，首先从社会当前信任文化的某种固有水平信任或不信任的传统开始，然后，现实的结构环境如规范的一致性、稳定性、透明度、熟悉性、责任性，提高或降低了伴随信任的酬赏以及信任赌博被实现或背叛的可能性。9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信任文化生成的过程，也是两者耦合关系建立的过程，这种耦合使两者之间超越对立冲突和此消彼长，成为一种协同与依赖的关系。在高校学术和行政权力之间培养高度的信任文化，以此形成两者之间的耦合，将使两者关系由既往完全的工具理性逐步走向起码是增加文化选择的成分，使学校从控制为基础的技术管理转向以信任为基础的文化管理。其耦合作用在于，当我们陷入无法为信任提供理性证据的信任困境时，通过运用社会文
9、化积淀的认知和行为规则去弥补证据的不足，从而做出信任判断和决定，因为学术群体和行政群体为信任寻找的根据已经从证据层面转变到规则层面，证据的合法性需要接受理性逻辑的检验，而规则的有效性则只需要获得社会认可。10同时，做出信任的判断不再需要进行精准的理性分析和计算，而是经常不假思索地予以信任。显然，这种信任文化对于消除学术与行政权力之间的隔阂和对立非常有益。为此，需要做出以下努力：一是完善制度保障和权力自治机制，有力促成高校信任文化的生成。构建信任文化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大学制度的不断变迁是随着大学的发展不断进行的，而当前不信任的文化也是在社会转型产生的。当既有的制度结构和机制不能满
10、足大学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化时，必须要进行制度变革，从中西方大学的发展历史和现实看，这个变革的过程是渐进的，而不是休克式的，在此过程中，必须构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信任，以完成制度的确立。建设制度信任，必须逐步改变私人信任；而围绕人际信任，也才能构建组织信任。在围绕制度信任建设组织信任的过程中，必须首先达成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的人际信任。在不信任的文化环境中，要统筹、辩证地使用人格化和非人格化的管理策略，既要通过人格化的管理策略尊重学术活动的特殊性，也要通过非人格化的管理策略彰显制度的公平与公正。11与中国传统社会相比，当前的社会状态由于交往广泛、流动频繁，更多地表现出“匿名社会”、“隐私社会”的
11、迹象，即人们不再非常熟悉而“知根知底”，传统社会信任建立和运行的关系机制和道德机制开始逐渐失灵，只有依靠制度才能建立起人们在交往过程中最初的信任。而在大学这样的复杂组织中，因为利益上可能存在的对立，学术和行政权力也必须首先依靠制度建立起信任关系。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制度绝不只是机械的、可重复的技术性的符号和规范，而是着力于营造稳定的发展预期和公正的权力保障、完善的制度信用和平等的发展机会的价值制度和制度文化。比如在高校里，因为并不具备相关的专门知识，学术群体可能无法正确认识到某项财务预算或者人事改革内容的科学性内涵或者政策性要求，传统的认知理性无法做出是否信任的决定，而如果学术群体一贯信任
12、财务制度或者人事制度的合理性和权威性，就可以容易地做出信任的判断。同样，行政群体也会将更多的学术评价事务放心地交予学术群体。因此，建立制度以及保障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都能够具备充分、科学、公正地行使权力的自身治理体系，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双方建立信任的前提。二是优化学术评价和利益分配机制，有效恢复两种权力间的应然性关系。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所以产生不可避免的冲突，首先在于两者之间存在着无法避免的关系，那就是：围绕着高等教育目标的实现，双方都有着自身独立的目标诉求和价值追求。但如前所述，两种权力必须相互依赖才能实现自身的目标和价值。学术权力必须依赖行政权力才能建立基本的秩序和规范，行政权力必须依赖
13、学术权力才能实现高等教育的目标和大学的职能。在此过程中，学术评价和利益分配是一个核心问题。学术权力自身对学术的评价，本应是最接近学术本质和本源的，但在现实中必须得到行政权力的确认。因而，行政权力主导的学术评价及其具体的目标、手段和方式就能充分地影响学术本身。优化学术评价及其基础上的利益分配体制，必须兼顾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价值和目标。行政权力确立的高等教育的目标和价值，是大学处理与政府、社会关系必然要考虑的一个因素，自然，行政权力也会将这一目标和价值的实现传导和委托给学术权力。但并非每一个学术个体的活动和付出都能够直接地指向行政权力所确立的目标和价值，这就需要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即行政权力应
14、当赋予更多维度、更广视角、更大立场下对于学术评价的标准。具体而言，行政权力主导下的高校应当树立更为科学的人才观，客观、公正地对待每一个承载学术权力的学术个体，才能让学术个体回归自身的价值轨道。三是建立信任教育和失信监督机制，有效抑制影响高校信任文化生成的因素。制度是信任的基础，但信任也是制度的基础，因为制度的普遍性和有效性必须依赖于人们对制度本身的信任，可以说，制度信任本质上是一种理性选择理论。问题在于，如果信任完全都是理性的，那信任几乎就不会发生，就会形成信任的悖论，那就是：我们是因为他人可信才付诸信任，但我们又无法完全确定他人是否可信。现有的各种宏观的社会信任理论，都无法很好地解释在同一社
15、会中，为什么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信任他人，某些群体比其他群体拥有更高的信任倾向，甚至某些地区比其他地区呈现更高的信任水平，12而这正是在社会环境和制度建设总体背景一致的情形下，与个体所接受教育的不同背景、方式和程度息息相关的。家庭生活中的情感聚集与沟通、学校教育中的榜样树立与道德塑造、社会活动中的消除不公平与改善信息不对称等等，都可以履行信任教育的职能，使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水平得到改善。就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实际而言，惩戒学术不端行为，提升学术道德建设水平；严格管理要求，改进行政权力运行的方式和作风，都是提升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信任水平这一重要教育机制的内涵。在此过程中，还应当建立失信的惩罚机制以
16、形成反面教育的态势，比如，在建立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学术评议实名制度等活动的过程中，对于那些失信的行政权力或者学术权力进行曝光以起到震慑和教育作用，也是一种重要的机制建设。参考文献：1刘圣中.不信任文化中的非人格化管理匿名评审、年龄界限与一刀切现象的综合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07，(2).2德齐美尔.货币哲学M.陈戎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78-179.3郭德侠.高校教师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3).4唐帼丽.儒学人文主义人论观下的传统信任文化J.兰州学刊，2012，(7).5黄晓波.社会地位评价对信任文化生成的影响探究J.学理论，2010，(32).69波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M.程胜利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33，176.7陈莉.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浅议信任文化生成J.苏州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