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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黄、澳门与来华西人关于明清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思考 大黄是主产于中国西北、西南地区的特产药材，被喻为“药中四维”之一（明代名医张介宾语），曾在明清中外关系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10932894。由于西人东来以及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在明清中外关系史上发挥着沟通中西的独特作用。明朝中后期起，西方殖民者东来，形形色色的来华西人在明清中外关系史扮演着重要角色。明清时期世界逐渐由分散走向整体，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然而，世界近代史与中国近代史之间存在着数百年的落差，这一落差正是在明清时期。综合研究明清时期的中国特产、特殊地区及特殊人群，有利于宏观上把握明清中外关系的特点，促进明清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深入。一 明清中外
2、关系史视野下的大黄、澳门与来华西人“人”“地”“物”提供了历史发展演变的基本内容及场景。大黄为边疆物产，反映的西北、西南内陆边疆对明清中外关系史的影响。作为东南海疆的独特区域，明清以来澳门在沟通中西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在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以及使中外关系演变成目前的格局，明清时期来华西人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在中外关系史框架下对三者分别考察并进行综合研究有利于正确理解、定位明清时期的中外关系史。（一）明清中外关系史的大黄10932856大黄对中外关系史的影响，并非始自明清。有的观点认为，早在东汉时期，罗马帝国就从黑海沿岸获得了来自中国的大黄。大黄由于易受潮腐烂，陆路贸易兴盛早于海路。但大黄出口海外
3、，至少在宋代已出口于东南亚的三佛齐等国。但大黄对中外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则主要在明清时期，特别是清前期。大黄影响明清中外关系，主要体现为大黄制夷或茶黄制夷。明嘉靖朝起，已有明确的史料表明，大黄开始用于制夷。但这一时期的制夷，主要针对哈密、吐鲁番等明朝边境地区，这些地区仍在传统中国的范围之列。但入清之后，大黄制夷开始拓展。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乾隆五十四年至五十七年的大黄制俄。通过查禁大黄，清朝成功迫使俄人屈服。乾隆朝大黄制俄的成功，强化了俄人需要大黄的观念，从而以后对大黄输俄进行了严格控制。而且，乾隆朝大黄制俄到嘉庆十四年还导向了大黄制英，由陆路扩及海路。鸦片战争时期，更形成了盛行一时的茶黄制夷。史学
4、界对大黄的已有研究，主要是因为大黄在制夷中的重要角色。大黄之所以能充当这种重要角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黄制夷观念发展中大黄受到了毛皮、茶叶以及丝绸、茯苓、苏合油等各种商品的影响。而大黄制夷观念的瓦解，很大程度上又体现在大黄返回本真。作为本真的大黄，大黄作为重要的贸易商品与药材，在明清中外关系史占有一定的地位。从贸易价值来看，大黄在清前期外贸中的重要性往往仅次于茶、丝、土布等少数几种大宗商品。大黄作为在中医、域外汉医、伊斯兰医学及传统西医中均有重要用途且被普遍认为产于中国的药材，其在境外的运用本身就属于中外关系史的范畴。大黄影响明清中外关系，不仅仅体现大黄收编了毛皮、茶叶、丝绸等商品的历史影响。
5、大黄对中外关系的影响，亦为其他商品、事件所隐没而不显。丝绸之路上，牧畜的治病，多有借助于大黄者。早在唐代，大黄广泛用于疗马，并且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明清时期边疆民族用大黄治各种牲畜之病，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丝路上驼铃悠悠，延续数千年，其中亦有大黄的功劳。影响是双向的。不仅大黄影响了明清中外关系，明清中外关系对大黄也产生了种种影响。在明清中外沟通的大背景下，大黄自身也发生重要转变。“大黄”有一个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大黄概念的演变历程，清晰地显示出这一时期的中外关系的特点。中国的大黄概念常有大黄、土大黄、山大黄之分。在大黄之中因其制法的不同，在医学上有生大黄、制大黄（熟大黄）、酒大黄、醋大黄、
6、大黄炭（炙大黄）等名目。在国人的日常知识体系中，大黄就是药材，所以，百度搜索“大黄”图片，大黄显示出来的是大黄的块根，即作为药材的大黄。而谷歌检索“rhubarb”（大黄）图片，屏幕上红彤彤的一片，显示的是作为蔬菜或水果的大黄。而大黄属概念的产生，大黄属植物被视作大黄，实现了“大黄”内涵的西方转向；与此同时，在某些场合下，大黄又具有一些中国特色或地方特色的内涵。（二）明清中外关系史的澳门澳门在明清中外关系史的意义，学界多强调澳门的特殊性，强调它的试验田性质。正是基于“澳门文化是异质异体文明碰撞相融的独特案例”等类似想法，学界提出了澳门学的概念，并对学科建构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设想。较近的相关成果主
7、要有：林广志的试论澳门学的概念、对象及其方法（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郝雨凡、汤开建、朱寿桐、林广志的融会与超越：全球文明史互动发展的澳门范式论澳门学的学术可能性（学术研究2011年第12期）；郝雨凡的澳门学的学术可能性（社会科学辑刊2012 年第1期）；郝雨凡、吴志良、林广志主编的澳门学引论首届澳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4月）10932857。这些构想对推进澳门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认为，这些文章强调了澳门的特殊性，以之作为澳门学得以存在的最重要的基础，同时又主张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待，特别借用了全球史的核心理念“互动”。这种对澳门特
8、殊性的强调，本文认为基本上是在现代语境下的阐述，甚至是西方语境下的陈述。已有研究借用全球史模式进行探讨，对该模式的内在局限似关注不够。本文以为，无论如何互动，总有一个主导力量的问题。澳门在明清中外关系史或者在明清中国史的意义难道呈现的基本上是特殊性的意义吗？或者换个表述，澳门在何种意义上是特殊性，又是在何种意义上是一般的？对这一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解答，可以展现澳门史研究的多样化图景。如果在对明清的共性思维范围中理解澳门，自会有不同于“特殊性”视野的场景10932858。对澳门史的研究，并不仅仅是中外关系史的意义，而且还要强调中外关系史之外的意义，只有这样定位，才能破立结合，准确定位澳门的历史地
9、位及其在明清中外关系史中充当的作用。澳门的主权从来属于中国，老一辈澳门史研究专家比较重视，并做了充分的论证。然而，现代学者在澳门史研究中却关注不够（也许因为非常明显的事实而造成“灯下黑”）。澳门很大程度上是葡人东来的产物，但是澳门并没有发展成“果阿”；之所以发展成为现在的场景，其中中国因素恐怕是最重要的因素，当时中国较为强大的国力及其对澳门的有效控制，成为澳门和谐共生的基本保证。以下就上述澳门学学科建设论文中提到的一些问题，稍加讨论。林广志先生在文中谈道：“多神信仰是澳门宗教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澳门庙宇教堂随处可见，各路神仙都有栖身之所，有的庙宇甚至同时供奉不同的神祇，众神共舞，济济一堂。”随后
10、还强调：“在（澳门）如此狭小的空间，汇集了如此众多的宗教门派，而且宗教门派之间，长期和平相处，相安无事，甚至互相融入，这在世界宗教发展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10932859其实，一庙多神现象至少在福建东部沿海地区是极为常见的。2000年夏，笔者在福建古田凤都镇溪头村就发现有一小庙同时供奉陈靖姑、孙大圣、玉皇大帝，而且不同神有不同的签。正值有村民抽签，抽了大圣签或玉皇大帝签，即两者中的一种，结果抽的签不满意，说此签不灵，又抽另一者的签10932860。笔者所在的学报发过俞黎媛先生的有关文章10932861，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早年编者关注过一庙多神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福建表现得非常突出。一庙多神或一个
11、小地方集中了大量的寺庙，是中国全国性的现象，还是中国南方某些地方如闽粤地方的主要特色，答案显然是后者。如果再考虑供奉的神灵，则澳门宗教的闽粤色彩更加明显。澳门有众多的寺庙且长期和平相处，出于何种原因？从葡萄牙东进的各个港口城市看，也许只有澳门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为什么澳门能够做到这一点？是澳门这个地方本身具有特别大的影响，还是它背靠的内地对澳门有特别大的影响？从明清乃至古代中国的历史来看，中国往往宽容对待各种宗教，而且各传入的宗教与本土文化实现有效融合，而不似西方那样有特别剧烈的宗教冲突。各宗教在澳门的多元共存与儒家中庸思想以及闽粤崇巫尚鬼习俗有很大的关系（而崇巫尚鬼又与闽越族文化遗存有关）。
12、清代广东人常称外省人为外江佬，然外江佬并不包括福建人。广州、澳门的大商人，包括行商，其祖先即来自福建。笔者以为正是中国文化及闽粤地方文化对澳门的影响，才决定了澳门宗教的多元文化共存。然而，在晚清时期，西方以坚船利炮为后盾传教，致使教案频发。林广志、郝雨凡等学者的研究，均强调了澳门学的“范式意义”，并认为“互动相生”是澳门学的特点。澳门学的推进，到底侧重突出澳门模式可以推而广之，还是澳门模式之来之不易，这是两个不同的思路。吴志良强调：“在澳洲400多年的历史中，或多或少产生过不同程度的纠纷，但最终都能在互相忍让和谅解的基础上通过磋商和谈判来解决，不争一时之长短，但求长期共存。这难道不值得当今世界
13、或因经济、或因宗教、或因种族而大动干戈的国家或地区效仿？”吴志良并由此得出结论：“从学术意义上，澳门的历史演进也有力地说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难以令人信服。”10932862其实，上述对澳门这种和谐共生的独特性的强调，本身就说明各地区或因经济、或因宗教、或因种族而经常大动干戈，虽然澳门模式在学理上可以推广，但在实践中只是非常特殊的个案。以非常有限的个案反驳“文明冲突论”这一整体，在逻辑上并不是有说服力的，它最多说明针对具体的个案，带有普遍性论述色彩的“文明冲突论”适用性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强调澳门的独特性，不能仅仅导向它的普适性，或者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推导出它的普适性，最多只能强调它在何种意
14、义上具有推而广之的价值。尤应关注的是，在有着各种文明冲突的世界上，为什么会有澳门能够难得地维持着和谐共生的关系？这可能更具有学术意义及现实借鉴色彩。也就是说，要着重强调为什么澳门能而其他地方不能维持这种和谐共生的关系，并且对此进行历史地说明，而不是形而上的空谈，避免过度拓展所研究对象的普适意义。研究价值与对象在历史上的价值要区别开来。强调澳门学的意义，重点不是强调澳门模式可以如何推广，而是要特别注重澳门模式的边界。理论运用必须服从于具体多变的历史事实，并据此有所调整。强调澳门模式的边界，即强调澳门能达到目前这种和谐共生是多么的不易，则可能更启人思考10932863。关于澳门医学方面，有讨论澳门
15、学的文章强调指出：“一组颇具特色的偏方，其中许多方子既不同于中药方又异于欧洲的西药方。”10932864中国自古以来存在着各具特色的各种医学，除中医之外，还有藏医、蒙医、彝医、壮医等民族医学，各种医学既吸收了周边医学的要素，又具有自身的特色。如藏医就综合中医、印度吠陀医学以及传统西医的某些因素，形成了具有青藏高原地域特色的藏医。其对大黄的分类、使用与中医、西医、阿拉伯医学存在很大的不同。毕竟，现今中国版图约有近40种大黄，大部分分布于青藏高原，大黄就是中国藏区重要的土产药材。要理解澳门医学要采用民族学、人类学的文化考古分析方法，鉴别出澳门医学到底糅合了哪些医学的成分，然后进行化用，哪些移植的成
16、分比较明显，哪些变化的因素比较明显，其变化的动力又来自何方？如何采用比较人类学的方法，将澳门医学与藏医这种具有鲜明的青藏高原特色的医学进行比较，可能能够产生新的思考。到底澳门医学中受传统西医的影响多大？受印度医学的影响多大？受中医的影响多大？又是如何体现了澳门及其所在珠江地区的地域特性的？这些问题都可以进一步考虑。强调澳门特殊性从而具有普遍性的学者，多借重于全球史理论。刘新成强调：互动是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10932865。刘新成在中国大力推广全球史研究模式。互动是从来就有的，还是在某个历史时期才有的？“文化互动相生”应是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只要存在略有差别的文化，文化互动相生就可能存在。文化互动及文化互动相生并不是全球化时代独有的现象。如果互动只是在不同范围内普遍广泛的存在，那么值得强调的不是互动本身的意义，而是谁主导、如何主导这种互动这一更为迫切的问题。笔者研究
